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在本書中，恩格斯研究了史前各文化階段與家庭的起源、演變和發展，著重論述了人類史前各階段文化的特徵、早期的婚姻和從原始狀態中發展出來的幾種家庭形式，指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產生和最後勝利乃是文明時代開始的標誌之一。恩格斯根據大量史料，闡述了原始社會的基本特徵。分析了原始社會解體的過程和私有制、階級的產生，揭示了國家的起源、階級本質及發展和消亡的規律。指出國家和階級、私有制一樣，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產生的。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是凌駕於社會之上而且日益與社會脫離的特殊公共權力，其作用是協調各階級的矛盾。國家隨階級的產生而產生，也必將隨階級的消亡而消亡。本書是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研究國家的重要成果，它科學地闡明了家庭、私有制、階級的起源與國家產生的關係，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說。
主要章節
一 史前各文化階段
二 家 庭
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四 希臘人的氏族
五 雅典國家的產生
六 羅馬的氏族和國家
七 克爾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八 德意志人國家的形成
九 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
主要觀點
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 確切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 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於它同時又 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藉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 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 手段。
在歷史上的大多數國家中，公民的權利是按照財產狀況 分級規定的，這直接地宣告國家是有產階級用來防禦無產階級的 組織。在按照財產狀況劃分階級的雅典和羅馬，就已經是這樣。在中世紀的封建國家中，也是這樣，在那裡，政治的權力地位是按照地產來排列的。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的選舉資格，也是這樣。但是， 對財產差別的這種政治上的承認，決不是本質的東西。相反地，它標誌著國家發展的低級階段。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在我 們現代的社會條件下正日益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無 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最後決定性鬥爭只能在其中進行到底的國家形式，—— 這種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麼財產差別了。 在這種國家中，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其 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 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而公債越增長，股份公司越是不僅把 運輸業而且把生產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越是把交易所變成自己 的中心，這一聯盟就越容易實現。最後，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普選制 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 在我們這裡就是無產階級—— 還 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 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 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被壓迫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 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 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裡，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 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 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么辦了。
所以，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 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 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 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 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真正障礙。階 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 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 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 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 起。
評斷
“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財富的增長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廣泛，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對它進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 妙，以致這種財富對人民說來已經 變成了一種無法控制的力量。人類的智慧 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 。然而，總有一天，人類的理智一定會強健到能夠支配財富，一定會規定國家對它所保護的財產的關係，以及所有者的權利的範圍。社會的利益絕對地高於個人的利益，必須使這兩者處於一種公正而和諧的關係之中。只要進步仍將是未來的規律，像它對於過去那樣，那么單純追求財富就不是人類的最終的命運了。自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社會的瓦解，即將成為以財富為唯一的最終目的的那個歷程的終結，因為這一歷程包含著自我消滅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 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 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 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
爭議
產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權運動的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接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但也向傳統馬克思主義提出了挑戰，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部被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婦女理論經典作品的觀點作出修正和補充。
恩格斯在《起源》中表述了人類物質條件的變化如何影響了他們的家庭關係組織。按照恩格斯的觀點，早期的以狩獵和採集為主的社會是財產公有制和群婚制的社會，在家庭之前存在過一種“毫無限制的性交關係”的原始狀態，隨著部落中女子的逐漸稀少，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共同生活的對偶家庭開始存在。恩格斯認為此時婦女不僅居於自由的地位，而且居於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因為婦女勞動對於部落生存是至關重要的，她們生產了絕大多數物品，如衣物、家用物品及工具等。
母系血統制度和母權制是早期對偶社會的特徵，婦女擁有政治、社會和經濟權力。婦女的統治地位來源於家庭——原始的生產中心；假如生產的場所改變，她就將失去她的統治地位。在“新的、社會的動力發生作用”下，“家畜的馴養和畜群的繁 殖，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的來源，並產生了全新的社會關係。”男子控制了部落的畜群，能“供給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在男子勞動領域內出現了剩餘產品，形成財富的積累，這就加強了他們在群體中的地位。”而當世系還是按母權制來確定之時，“固定的財富差不多只限於住房、衣服、粗糙的裝飾品以及獲得食物和製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簡單的家庭用具。”
隨著家庭外生產勝過家庭內生產，兩性間的分工呈現出新的社會意義。男子勞動和生產變得重要起來，婦女勞動和生產及社會地位隨之下降。“隨著財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利用這個增強了的地位來改變傳統的繼承制度使之有利於子女的意圖。”“因此，必須廢除母權制，而它也就被廢除了。”這樣一夫一妻就產生了。
恩格斯認為這個轉變是非常關鍵的，因為“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慾的奴隸，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丈夫憑藉經濟權力來支配新的家庭秩序，恩格斯稱“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於無產階級。”男性統治根源於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財產的事實。婦女壓迫將伴隨私有制的解體而終止。
在恩格斯看來，婦女的服從地位、私有制的出現和向父系社會的轉變與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的產生緊密相聯。一夫一妻制家庭產生的唯一目的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社會延續。男性統治，首先以父系然後以父權制的形式，僅僅是在有財產的男子與無財產的婦女間階級分裂的結果。恩格斯指出：“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條件為基礎，而以經濟條件為基礎。”“它決不是個人性愛的結果，”它“仍然是權衡利害的婚姻。”只有婦女對男子經濟依賴的消失，才會允許兩性關係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愛情基礎之上。
因此，恩格斯提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以使婦女經濟上不再依賴於男子；婦女解放的第二個先決條件是必須“依靠現代大工業”，只有在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裡，才可以想像婦女能夠真正得到解放；第三個先決條件是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即“把私人的家務勞動溶化在公共的事業中。”因為在前階級社會，家務勞動有一種“公共的性質”，而一夫一妻制家庭產生後，“家務的料理…不再涉及社會了。它變成了一種私人的事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僕，被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最終，婦女解放的根本條件是消滅私有制，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恩格斯的上述觀點受到了眾多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的批判。凱琳·薩克斯在她《重新解讀恩格斯——婦女、生產組織和私有制》一文中，修正了恩格斯《起源》的結論。她根據最新的民族志發現，認為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不一定是性別壓迫的根本條件。她提出“社會性成人”這一新概念，也就是說，婦女參加社會勞動，成為社會性成人是婦女解放的根本條件。凱琳·薩克斯的觀點反映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對婦女壓迫根源問題的探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凱琳·薩克斯關於“社會性成人”問題在恩格斯《起源》中已經作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被充分論述過。事實上，凱琳·薩克斯沒有衝破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的思想局限。
首先，凱琳·薩克斯沒看到恩格斯的《起源》僅以非常籠統的方式簡稱“婦女”。恩格斯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他的分析主要適用於資產階級婦女。對工人階級婦女來說，情況有著很大不同：“自從大工業迫使婦女走出家庭，進入勞動市場和工廠，而且往往把她 們變為家庭的供養者以後，在無產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現以來就紮下了根的對妻子的虐待也許還遺留一些以外，男子的統治的最後殘餘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礎。”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婦女比工人階級婦女遭受更多的壓迫。因為進入勞動市場的工人階級婦女在某種程度上不再依賴於工人階級男性，而資產階級婦女沒有獨立於資產階級男性。因此，工人階級婦女不但沒受到本階級男性壓迫，反而與其在推翻資本主義方面享有共同利益，資產階級女權主義思想很少能吸引她們。資產階級婦女更有可能成為女權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婦女的階級地位給了她們較強的洞察社會現實的能力，使她們看到大多數女權主義的觀點是統治階級思想的描述。女權主義者大都假定一切階級的婦女在消除男性特權上享有共同利益；由於混淆了階級差別，她們實為統治階級服務。因此，女權主義者必須看到婦女與工人階級的天然聯繫。為了共同、長遠的利益，婦女應該聯合工人階級男性進行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而不是集中抨擊所有男性的表面特權。
其次，凱琳·薩克斯沒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提供克服所有壓迫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再有一個為了自己利益而使壓迫永久化的資產階級存在。社會主義革命將使工人階級掌握國家機器，工人階級在組織生產、生產什麼、生產過程及產品如何分配上起主要作用。恩格斯看到，婦女在負擔家務勞動的同時又要充分參與公共生產是十分困難的，她們不得不在完成家務工作和參加社會生產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使家務勞動社會化。家庭是人們生兒育女，滿足食物、住房、休養等直接需要的場所。如果這些職責總體上由社會來承擔，家庭內的關係將發生轉變，家庭內男性統治的基礎將會消失，而婦女將成為這場轉變中的主要受益者。婦女不再被迫因經濟原因而結婚或維持一個不滿意的婚姻。社會主義為配偶雙方真正自由、平等關係的建立提供一個物質基礎。
正如恩格斯所說：“結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係，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消除以後，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候，除了互相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
與凱琳·薩克斯不同，大多數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都承認恩格斯《起源》對論述家庭和財產關係的貢獻，但是她們也認為其有不充分之處，這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
首先，恩格斯《起源》沒從人類自身的再生產的角度去分析婦女解放。在《起源》一開始，恩格斯指出：“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但是恩格斯後來沒有對這個觀點作進一步闡發。關於再生產方式的討論常見於一些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的著作中。
1966年朱麗葉·米切爾（Juliet mitchell ）發表了《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一文，首次從理論上批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婦女理論。她指出，在《起源》中，“對於婦女地位的討論與對於家庭的討論是相互脫離的，或者，前者只是後者的補充，而家庭則僅僅被視作私有制的前提。”至七十年代，蓋爾·盧賓（Gayle Rubin）在她的《女人交易》中指出：“在恩格斯的書里，‘物質生活的第二個方面’的概念總是趨向於消失在幕後，或是被合併在慣常的‘物質生活’概念里。”簡·弗拉克斯（Jane Flax 1981）也持有類似觀點，認為恩格斯一開始強調了生活的再生產，然而他很快地改變了方向去分析生活的生產，並把它作為理解階級鬥爭和歷史發展的主要方法。 著名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阿莉森·傑格爾在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集中在生產上，它確定資本主義社會的家務勞動是存在於生產之外的。而家務勞動又是再生產即人類勞動力的再生產。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認為， 恩格斯的矛盾在於他既承認人類自身的再生產的重要性，卻又徹底地把它納入生產及與生產有關的範疇的分析之下。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主張，研究婦女壓迫，必須同時涉及性的和物質經濟的條件，如果人們要理解壓迫而不是僅理解經濟剝削，因為壓迫並不等於剝削。其次，恩格斯《起源》從未討論過性別分工的起源問題。簡·弗拉克斯認為，比恩格斯輕視人類自身的再生產因素更今人沮喪的是恩格斯相信有一種最初的性別分工。恩格斯沒有解釋它產生的原因，而聲稱早期人類社會也存在性別分工，婦女照著孩子並操持家務，而男子打獵成為主要食物的提供者，並負責生產性勞動。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指出，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假定性別分工起源於“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它是“自發地”或“自然地”產生的分工。 然而，阿莉森 ·傑格爾說：“如果我們嚴肅地對待以上觀點，它暗示出，無論社會如何消滅分工，只要性行為的分工繼續存在，分工總是可能重新出現。”
阿莉森·傑格爾進一步具體分析：事實的、邏輯的漏洞，未經證實的假設等。比如，當代人類學最新資料質疑恩格斯的關於以母權制為特徵的早期人類社會的假設；質疑恩格斯的性別分工存在於人類社會早期並且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幾乎沒有變化的假設。如果這些假設成立，恩格斯就需要解釋：為什麼婦女最終沒有統治男人？畢竟財富的積累為婦女提供了與男子同樣獲取生活資料的可能性。如果財產由氏族占有而氏族是母權制的，為什麼在向階級社會轉變時，男子成為了牲畜和奴隸的擁有者？如果婦女是族長，為什麼她們沒有占有新的生產資料？為什麼是婦女要負責某些工作而男子又負責另外的工作？
所有這些問題都削弱了恩格斯的觀點。不過可以說，婦女在前階級社會沒有被有組織地剝削和奴役，這一剝削和壓迫是隨著階級社會的出現而形成；在此意義上，傑格爾認為恩格斯的闡述是正確的。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具體論點已被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所懷疑。但是，他的一般的思想傾向性對研究婦女地位的人們具有啟發意義。因為馬克思本人沒有著手對資本主義社會婦女地位進行全面調查研究。因此，恩格斯的《起源》被傳統社會主義者當作分析婦女壓迫現象的經典理論而接受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