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背景
祝土匪 作品原文
莽原社諸朋友來要稿，論理莽原社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當代名流，當然有與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們，寫幾字湊數，補白。然而又實在沒有工夫，文士們（假如我們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債，就同窮教員欠房租一樣，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沒工夫也得擠，所要者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挪用，借光，販賣的貨物，便不至於成文妖。
於短短的時間，要做長長的文章，在文思遲滯的我是不行的。無已，姑就我要說的話有條理的或無條理的說出來。
近來我對於言論界的職任及性質漸漸清楚。也許我一時所見是錯誤的，然而我實在還未老，不必裝起老成的架子，將來升官或入研究系時再來更正我的主張不遲。
言論界，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這也是祝莽原恭維《莽原》的話，因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諸位先生當然很願意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至少總不願意以“紳士”“學者”自居，因為學者所記得的是他的臉孔，而我們似乎沒有時間顧到這一層。
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臉孔，倘是他們自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時，頭一樣想到的還是拿起手鏡照一照看他的假鬍鬚還在乎，金牙齒沒掉么，雪花膏未塗污乎，至於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
學者只知道尊嚴，因為要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膚也，嗚呼學者！嗚呼所謂學者！
因為真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衝突，不敢為真理而忘記其臉孔者則終必為臉孔而忘記真理，於是乎學者之骨頭折斷矣。骨頭既斷，無以自立，於是“架子”，木腳，木腿來了。
就是一副銀腿銀腳也要覺得討厭，何況還是木頭做的呢？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極好的話，論真理與上帝孰重，他說以上帝為重於真理者，必以教會為重於上帝，其結果必以其特別教門為重於教會，而終必以自身為重於其特別教門。
就是學者斤斤於其所謂學者態度，所以失其所謂學者，而去真理一萬八千里之遙。說不定將來學者反得讓我們土匪做。
學者說講道德，士風，而每每說到自己臉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風將來也非由土匪來講不可。
一人不敢說我們要說的話，不敢維持我們良心上要維持的主張，這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那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自己無貫徹強毅主張，倚門賣笑，雙方討好，不必說真理招呼不來，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見學者臉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沒有臉孔可講，所以比較可以少作揖讓，少對大人物叩頭。他們既沒有金牙齒，又沒有假鬍鬚，所以自三層樓上滾下來，比較少顧慮，完膚或者未必完膚，但是骨頭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臉，就使受傷，好起來時，還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獨身主義，學者卻家裡還有許多老婆，姨太太，上坑老媽，通房丫頭。然而真理並非靠學者供養的，雖然是妒忌，卻不肯說話，所以學者所真怕的還是家裡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許多要說的話學者不敢說，惟其有許多良心上應維持的主張學者不敢維持，所以今日的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土匪傻子是顧不到臉孔的，並且也不想將真理販賣給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來大思想家都被當代學者稱為“土匪”“傻子”過。並且他們的仇敵也都是當代的學者，紳士，君子，碩儒……。自有史以來，學者，紳士，君子，碩儒都是中和穩健，他們的家裡老婆不一，但是他們的一副蠢苯的尊容，則無古今中外東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時也想做學者，等到當代學者夭滅傷亡之時，到那時候，卻要清真理出來登極。但是我們沒有這種狂想，這個時候還遠著呢，我們生於草莽，死於草莽，遙遙在野外莽原，為真理喝彩，祝真理萬歲，於願足矣。
只不要投降！
十四，十二，二十八。
作品賞析
《祝土匪》一文首先點明題旨。之所以要祝土匪—莽原，是因為它“揭竿作亂”，不顧臉孔。一開篇，作者就明確提出自己願與莽原合作，而很“正人君子”、名流學者處對立地位。作者說“今日為帝國主義作宣傳者乃智識階級自身之一部分人物，而且大多數是比較新派的人物，即所謂出過洋，念過洋文的人爐。（《剪拂集》一二一頁）他把這些人稱為“文妖”。針對這些靠“挪用，借光，販賣”別人貨物起家的文妖，作者自豪地表白自己所說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這正是語絲派的特點。“我們只覺得現在中國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太是沉悶，感到一種不愉快，想說兒句話，所以創辦這種小報”，“發表自己所要說的話”。（《<語絲>發刊詞》）同時，作者順便給當時那些“官”和梁啓超、湯化龍等組織的投機政客集團研究系以諷刺。至此，作者才點出題意。在當時的言論界，“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以“文明批評”“社會批評”為主，肩負“撕去舊社會的假面”重任的莽原社成員，“當然很願意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作者把自己也作為莽原的一員，與只要“臉孔”的紳士學者劃清了界線。接著，文章對“學者”“紳士”進行剖析。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學者最關心的是他的“臉孔”。而這種“臉孔”，正如魯迅所說的“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面子’是‘園機活法’，善於變化，於是就和‘不要臉’棍起來了。”（《且介亭雜文?說“面子”》）這真是一針見血地揭出了那些只要“臉孔”的學者的本質。為了“臉孔”，學者忘記了真理。他們“一方面講革命，一方面正在與舊勢力妥洽”（《剪拂集》九六頁）為了“臉孔”，他們折斷骨頭，無以自立，屈服於權勢，不敢說心裡說的話，不敢維持自己良心上要維持的主張而是“倚門賣笑，雙方討好。”這不是同婊子那樣不要臉嗎？學者的這種圓滑世故，隨機應變的“臉孔”，跟真理可謂相差十萬八千里。真理有知，見了學者這樣的臉孔，怎能不退避三舍呢？
繼之，讚頌土匪敢于堅持真理的情神。意在對一切專斷與卑劣進行反杭的土匪，對權勢者、大人物，不僅不去奉承阿訣，揖讓叩頭，而且還用他那尖銳鋒利的筆，去戳破學者的假臉，使其醜惡的本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卞。因為上匪信奉真理，堅信真理，所以無須假裝門面，以保臉孔。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們不象學者那樣折中、調和，也不象學者那樣含胡、吞吐，而是態度堅決，旗幟鮮明，說自己心裡要說的話，維持自己良心上應維持的主張。正因為如此，“所以今日的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
最後，作者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有史以來的大思想家，都曾被當代的那些德健中和的學者誣衊為“傻子”“土匪”。然而，“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動，由傻子去創造，最後是屬於傻子的。”（魯迅：《在廈門集美學校的演講》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那豺狼當道，荊棘遍野的黑暗社會裡，“我們生於草莽，死於草莽”，但渴求真理的作者仍以飽滿的熱情，展望未來，“遙遙在野外莽原，為真理喝彩，祝真理萬歲”
《祝土匪》在藝術上的特點，一是對比。“為了獲得更大的說服力，他必須把他所擁護的思想和他所仇恨的思想並列起來”。（高爾基語）作者巧妙地把土匪的不講臉孔，不裝假面，不折骨頭，不揖讓叩頭，與學者的只顧臉孔，假裝鬍鬚，折斷骨頭，倚門賣笑等“並列”起來，使我們從這對比中，看清了作者鮮明的褒貶和政治傾向。二是幽默。林語堂回憶說“父親是無可救藥的樂天派，感覺靈敏，想像力有瀟強，而且十分幽默”。（《八十自敘》）作者幼時很受他父親這種思想性格的影響，形成一種幽默的氣質。後來，去歐美留學，他對英國隨筆的幽默十分欣賞。一九二三年回國，他最先提出把英文。盯譯成幽默，並身體力行，積極提倡。為此，他在作文時，很講省藝怎樣把話說得詼諧幽默，令人發笑，在笑聲中寄離著自己的愛增。如“真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獨身主義，學者卻家裡還有許多老婆……所以學者所真怕的還是家裡的老婆，不是真理”。這風趣而又辛辣的言詞，蘊含著對學者的譏刺和否定。這種對於幽歇的美筍追求，使林語堂的散文在藝術上形成一種鮮明的風格。可惜，到了三十年代，他的這種語含譏刺的幽默，竟倒退為“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成了麻痹人們革命鬥志，為反動當局效勞的東西了。三，娓語式的筆調。《祝土匪》象雜文似的具有濃烈的論戰色彩。可是作者沒有劍拔弩張地擺開陣勢，也沒有慷慨激昂的批駁言詞，而是象跟老朋友促膝談心，心平氣和，娓娓道來。如文章的開篇，似乎不是在寫文章，而是在和你聊天，閒適、親切、自然。“這種風格的秘訣，就是把讀者引為知己，向他說真心話，就猶如對老朋友所欲言毫不避諱什麼一樣。”（林語堂自傳《八十自敘》）四，平實的語言。作者所用的大都是活在人們口頭上的平常話。如“沒工夫也得擠，所要者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挪用，借光，販賣的貨物，便不至於成文妖”。沒有艷麗的詞藻，也沒有奇特的句式，平平常常，朴仆素素，看似漫不經心，隨手拈來，其實，作者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它寓奇於平，以平常的話，說出深刻的理。林語堂的散文，有意選擇這平實樸素的語占，以與詼諧的幽默和娓語式的筆調相和諧，以形成一種獨特的藝術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