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中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明史，同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文明史一樣，利弊共存。無論從經濟基礎上、傳統文化上、民族心理上，還是官僚體制和社會意識等方面，似乎都有利於營造、培養“窩裡鬥”的氛圍，使人們不由自主地攜帶著“窩裡鬥”的基因。
窩裡鬥首先從經濟基礎看，中國始終屬於農業社會，數千年的社會發展史，也就是農業社會發展史，農業經濟發展史，農業文明發展史。這培養了人們濃厚而牢固的自私、自負、狹隘、短視且喜歡妒忌的小農意識，而缺少工業社會大生產中分工細化帶來的全社會都必須協作、配合、開放、寬容的意識。農業經濟的特點主要就體現在封閉性和等級性方面，這需要在一個較小的經濟單位里的儘可能的協調一致。另外，傳統農業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家庭所有經濟，而為了保證這種家庭所有經濟的生存和發展，家長自然就成了這個小經濟單位里絕對的權威。時至今日，家長製作風不是依然盛行嗎？一旦有人對家長權威構成威脅，衝突就在所難免，成員要根據利益取向來立刻做出方向選擇，“窩裡鬥”由此而生。
其次，從文化傳統看，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是以儒學為基本框架的。儒家文化的精髓卻是封建宗法思想，體現在為人處世上，從積極的角度說叫特重感情，特重人際關係，重視和珍惜鄉情、友情、親情。但從消極角度看，過度看重感情和人際關係難免要關係學盛行，形成圈子文化和幫派體系——戰友幫、同學幫、同鄉幫、同族幫等等。儒家文化在官場上的最大特點是人治。而人治往往又會使人情大於王法。人情的親疏、關係的遠近，往往就是利益選擇和分配的標準，上級也會以此來決定屬下官員的升降、獎罰、得失。所以，想走仕途要先找靠山，進了官場更要找更大的能決定自己前途命運的靠山。找到靠山就有了歸屬，就進了“圈子”，此後發生“窩裡鬥”，他想不參與也不行了。儒家思想對官本位情有獨鍾。中國有句名言：“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緊跟著還有一句：“學而優則仕。”這種官本位的文化體制，不斷強化了人們這種官本位的思想意識。人們爭相擁往升官路，而官位是有限的。僧多粥少，便你爭我奪，明爭暗鬥。為在官場謀一肥缺，大家拉幫結夥立山頭，心黑招損手段陰。拍馬風、結拜風、裙帶風久刮不衰。“窩裡鬥”由此而生。
實例
被業內人士稱為天津捷運系統“一號腐敗大案”的案發頗有意思：捷運公司黨委書記向中紀委舉報了“老搭檔”捷運公司總經理，總經理則在“雙規”期間檢舉了黨委書記。最終，天津捷運黨、政兩個“一把手”雙雙落馬，原黨委書記王春清獲刑13年，原總經理高懷志獲刑20年。（2010年11月28日《華西都市報》）
有人熱衷於反思國民“劣根性”，其中一說頗引人注目，道是：國人最喜“窩裡鬥”，“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一群中國人是群蟲”云云，此說引得眾人吵吵鬧鬧。秀才只知道耍嘴皮子功夫，天津捷運黨、政兩個“一把手”則坐言起行，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力挺”———不愧是乾實際工作出身的幹部，論證問題的方式硬朗、乾脆，讓人服氣！除了天津捷運兩位大佬，去年江西國土廳三名副廳長也是在腐敗領域“窩裡鬥”的代表：一位副廳長在舉報材料里發現了自己在辦公室談話的影音，震怒之餘向紀委反映了“竊聽門”，加速了三人的落馬。
腐敗領域的“窩裡鬥”是反腐之福，只是，因“窩裡鬥”而查獲的腐敗案件，怎么看都有點中彩票的味道。最麻煩的是，文人會反思國民“劣根性”，貪官也會跟著反思，吃“窩裡鬥”的虧吃多了，痛定思痛，他們和諧起來怎么辦？
相關漫畫撿拾了貪官“窩裡鬥”結出的果實，反腐鬥士們戴上大紅花，還得繼續往前走。
斗什麼
任何“窩裡鬥”的起源都是因為利益之爭。在機制不那么健全、制約不那么嚴密的情況下，哪裡的好處越多，哪裡就越容易發生利益之爭：“窩裡鬥”。從官僚體制看，因為當官確實有數不盡的好處。不算不知道，一算真奇妙。或曰不算不知道，一算明白了。
應該說，在中國當官，有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兩大好處。精神層面可以滿足個人發號施令的領袖慾望，滿足光宗耀祖的虛榮心理。一人當官，全家光榮。官袍加身，光宗耀祖。物質層面上看從古至今歷來都是官員的經濟收入遠比普通百姓的收入多，且旱澇保收。清朝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真實寫照，那三年昏知府、貪知府又會有多少雪花銀流入私囊呢？
即使在當今社會，幹部雖然實行的是低薪制，但薪金以外的待遇，尤其是有一定級別的領導幹部的待遇，卻是讓一般百姓所望塵莫及的。特別是當權力缺少監督，失去制約的時候，官員除了制度本身規定的待遇，諸如工資、獎金、醫療、住房、配車之類以外，必然還會有禮金、賄金等形形色色的超過正常收入幾十倍、幾百倍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
可能誰都不會否認，目前，“職務不同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領導是人民的公僕”的理論與現實有著巨大的差距，現實確實存在官品“含金量”的問題。市委書記和企業黨支部書記，財政局長和史志辦主任的含金量可能是噸、兩之分。你若由檔案局局長改任水利局局長，組織談話時會告訴你這是組織對你的重用；
朋友祝賀你時會明說，你將比先前的崗位得到更大的實惠。對此通俗地理解是水利局局長比檔案局局長在人財物方面有更多更大的支配權。“上升到理論高度”講是這樣的，在我們中國，實際上是官員群體控制著國有資產和社會資源，資源的配置也不全是市場和經濟槓桿在起作用。在體制轉軌、經濟轉型的改革進程中，
由於必然存在的制度空隙和監督的滯後，某些掌握資源的人不可避免地正在將這些資源變成私有財產，這就是權力變成資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副研究員揚帆認為，權力資本擴張，加上其他種種以權謀私，估計中國轉型二十年中，“少數人”得到的好處，不下於三十萬億人民幣。這就是為什麼那么多人不惜花大價錢買官的根本原因。老百姓說，當了官什麼都有了。因為“主人”不如“僕人”，
所以無數人爭相逃離“主人”行列，千辛萬苦，千方百計地要擠進“僕人”的隊伍。這也就是官本位經久不衰的物質因素。官場上巨大的利益驅動力，使人們忘記了恭良儉讓和寡廉鮮恥。一些官場中人為了加官晉級，越發變得目光遠大，心胸狹窄；抱負宏偉，舉止卑微。“窩裡鬥”愈演愈烈——你陰我，我陰你。你黑我，我黑你。為了壯大勢力範圍和抵抗力量，有些人儘管對某人的能力、人品未必瞧得上，但也收買籠絡之，西瓜皮釘鞋掌——將就利用之。他們結伴勾連，對共同的對手使黑絆暗中作梗，寫黑信惡意誹謗，造黑謠混淆視聽，掄黑拳明爭暗鬥，直至把“窩裡鬥”發展到極致。
如何改
既依靠又爭鬥是所有民族所有人交往的兩個方面，不過中國人的交往方式多發生在“熟人”範圍，所以才叫“窩裡鬥”
熟人之間產生依靠，互相支持，熟人之間也同時產生矛盾，互相鬥爭。道理很簡單，不熟悉的人交往少或不交往，自然就不存在什麼利害關係，也沒有必要去爭鬥了。“窩裡鬥”的“窩”，主要是指“一家人”和“一個地方的人”的範圍，以後逐漸引申到同學、同事、同行乃至民族、國家的範圍。
如果說近代以來特別是當代，中國人“窩裡鬥”現象比起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特別是現代化已經成功因而內部比較協調的歐美國家和民族來說嚴重得多，相信不會有太大的異議。建國以前不斷的內戰，建國以來無數的折騰，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惡鬥，不僅喪失寶貴的發展機遇，而且大大斫傷國家和民族的元氣。
“窩裡鬥”，國人最為自我詬病的現象之一。在多數論者看來，“窩裡鬥”簡直可以說是中國人先天就有的稟賦或“劣根性”，屬於“厚黑學”濃墨重彩論述的話題。
在中國人的文化里，所謂“窩”是一個相對概念，相應地都有關於“窩裡鬥”的說法:家裡家外，家裡是窩，有“父子如仇讎”、“兄弟鬩於牆”之說；鄉里鄉外，鄉里是窩，有“老鄉見老鄉，背後開一槍”之說；國內國外，國內是窩，有“一個中國人是條龍，兩個中國人是頭豬，三個中國人是條蟲”的說法。泛而言之，熟人生人，熟人是窩，所以還有“殺熟”一說。
如此看來，“窩裡鬥”現象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普遍地嚴重地存在。但仔細考察一下，似乎並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與上述關於“窩裡鬥”說法完全相反的說法也不少，比如“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遠親不如近鄰”、“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以及“人熟是一寶”，等等。可見“窩裡鬥”也是一個相對的說法，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都有善有惡、有好有壞、有積極有消極一樣。
尤其不能說“窩裡鬥”是中國人獨有的特性。世界上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內部沒有矛盾，沒有過你死我活？從古代歷史上來說，中華民族以中原為中心，融南北東西各民族各族群為一體，比較早就形成了幅員遼闊、具有“大一統”堅韌傳統的統一國家。今天，包括漢族在內，我們國家一共有五十六個民族，但嚴格說來，漢族並不是一個單一的種族，她本身是自古以來生活在中原大地及其周邊地區包括從遠方進入中原地區的各部落、各族群融合的產物，漢族本身歷史地包含了境內各民族乃至境外一些民族血緣的、文化的因素；正是在此基礎上，中國各民族才有一個共同的名稱，叫中華民族。這是中國文明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徵。相比之下，亞歐大陸西端的歐洲列國支離破碎，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你爭我奪，相互征戰沒完沒了，宛如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兩次世界大戰達到高潮，然後才痛定思痛，開始一體化建設。比照之下，你不能不對二千多年前秦始皇“橫掃六合、混一宇內”，開創“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千秋大業而驚嘆，而拜服。
不過，如果說近代以來特別是當代，中國人“窩裡鬥”現象比起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特別是現代化已經成功因而內部比較協調的歐美國家和民族來說嚴重得多，相信不會有太大的異議。建國以前不斷的內戰，建國以來無數的折騰，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惡鬥，不僅喪失寶貴的發展機遇，而且大大斫傷國家和民族的元氣。本質上，這是在歐美國家主導的世界性現代化背景之下，古老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蛻變過程中出現的現象，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必須看到，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虛幻的，其反映的自我貶抑是國人不自信甚至悲觀失望心理的替代物或“精神自虐”。
但不管怎樣，“窩裡鬥”總是存在的，而且不能輕看，關鍵是要搞清楚產生“窩裡鬥”的原因，找到解決的辦法。
通觀全球，比較西方500多年的近現代史和中國160多年的近現代史，一個值得重視的差異是，中國人生活的空間太小；不僅如此，西方人的空間不斷在擴展，而中國人的空間不斷被壓縮。
西方文明進入近代以後的躍遷，始有賴於15世紀文藝復興後的兩大發現，一個是“人的發現”，確立具有自我意識和主體地位的個人的價值；一個是地理大發現，拓展新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二者相結合，打開了歐洲人的視野和征服世界的欲望。歐洲人占據了人類傳統聚居地歐洲、亞洲、非洲以外的大部分地方，包括北美、南美、澳洲等。如果歐洲人始終生活在歐洲，而又能創造現代文明，至今仍在地球上居於統治地位，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托克維爾曾精闢地闡明了地廣人稀的環境因素對美國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積極貢獻。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在早期，為生產發展、民族融合創造了相對穩定的環境。到了一定時期，隨著人口的增長，空間漸顯狹窄以至飽和。近代以來，由於國家貧弱、列強掠奪，一些地方或被強行割讓或分裂獨立出去，失去的國土面積超過300萬平方公里。今天，雖說960萬平方公里陸地不算小，但人口實在太多；而且由於生態惡化，越來越多的地方出現“沙進人退”之類的現象，迄今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國土不適宜人類居住。就以全部陸地面積算，中國的人口密度(2003年)是西方七國的4.09倍、北美自由貿易區的6.89倍、美國的4.23倍、加拿大的39.56倍、俄羅斯的15.82倍、巴西的6.44倍、阿根廷的9.61倍、澳大利亞的44.83倍。
當然，僅僅靜態地看到人多地少，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單位土地的生產量，即同樣一塊土地的人口荷載能力是不同的，因而還得看看經濟發展水平，看看每個人可以分到的“蛋糕”有多大。
近鄰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國還大得多。近代開國以來實行“脫亞入歐”戰略，先是竭力謀求領土擴張，先後侵占周邊許多地方，直至發動對中國對全亞洲的侵略戰爭。戰爭失敗後，又以製造業及其產品打頭，全力實行經濟擴張，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經濟擴張替代領土擴張，實現了日本的現代化，也解決了日本人多地少的問題。
而中國，在絕大部分時間裡實行的是簡單再生產方式。傳統農業，靠天吃飯，總體上國民只能維持很低水平的生存，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宣告解決溫飽問題。即使有了近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總量(GDP)上升至世界第4位，但人均水平排在第128位，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5。城鄉合計，還有1.2億人口生活困難，而世界上人口過億的國家不過11個。
總覽數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人多地少蛋糕小是中華民族基本的生存狀態。這種生存狀態導致了中國人的兩個生活特徵，一是熟人生態。農業社會，在地理上是分散的，生產生活鏈條很短，人與人之間基本的交往關係主要由血緣、地緣兩大自然因素決定。有血緣關係通常就說是“一家人”，而有地緣關係通常就說是“一個地方的人”。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通常，這“朋友”多為“老鄉”。一個人生來就有血緣、地緣兩大關係，中國人“見面熟”往往來自這種先天注定的“緣分”。二是人身依賴。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生產生活資料處於經常的短缺狀態，人與人之間互相幫襯是生產生活得以進行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而這種幫襯主要是在熟人之間發生。熟人之間產生依靠，互相支持，熟人之間也同時產生矛盾，互相鬥爭。道理很簡單，不熟悉的人交往少或不交往，自然就不存在什麼利害關係，也沒有必要去爭鬥了。“窩裡鬥”的“窩”，主要是指“一家人”和“一個地方的人”的範圍，以後逐漸引申到同學、同事、同行乃至民族、國家的範圍。既依靠又爭鬥是所有民族所有人交往的兩個方面，不過中國人的交往方式多發生在“熟人”範圍，所以才叫“窩裡鬥”。
怎樣解決“窩裡鬥”問題？
一是靠“走出去”。眼下向地球其他地方大規模殖民或移民已不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像日本人那樣把生意做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去。
二是靠“做大蛋糕”。發展市場經濟，推動科技進步，努力擴大再生產，提高單位土地的人口荷載力。
三是靠“分好蛋糕”。推進民主與法治，重構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關係、重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各種資源和成果得到公平、規範的配置。
一旦中國人的眼睛主要是向外而不是向內，主要是著眼做大蛋糕而不是老瞅著怎么分蛋糕，那個時候，“窩裡鬥”的問題多半就不存在了，或許留下一些熱鬧溫馨的回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