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福利國家
世界地圖福利國家是國家形成發展這一漫長過程中的產物，在21世紀初，首先是法國、德國、尼德蘭國家（荷蘭、比利時）以及北歐國家，達到其最高階段。此外，美國以及日本、澳大利亞等也被算作福利國家，不過這些國家對社會政策的熱心度卻遠遠不及歐洲的核心福利國家。他們在社會政策上的投入較少，比如美國在社會政策上的投入約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確良16%，而瑞士則拿出兩倍的投入用於公共敗政資助的社會保障項目。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屬於福利國家的指標主要如下：
有一個集全面性、國家性、集體性、義務性、於一身的社會保障計畫，以應對於工業社會裡個人可能遭遇的不幸與缺憾。這是一個福利國家的主要指標。在歐洲福利國家，一個全面的社會保障計畫意味著對幾乎所有的公民，不論是否工作，也不論城鄉之別，一律提供保障。社會保障可謂福利國家的靈魂，旨在彌合家庭主要收入者以及靠其生活的人（許多福利國家則是全體國民），因殘疾、疾病、缺乏工作機遇、生育或死亡等原因而喪失的風險。
現代福利國家通過豐富多樣的增補計畫來充實其社會保障體系。這些計畫包括健康保護、勞動市場政策、社會協助（大多數福利國家為每一個無收入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補助（典型做法是補助金額隨孩子為數量的增加而增長，以彌補建立在家庭主要收入者個人成就基礎上的工資制度的缺陷）、住房津貼以及各種各樣的“福利服務”，例如通過社會工作、社區工作、精神療法等途徑為公民提供幫助。
同時，大多數歐洲福利國家還以大型勞動保障計畫來補充社會安全的核心制度，包括大型防解僱計畫；各種各樣的勞動聯合決策計畫（co-determinatioc)即勞工代表對經濟事務的政治參與；旨在對勞動力進行培訓與為工作崗位提供資助的勞動力市場與僱傭政策，等等。
社會預算的相對規模，即用於社會政策的公共支出總額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許多福利國家在社會保障上的支出占其GDP的25%以上。福利國家的典型代表瑞士，為社會政策提供的撥款更占到了GDP的33%。
現代福利國家社會預算的主要支出部分是養老金和保健開支。在職980——1997年間，所有OECD國家每年社會總開支的30.7%用於養老金。28.5%則投向了保健領域，還的小部分投放於更加專業化的社會政策項目。在許多國家，失業補償與勞動力市場政策在社會保障項目中排行第三，占其GDP的5%。
福利國家的歲入
福利國家又是從哪裡獲得歲入呢？在這方面，各國的情況都不相同。但一個總的趨勢是：對社會性政策進行的資助，主要來源可分為以稅收為基礎和以社會保險為基礎兩種。英國、愛爾蘭、丹麥以及大多數歐洲以外的福利國家是以稅收為基礎的福利國家的典型，，現時德國則是主要以社會保險為基礎的福利國家的典型。
少數福利國家的私人託管社會開支也是獲得社會保障資金的一個有力工具。私人託管社會開支指的是私營經濟行為者，如公司，在法津的強制下，提供一定的社會物資，如疾病治療費或公司範圍內的養老基金。在瑞典，私人託管社會開支主要在老年保障與保健領域起重要作用。
福利國家的類型
福利國家可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左派福利國家、溫和派福利國家和自由派福利國家。
左派福利國家以瑞士為代表，其主要目標包括：以平等為中心的施政路線；宏大的就業政策；高度的去商品化，即防止社會政策成為市場經濟的附庸；在福利制度上實行國家干預主義。在21世紀初，左派福利國家的公共社會支出占其GDP的25%-33%，完備的福利政策領先的是高稅收和高社會保險捐助。
溫和派福利國家以德國為代表，其主要目標上實行恰如其分的補償政策。相對於左派福利國家強調高度社會平等的做法，溫和派福利國家更重視社會粘合力。不過，它也像左派福利國家一樣強調高度的去商品化，社會預算占其GDP的25%-30%。
自由派福利國家則是一種以市場為主要取向的福利國家。其主旨是為最困難的群體提供救助，對於去商品化的主張是有限的、低調的。與前兩種福利國家相比，其社會政策開支更為有限，相反，市場經濟創造的說業比重卻很大。自由派福利國家的核心政治基礎是世俗化的保守政黨或以市場為取向的自由黨，如美國。
福利國家的優勢
給陷入貧困的人以平等待遇，這是福利國家的一個主要成就。它有效地減少了流浪者的數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部分社會安全隱患。福利國家還或多或少完成了另一個中心任務，即保護大多數公民免於因失業、殘疾、年老、疾病、生育等原因而導致的收入喪失，從而進一步降低了社會經濟的不穩定狀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福利國家使得社會“更有效率，更加穩定，更加公正”。
降低社會不平等的程度。社會政策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降低了社會不平等和程度。不僅有利於對絕對貧困以及減少人們生活在相對貧困狀態中的時段。
穩定社會整體與政治制度。福利國家不僅保護個人免受困苦，同時保護整個國家與社會免受經濟動盪與衰退帶來的不穩定之苦。例如，失業補助與提前退休計畫可以緩和失業給社會政治生活帶來的衝擊。保護社會弱勢群體免受貧困和伴隨人生際遇而來的種種風險，使政治與經濟秩序更加穩定。根據大多數調查，福利國家的制度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擁護。許多群體，包括貿易聯盟，都認為福利制度與福利條款是不可剝奪的善舉和不可剝奪的社會權利。
福利國家的經濟價值
發達的福利國家花費在福利制度上的成本儘管巨大，但使社會政治穩定。同時還包含著相當大的“經濟價值”。福利國家的“經濟價值”主要通過以下四種方式得以體現：發達的社會政策直接或間接地提高了勞動力成本，產生了通過擴大投資提高生產力的強烈動因，從而推動經濟現代化和經濟的長期繁榮。這一趨勢在十分先進的福利國家（如歐洲的左派與溫和派福利國家）和自由派福利國家（如美國）表現得特彆強勁；先進的社會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階級對立，使企業得以擺脫階級衝突帶來的巨大成本；高水平的社會政策有利於實現貿易聯盟的政治社會一體化，減少類似罷工這樣的階級衝突，成為政附的經濟財政政策和勞工組織政策之間的協調者；高水平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通過提供有技能的、可靠的健康勞動力以及提供相對可預測的工業關聯，改善地方經濟生產狀況。
福利國家的“經濟價值”還可通過社會政策和經濟成長之間關係得到進一步了解。從長遠看，大多數不重視社會政策的國家，其經濟成長率都沒有超過福利國家。由此可見，縮減社會政策並不能保證取得高和經濟成長率。須知，在高度完善的社會政策與經濟效率之間存在著和諧共生的關係。
當然，高度完善的社會政策並非必然地與經濟的高增長相聯繫。也許在有限的時期內是這樣，但可能導致的風險是社會政策將成為經濟成長的沉重包袱。如前東德，由於對社會政策投入太多，包括完全就業、對有工作的人提供過多保護等，最後使經濟不堪重負。
福利國家的弱點
如果要了解社會政策所導致的問題，那么現代福利國家也有不少教訓，它們（主要指左派和溫和派福利國家）希望通過完善的福利制度來解決問題，但同時又製造出另一些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缺陷存在：
意料不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副作用。例如拿出很多的錢救助失業人群，往往使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補貼提前退休的人，結果產生了更多的單親家庭或者丁克家庭等等。
高度發達的福利社會面臨困難的權衡。福利國家總是想尋求更高的社會政策目標和其他重要的社會、經濟目標之間的相互兼顧與平衡。例如，一方面追求更完備的社會政策，另一方面追求經濟持續增長的目標。但當社會政策成為優先考慮的對象時，完備的社會保護和就業保障計畫必然要犧牲一部分經濟效率，這樣可能最終導致經濟發展水平下降。
公平和效率之間如何兼顧這一問題，不僅存在於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如1990年以前的東德），也存在於西歐的福利國家中。如果將德國作為一個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成本計算在內，福利國家實際上傾向於阻礙就業的增長。這是因為社會政策預算資金的來源主要是雇員和僱主的貢獻，這就導致了企業勞動力成本大幅度地提高，因此對工作崗位的產生帶來了負刺激，尤其是在那些工資很低的產業領域中的工作崗位。在2003年初，一個德國工人支付給社會保障基金的錢占其總收入的比重超過42%。這說明一個宏大的福利國家的安排必阻礙就業。
另外，無論社會政策資金主要自於公民繳納的社會保障基金還是稅收，福利國家以直接和間接的方式在總體上提高了勞動力和生產力的成本。直接的方式是指由於很高的社會保障徼費率而提高工資，間接的方式是指在社會政策刺激下，部分工會和企業有採取高工資政策的傾向，從而增加了僱傭工人和解僱工人的成本，這不利於刺激勞動參與程度的提高。
其次，基於社會保障的更高的社會保護水平與完備的就業保護如何共存？在高收入國家中，這一共存問題導致了更大的內部和外部的分裂：有工作的人維持自身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特權地位，而處於失業狀態下的求職者則一直被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更糟糕的是，完備社會保障和宏大的就業保護措施要在一個未達到平均生產率水平的巨觀經濟和社會總的可適應能力。
在社會支出與非社會支出之間的壓力越來越大。在大多數福利國家中，社會政策消耗的公共開支的比重較大，最高達60%，一個高度發達的福利國家，會大大削弱社會政策以外的其他主要政策的可調節、可迴旋的佘地，由此會嚴重阻礙國家政策總體上的調整和改革的能力。
以下一代人的成本外部化。福利政策的實施當局已經將擴大和維持社會政策有關的開支中很大一部分轉移到下一代人的肩上，這種以下一代人的開支 為代價的成本外部化的做法將導致這樣兩面種狀況：一方面年紀較大的從群中的大部分人得到相對比較慷慨的社會保障安排，另一方面年輕一代與更年輕一代則被忽略。這種以未來一代人為代價的成本外部化還反映在這樣一種情況中：一方面一些沒有孩子的老年家庭得到相對比較慷慨的老年保障特權，另一方面有兩個或兩面個以上孩子的年輕家庭卻面臨貧困的風險。
缺乏系統的評估。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情況。福利國家雖然拿出GDP的將近三分之一花費在社會政策上，但對於自身的系統性評估卻不存在。
如何治癒福利國家的缺陷
發達的福利國家能否治癒由於自身社會政策所導致的主要缺陷？比如說，發達的福利國家能否重新塑造社會政策，灰實現社會保護和其他發展目標之間的平衡，並給非社會政策領域帶來更多的迴旋佘地？
在民主與非民主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顯示，就解決自我形成的缺陷而言，民主國家比非民主國家有更大的優勢。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民主政治由於其社會的開放和政治體系，由於在媒體和科技領域存在廣泛的“早期預警系統”，因而能夠更好地識別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以及在可能的解決方案中實現更好的交流。
同時必須指出，由於民主機構的特性和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的局限，政策學習和解決缺陷的潛力還是很有限的。而且，一個特殊的民主結構的建立，比如說政治體系中範圍廣泛的否決權和頻繁舉行的全國範圍的選舉，都可能進一步縮小治癒缺陷行動的範圍，或者只是將過去政策制定中的不平衡改頭換面一下。然而，總還是有機會的窗戶，一些關上，另一些則會打開。
一個國家對社會政策的選擇
一個國家能夠負擔起什麼樣的社會政策，主要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
與政治上的對社會政策需求有關的多個因素。這種需求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有差異的。比如，美國人需要溫和的、市場導向的福利政策，而瑞典或德國的選民就很難接受美國模式的社會政策。而且，一個正在抵抗外部侵略者的國家與一個處於國際關係和平時期的國家相比，在社會政策上的投入必然要少得多。
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經濟的增長率。比如說，中等或低收入國家的政府，如果要偏重於社會政策的話，就將面臨的一個危險的局面，有時甚至是毀滅性的，因為高度發達的社會政策和適度的或較低的經濟生產率之間會發生衝突。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紀70年代卡斯楚時代的古巴和20世紀80年代的東德。還曾有過的例子包括20世紀40年代、50年代阿根廷的庇隆主義政策。它們都反映了在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之間巨大的不平衡所導致的嚴重後果。另外，大部分後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受困於適度經濟成長與高額社會開支之間的不平衡的矛盾。
參考文獻
《轉變中的福利國家》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CφstaEsping-Andersen）著；周曉亮譯。重慶出版社/2003-09-01出版原書定價：￥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