人物簡介
童冠賢(1894-1981),河北省陽原縣化稍營鄉堵泉村人,清末遷居宣化城內居住。清末遷居到宣化城(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早年畢業於宣化府中學(宣化一中),後考入天津南開大學,後又公費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以後又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及德國國立大學研究所研究政治與經濟學。留學期間,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組織,1925年回國後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後隨國民黨元老顧孟余赴廣州參加國民北伐革命,遂受命返京任中國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華北分會委員。
在南開大學讀書期間,組成抗日組織“新中國學會”,出版刊物抵制和反抗。五四運動期間,童冠賢在國外組織留學同學,聲援北京學生的攤販帝反封建運動。抗戰勝利後,曾任國民黨政府善後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署長。他與聯合國救濟總署駐京代表藍赫魯密切合作,爭取衣服、毛毯、奶粉、肉類罐頭及藥品等物資,救濟災民。還致力於善後建設工作,如建設、修建清華、南開、燕京各大學的教室、校舍,資助保定農學院、醫學院與天津工業專科學校的恢復建設,並擴大北京、天津兩市的救濟工作,永定河上游官廳水庫的籌建工程等。1947年,童冠賢當選立法委員。1948年,他當選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1950年適居香港,在香港崇基學院任教。
人物生平
童冠賢,名啟顏,冠賢為其名世之字。他於清朝光緒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即公元1894年5月16日,出生在距離北京較近的直隸省宣化縣城(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1913年春天,童冠賢考入天津南開學校;1916年12月,由南開學校畢業,系南開學校第九次畢業生。1917年春天,他與高仁山、劉東美、陳鐵卿、楊伯安等同班同學到日本東京留學,組織留日南開同學會,出任幹事長。
他比小他有4歲的周恩來考入學南開學校早有半年,也早半年畢業。周恩來在南開讀書時,與童冠賢的同班同學陳鐵卿等較熟,何時與童冠賢相識,不見記述,約在同期就讀南開學校期間。據周恩來在南開學校的《校風》周報《紀事》專欄記載,童冠賢為當時南開學生組織的又一團體——自治勵學會的德育部部長。童冠賢成為南開同學中比較有影響的人物,是在到日本留學以後。到達東京以後,他不僅出任了留日南開同學會幹事長,而且在1917年7月與高仁山一起提議組織團體,藉以敦品勵學、報效祖國。是年7月20日,他與高仁山、劉東美、陳鐵卿、楊伯安等南開同學,還有楊扶青、李峰、黃開山等天津水產學校、天津法政學校到日本留學的學生,一起組建了新中學會。當時,童冠賢的同班同學、在南開學校讀書時任自治勵學會副會長的馬洗凡雖在國內,因事前取得聯繫,也被列為創立人。
據楊扶青等人在《新中學會紀要》一文中回憶,新中學會是一個政治性的團體,之所以稱“學會”,是為避開當時比較污雜的黨派、政團名稱。擬定的學會章程為了體現嚴肅性,以本會的憲法之意,稱為“會憲”。會憲規定學會的名稱定為“新中學會”,規定以聯絡感情、砥礪品行、闡明學術、運用科學方法刷新中國為宗旨;規定以“赤心”為會徽,用以表示赤心肝膽,為國為民,為本會的事業努力奮鬥,同時含有熱烈、勇敢和會員們赤誠相見之義。新中學會成立時,既沒推選會長,也沒建立執行委員會或理事會一類的集中領導組織,規定需要舉行會議時公推一個比較年長的會員為主席,會內的具體事務按照實際需要,推舉一或二名以上的幹事擔任。新中學會的實際領導人,公認的是童冠賢和高仁山,以及1918年3月到達東京的馬洗凡;這幾個人是新中學會的中心人物,會內一切大事,事實上都由他們決定。新中學會在創立初期,會員的組織生活是相當嚴格的。當時,以童冠賢、高仁山、劉東美在東京租居的早稻田隺卷町12號為會址,命名為“新中寄廬”。
每逢星期日的上午,均在“新中寄廬”舉行會員座談會,會員分別介紹自己的家庭情況、學歷志願等,座談國家大事、個人的學行感想等,或輪流座談個人一周來的讀書心得,及作學術講演等。
從政經歷
童冠賢早年在日本留學,後加入國民黨,曾因為反對當時高層的決議被排擠在黨中央之外。1947年,童冠賢當選立法委員。1948年,他當選中華民國第二屆立法院院長。1949年,他曾和時任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受代總統李宗仁之命飛往廣州,勸先前播遷到廣州的行政院返回南京辦公。結果,行政院長孫科沒有答應。
國民黨政權在第二次國共戰爭中漸漸失利,播遷到台灣省。1949年10月7日,辭去立法院長職務,從此淡出政壇。
公館
童冠賢公館位於南京市玄武區天山路24號。與雞鳴寺北極閣為伴,同玄武湖古台城作鄰。獨家宅院,清幽恬靜,占地面積861.1平方米。木製院門,坐西朝東。主體建築為二層西式樓房,磚混結構,南北朝向,平面呈“L”型。紅色平瓦屋面,淡米色灰粉外牆,木門窗,二樓內拐處為露天陽台。院內還有平房一進,總計二幢16間房,總建築面積為284.4方米,是童冠賢30年代任中央大學教授時所建。
童冠賢(1894-1981年),名啟顏,字冠賢,河北省宣化縣人。1915年天津南開大學專科畢業,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獲法學學士學位後,轉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留學,入柏林大學研究院為研究員。後再赴英國留學,入倫敦經濟學院為研究員。
1926年回國,歷任北京政治分會委員,國立中山大學教授,省立安徽大學法學院院長,國立編譯館人文組主任,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1933年,任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審計部常務次長。1935年後,任中央大學教授,經濟系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監察院山西、陝西監察區監察使,司法人員考試監試委員。1945年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署長。1948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後任立法院院長。1949年,移居國外。1981年8月7日,在加拿大逝世。
與周恩來交往
周恩來是在1917年9月到達日本東京,開始在東瀛的留學生活的。他先落腳神田區一家旅館,後在神保町租居比較便宜的“貸間”,每天去離其住處較近的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習日文,準備投考官費留學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因南開同學的關係,他在東京住下以後,很快就與童冠賢、高仁山、劉東美、陳鐵卿等同校學友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繫,參加了童冠賢等人在東京組織的南開同學會的活動。周恩來加入南開同學會後,被童冠賢等人推選為評議員。到東京以後,周恩來從1918年元旦起開始記日記,記有不到一年。
旅日日記,記有不少與童冠賢密切交往的情況。在他開始記日記的第二天,即1918年1月2日,日記中就記有:“晨間起來後,童冠賢來,等吳滌愆,打算同到漢勉君的住處,約他做南開同學會的庶務。不一會兒,滌愆來了,兩個人商量一同前往,忽然想到書記一職,陳鐵卿還沒答應擔任,所以先打算去勸鐵卿。本來這書記的事,冠賢幹事長先叫我乾,我想想我要預備功課,三月里還打算考師範,實在沒有閒功夫,便辭絕了。就是評議員,我還打算辭去,等到後天開會時向大家說,不定可辭去辭不去。”1月4日又記:“午飯後滌愆來了,坐著談了一會兒話,同著到東亞學校,因為今天是同學會開會的日子。等到二點鐘,同學諸位到了十七八個人。童冠賢是總幹事,他主了席。起首是宣布職員:‘總幹事童冠賢,副幹事吳滌愆,會計王善之,書記陳鐵卿、劉東美,庶務高仁山、江安甫。’”同時記有“大家允許我辭了評議員”,也就是說,他要求辭去南開同學會評議員一職,得到童冠賢等人的應允。
1月6日記有:“……往中華館見著冠賢。午飯後同蓬兄、白濤到滌非處談了半天,出來又到冠賢處,見著東美同楊、李二君。冠賢告訴我,前天同學會開會有人疑惑我鬧意見,冠賢已經給我解釋我的辭職理由。冠賢又問我的真意,我亦告訴他,談了許久。又在中華館晚飯,晚上還同他們上淺草看喜歌劇。”1月8日記:“晨起至東亞學校,得家信,痛知八伯父故去,哀痛異常,不知所以。下午蓬、朴、滌、冠等君來慰。”這是說在那一天下午,童冠賢與吳滌愆等一同來安慰了得知八伯父故去噩耗後異常哀痛的周恩來。1月19日記:“下午上完課後,我立刻坐電車往早稻田去。到了那塊,見蓬兄、滌非均不在家,先到冠賢那塊談了一會兒……”
2月1日記:“今天晌午,在路上遇見冠賢,他告訴我仁山今天就要回國。我聽見很奇怪,想著他方回來怎么又要回去呢?冠賢又告訴我,因為家裡頭有事的緣故。”是日晚間,周恩來暫時搬到“季沖處”,開始集中精力準備參加考試。到3月上旬,他參加了東京高等師範的入學考試,卻終以日語沒能過關未被錄取,情緒顯得比較低落。周恩來在3月11日的日記記有下午“冠賢、鐵卿來”;也就是說,童冠賢和陳鐵卿這兩位南開同學會的總幹事、副幹事,得知周恩來沒有考上高師以後,特意對他進行安慰。轉而,周恩來開始準備參加7月上旬舉行的第一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減少了一些活動。3月24日下午,南開同學會為馬洗凡和幾個同學到達東京舉行歡迎會,周恩來在這一天的日記記有:“下午同學會開會,到者二十人,歡迎新至同學馬君等。冠賢約余談談,余乃述余近感。晚歸,自讀至十一時。”在3月27日又記有:“晨起,往訪冠賢於早稻田,談時事及此後求學方針甚久,午後始歸。”這表明,童冠賢在這一時期非常關心周恩來的思想動態和學習狀況。
到5月上旬,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為了反對北洋軍閥政府與日本政府互換針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發起組織抗議示威和罷學回國活動,引起了正在刻苦準備功課的周恩來密切關注。他異常關心中國留日學生的抗議活動,幾次找童冠賢等人交換看法。5月6日日記記有:“早起往早稻田見蓬兄、冠賢,未遇。”“晚六鍾偕蓬兄到早稻田見冠賢。”5月7日又記:“昨晚上於蓬兄處,今早往訪冠賢,與論不歸國真正之方針,及反對派自處之地位。”5月9日記上午“九鍾偕山兄往見冠賢”;5月13日、16日又分別記有“往早稻田見冠賢”。這表明在這一期間他與童冠賢等人接觸相當頻繁,交換了不少意見。也就在這個時候,童冠賢動員他加入新中學會;到達日本後已經花費一些時間細細閱讀了《新青年》等進步雜誌的周恩來欣然同意,決定和新中學會的會友們一起矢志“刷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