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在《少年文藝》發表兒童文學作品,如《我和足球》、《淡綠色的小草》等,深受小讀者喜愛,被評論界喻為“80年代最有才情的少兒文學作家之一”。中篇小說《來自異國的孩子》、長篇小說《少女的紅髮卡》分別獲得第一、第二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由她編劇的電影《豆蔻年華》獲金雞獎及政府獎。
1957年生於江陰城內一個教師家庭。
1975年秋高中畢業插隊至周莊農村,創作發表了3箇中篇小說,10多個短篇兒童文學小說。
1980年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江蘇分會理事。1984年參加第四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是與會者中最年輕的代表。
1989年因中德文化交流需要,被遴選派往德國,在漢堡大學、科倫學院深造。
1993年畢業於西柏林國際電視中心,即以編譯兼製版人供職於德國電視二台。
2008年,闊別文壇10年之久的程瑋復出。
2018年11月8日,作品《海龜老師1:校園裡的海灘》獲2018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年度圖書(文字)獎。
個人作品
國語小說
《我的鴿子號》
《邱家老宅》
《豆蔻年華》
《中學生三部曲》
《少女的紅髮卡》
《少女的紅圍巾》
《少女的紅襯衣》
《風中私語》
《夜鶯的歌唱》
《白色的貝殼》
《藍五角星》
《我和足球》
《永遠的秘密》
《山那邊的世界》
《今年流行黃裙子》
德語小說
《白色的塔》
翻譯作品
《小王子》
編劇作品
《秋白之死》
《紅髮卡》
《豆蔻年華》
《滿票》
《朱自滿》
《秦淮人家》
《米蘭的秘密花園》
《會跳舞的星星》
《黑頭髮的朱麗葉》
獲獎作品
《海龜老師1:校園裡的海灘》
獲獎經歷
共獲全國及省市文學作品獎60多次。
電視劇 《秋白之死》獲全國電視劇最佳編劇獎、第八屆全國優秀電視劇“飛天獎”一等獎;
電視劇 《滿票》獲第九屆全國優秀電視劇“飛天獎”;電影《豆蔻年華》獲1989年電影“金雞獎”一等獎;
1996年根據《少女的紅髮卡》改編為電影的 《紅髮卡》被評為1996“十佳”國產影片。
《海龜老師1:校園裡的海灘》
近10多年來,程瑋一直奔波於歐洲和中國之間,拍攝了《秦始皇》、《馬可波羅》、《絲綢之路》和《孔子》等10多部介紹中國文化的紀錄片,為中德文化交流作出了積極貢獻。
讓孩子學會愛與尊重
這些年每次回國,程瑋都能感受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樓高了,車多了,人們的生活更好了。中國社會在二三十年里經歷了西方社會二三百年的歷程,堪稱奇蹟,但這樣的高速度也對人的心理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它的副作用就是社會變得浮躁了。急劇的變化讓人們變得急功近利,忽略了精神建設,很多人有了房子、汽車,物質上變化很大,精神上卻遠遠沒有跟上。概括地說,就是有了錢,反而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么合理地花了。“這好比有‘時差’,要‘倒時差’,我覺得靠的就是讀書。”程瑋說,不光是孩子,整個民族都要沉下心來讀書,一個不讀書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讀書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程瑋的青少年時期遇到了“文革”,很多人丟了書本。但幸運的是,她的父母都是教師,堅信無論怎樣的社會,怎么樣的國家,知識總是最有用的。所以,她幸運地比別的孩子多讀了一些書。程瑋上中學時,同學之間開始傳閱一些外國文學作品。程瑋曾看到過一本沒有頭也沒有尾的書,由於排隊等著看的同學太多,她甚至晚上躺在被窩裡看。多年之後,進入南京大學中文系的程瑋才知道,那本書名叫《約翰·克利斯朵夫》。“那時還流行手抄本,我的字不好,輪不到我抄書,只能等著看。”程瑋說,《第二次握手》等都是看的手抄本。“寫文章時,就會用到裡面的一些美麗的語言,漸漸走上了文學的道路。”每天要閱讀1小時 “我現在至少每天閱讀1小時。”程瑋告訴記者,她是利用睡覺前的一段時間看書的,主要是看一些文學方面的書籍,有朋友寫的,有網上熱門的,還有一些國際熱門的讀物。“實在沒什麼書可以看了,我就看《聖經》。”程瑋笑著說,“《聖經》也挺有意思的。”程瑋說,國外孩子的讀書習慣就是在父母的引導下,一點點培養起來的。在中國,少吃一頓麥當勞,就可以讓孩子多看一本好書。這份精神養料所帶給孩子的,或許足以改變他們一生的命運。記者希望程瑋向廣大讀者推薦一些書籍,程瑋想了想,“《小王子》吧,人類的希望和夢想都寫在裡面了。”
我是精神海歸
儘管旅居德國近20年,但由於工作關係,程瑋每年都會回國拍攝,走遍了幾乎全國各地。“我從來就沒有真正離開過中國。而當我在巴黎、倫敦、東京和羅馬這樣的地方行走時,我也沒有很多異鄉人的孤獨和隔膜,因為我是精神海歸。”程瑋表示,這種精神海歸的背後是中國優秀文化強大的吸引力。“我很喜歡回中國,也很喜歡住在德國。”年輕時,讀了太多的歐洲文學,心裡把歐洲當成了精神家園。程瑋說,“一個精神上擁有兩個家園的人,是一個很富有的人。”
開展中西交流很有必要
這些年來,程瑋常年在歐洲和祖國之間奔波,為德國電視台拍攝傳播中國文化的紀錄片,拍攝製作了秦始皇、馬可·波羅、絲綢之路、孔子等題材。“我認為我做的工作很有意義。”程瑋表示。很多中國人或多或少都對國外有所了解,並看過一些西方的名著,但到了國外,程瑋卻發現,就連大學生都不知道中國的《紅樓夢》,在絕大多數外國人心裡,中國是貧窮、落後的。程瑋說起一件事,1988年她在西柏林電視製作中心學習時,在一間休息室里,她從冰櫃里拿了一瓶飲料,一位德國老師熱心地向她介紹,這叫冰櫃,新鮮的東西放進去,過了幾天還是新鮮的……這件事對程瑋觸動很大,“開展中西文化交流很有必要。”現在,她正為2008北京奧運專題紀錄片而忙碌著。
害怕重複自己
程瑋曾被評論界喻為“80年代最有才情的少兒文學作家之一”。而就在她在創作方面獲得了一個又一個成績的時候,她卻選擇去德國。對此,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她要離開。程瑋說,“因為那時我有了一種危機感。我從很年輕時就開始寫作,我覺得我已經把自己寫空了。”“當我正式離開中國,到德國生活的時候,我心裡已經跟寫作進行了告別。”程瑋承認自己不是一個刻苦的人,只是憑著性情和興趣寫東西。她很怕再寫下去會重複自己。“這個世界上已經充斥了很多很多的書,少我一本書,對這個世界毫無影響。”這是她當時的想法。
責任感讓我回歸創作
“時隔16年重新回歸少兒文學,真的是感覺到了一種責任。”程瑋說,如今國內的孩子有著很好的條件,受到很好的學科教育,但他們在很多方面是欠缺的。在國內看過一個電視廣告,一個孩子嚷嚷著:“奶奶做的菜不好吃!”程瑋向記者舉例,她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好的引導。在西方,即使父母給你做事情,你也要說謝謝,這是教養。程瑋曾幫助國內朋友的孩子申請大學、找住房,很少聽到他們說謝謝,沒有人教他們這么做。這樣的經歷使她想再拿起筆為孩子們寫作,告訴他們如何使自己的行為方式與世界接軌,做一個素質全面的“地球公民”,否則哪怕外語再好,也難以真正融入“地球村”。正處於叛逆期的他們,也許聽不進父母長輩的語重心長,而文字卻能在潛移默化中給他們一種影響和教化。程瑋說,這就是她回來的理由。“孩子要有感恩之心、獨立之心、同情之心和尋常之心。”為此,程瑋寫了《少女的紅圍巾》,就是敘述80後這批留學生在海外的生活,想儘自己的微薄之力,告訴他們,應該怎么做一個高素質的人,怎么通過艱苦的人生歷練逐步提升鍛造成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她希望年輕一代在追求物質的同時能靜下心來閱讀,懂得愛和尊重。國內的80後作家有才氣 說起目前國內文壇,程瑋認為國內一些青春文學作家很有才氣,“我真的很欣賞他們。讓我很有意見的是他們常常把死亡寫得那么簡單,那么輕而易舉,似乎很酷,這是像我這樣身為母親的人所不願意看到的。畢竟,青少年還沒有定型,把死亡寫成遊戲,缺乏對生命的敬畏,作家在這樣寫的時候,應該想一想,我願意不願意給我的孩子看這樣的書?國內一些孩子動不動自殺,不能不說是受到影視劇、小說的影響,他們的生命還沒綻放就結束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