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鎮國之寶]](/img/9/080/nBnauM3X3IzM4MDNycTOzkD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3kzLyY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石鼓[鎮國之寶]")
流傳歷史
唐朝
初次發現
627年，在陝西鳳翔府陳倉山（今寶雞市石鼓山）的北阪，一牧羊老人發現了10面怪異的花崗岩大石。這些碩大的石體形似鼓，圓而見方，上窄下大，高約3尺，中間微凸，模樣奇特。令人不解的是，當一塊大石上的泥土被清除後，居然顯露出大量的神秘文字，筆法奇異，竟無人能識。於是，流言四散，怪論頻生。更有鄉民聞風而至，焚香跪拜，驚為天賜之神物。
自此，陳倉突然變得熱鬧非凡。文人墨客紛紛慕名而至，一窺究竟，並拓下石上的文字，遍尋名家研究。更有大戶懸重金求解謎題。但文字之謎不僅未被揭開，反而借著民間傳言，而變得神乎其神。
安史之亂
石鼓100多年後，“安史之亂”爆發，唐王朝在戰火中風雨飄搖。正在雍城躲避戰禍的唐肅宗聽到石鼓的傳聞，心生好奇，責令州府官員將10面怪石運下陳倉山，遷往雍城城南，就是後來的鳳翔縣城之南，與駐紮在這裡的文武百官賞
玩。石鼓被遷至雍城短短几個月後，便隨著戰亂的來臨而蒙難。當叛軍逼近鳳翔時，滿朝文武百官出逃，為躲避戰禍，石鼓被倉促移至荒野掩埋起來，並對外宣稱“毀失”。一時間，天下人為之抱憾。
再次出土
石鼓被掩埋兩年後，“安史之亂”平定，天下得以太平。陳倉石鼓的命運也迎來了轉機。公元806年，地方官吏查訪到了石鼓的埋藏之處，請朝內的名家主持挖掘。韓愈還因此上書朝廷，請求移石鼓到京城太學府內妥善保管並重立其學術。但韓愈的請求並未被朝廷所重視，奏摺在朝堂上被積壓了8年之久。
公元814年，鄭餘慶就任鳳翔尹，兼職國子祭酒，主掌國家學術教育、文化事業。他偶然看到塵封已久的韓愈奏章，深深為之觸動。於是，重新奏請朝廷，希望能妥善保管陳倉石鼓。於是，曝於荒野的石鼓才被移送到當地孔廟。
石鼓重新出世，已是蝕跡斑斑，石鼓上的字跡殘缺不全，引得無數名家學者為之慨嘆。更可惜的是，由於一直被棄於荒野，其中一面石鼓居然莫名遺失。這就是後來曾經轟動天下，也常引發歷代學術爭端的作原石鼓。
9面石鼓在鳳翔孔廟中呆得並不安穩。90多年後，曾經鼎盛的李唐王朝忽然間在接連爆發的戰亂中坍塌。令人痛惜的是，風翔孔廟在戰火中被焚毀，廟內所藏的9面石鼓也被人盜運一空。陳倉石鼓，在亂世中重新遁跡於草莽江湖。
宋朝
司馬光之父司馬池導演的北宋文物造假工程
當北宋王朝一統天下，並逐步剿滅割據一方的諸侯之後，全國的經濟與文化在短短數十年得到恢復，並取得了飛躍。當宋仁宗查閱前朝遺留下的經史檔案時，無意中發現了關於石鼓的傳奇紀略，對遺失百年的陳倉石鼓產生了濃厚興趣。
宋仁宗是中國歷史上頗為有名的書畫君王，他不惜以高官厚祿相許，令天下有才德之士遍地尋訪、查找陳倉石鼓的下落。
時任鳳翔知府的司馬光之父司馬池聞得此訊息後，便竭盡心力去尋找傳說中的10塊大石，試圖投君王所好。
司馬池經過幾番周折，終於使消失百年之久的陳倉石鼓重見天日。只可惜，尋到的石鼓只有9面，早在唐末便已遺失的作原石鼓仍沒有蹤跡。
心急的司馬池施展了畫蛇添足的拙劣招數，私下遣工匠連夜採集相似石材做偽。很快，他便參照石鼓拓本仿製出一面假的“作原石鼓”。這一招果真讓他以奇功得到了仁宗的褒獎。
只可惜，飽學的宋仁宗與受命而來的名家學者們很快就辨別出了偽造的石鼓。司馬池先建奇功受封賞，又因造偽欺君而獲罪。
9面石鼓現世，又經歷造假風波，因而失蹤的“作原石鼓”立即名動天下，坊間認為其價值能以一敵九，隨即便引發了豪強們一擲萬金尋找“作原石鼓”的風潮。然而，直到1052年，金石收藏家出身的向傳師到了風翔後，石鼓殘斷的歷史才獲得轉機。
屠夫家中尋到失蹤的“作原石鼓”
向傳師是北宋時期頗有名望的金石收藏家。最初與石鼓的淵源，來自於他重金求來的一份太氏石鼓文拓本。在對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時，他意外發現，這份新的拓本居然保留有“作原石鼓”的文字。但事實上，“作原石鼓”已遺失了200多年，不可能再有新拓本問世，否則宋仁宗又怎會滿天下張貼黃榜以高官與重金相求呢？
“作原石鼓”拓本的發現，令向傳師徹夜難眠。經多方探查，終於查明這份拓本源自關中的太氏家族。唯恐夜長夢多，他立刻便備馬出發。
當抵達太氏村莊後，他被眼前的景象徹底驚呆。原來，太氏一家半年前全部死於瘟疫。官府為了防止瘟疫蔓延，把太氏的房子、財產全部燒光。這個噩耗，對於千里跋涉而來的向傳師而言，可謂晴空霹靂。
身心疲憊的向傳師懷著無比失望的心情就近找了一家客棧安頓下來。隔日清晨，向傳師被後院傳來的磨刀聲驚醒。原來，客棧後面一個屠夫正在磨刀，向傳師循聲走到屠夫門前，只見屠刀被磨得寒光閃爍，而令向傳師一驚的是屠夫所用的磨刀石，雖然破舊卻有幾分石鼓的風貌。他走近細看，磨刀石上隱約浮現的一些熟悉的字跡依稀可辨。原來，這就是那面失蹤了200多年，引得幾朝幾代人魂縈夢繞的“作原石鼓”。
石鼓已面目全非，上部已被鄉民削去，中間被掏成凹狀用來搗米，而上面斷裂開的兩道邊被屠夫用來磨刀。石鼓上面的文字，更是被磨去了大半，損毀嚴重，僅餘下半部的4行文字。
不久鳳翔知府接到一封向傳師的書信。於是，連夜調集軍兵趕往關中，護佑石鼓與向傳師回到風翔。隨即又將石鼓送往汴梁。向傳師因尋石鼓有功，得到朝廷諸多封賞，並獲得一整套石鼓文拓本。
至此，10面石鼓終得團圓，但它們顛沛流離的命運卻仍在繼續。
石鼓顛沛流離命運屢因戰亂難止
自詡為“天下第一學士”的宋徽宗是北宋王朝的又一個書畫皇帝。在對待石鼓的問題上，他不僅繼承了先王宋仁宗的痴迷，更多了一重溺愛。公元1110年，“作原石鼓”被運抵京城後，10面石鼓便被正式移送至太學之內保存。隨後，又被他搬進了保和殿朝夕相伴。
日後，宋徽宗居然突發奇想，下令在10面石鼓上的文字槽縫之間填注黃金，為其裝了金身。
靖康之變時，金兵攻入汴梁，擄走了徽、欽二帝，押解到東北荒原之中囚禁。而10面石鼓，則因鼓身被填注的黃金，而被金兵視為珍寶，尾隨著被掠的徽欽二帝北遷。
石鼓被運到燕京後，不甚了解中原文化的金人並未發現其價值，只是剔去了石鼓上填注的黃金，便將它們丟棄荒野。至此，石鼓第三次因戰禍而遺失。
元明清
藏身燕京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的聯軍攻破燕京，隨軍而至的御史大夫王檝於機緣巧合之下發現了掩藏在廢墟之中的10面石鼓。王檝出身於鳳翔虢縣（今寶雞市陳倉區），與石鼓同根同源，他將其保存於孔廟之中，並請專人看護。而後的元、明、清3代，石鼓一直沒離開過北京。
近代
然而，10面石鼓在北京的安穩日子只持續到上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後，10面石鼓隨著故宮的國寶不斷遷徙，在南京短暫停留後又被艱難地運送至重慶。
抗戰勝利後，這批石鼓又從重慶運回南京。運送途中險象環生，運載石鼓的汽車先後經歷了兩次翻車事故，10面石鼓險些再遭劫難。
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後，蔣介石見大勢已去，倉皇籌備撤退，將國寶文物大量地轉運至台灣。此時，已被送回北京故宮保管的陳倉石鼓，被倉促運抵機場。但臨近起飛時，飛行員卻報告說，飛機已嚴重超載，無法保證飛行安全。經過一行人的再三商討後，這10面石鼓只好留下，終得保全。
石鼓顛沛流離的命運，與中華民族所經歷的苦難一直緊密關聯，它所背負的那些殘斷的歷史，以及籠罩在身上的未解謎團，讓它在跌宕的歷史潮汐中更顯獨特與珍貴。
文物特徵
石鼓共十隻，高二尺，直徑一尺多，外形象鼓而上細下粗頂微圓（實為碣狀），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又稱它為《獵碣》。以籀文分刻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其字已多有磨滅，其第九鼓已無一存字。
秦石鼓文10面石鼓上的文字雖然自成篇章，但又有一定的聯繫。它是描寫秦貴族階級畋獵的一首長詩，有兩面石鼓（“千沔鼓”、“車工鼓”）的詩句較完整，其餘石鼓文保存不好，只留隻言片語，但其大致意思還可以體會到。
“汧沔鼓”描寫的是千河的美麗景色。原文大意為：“在婀娜楊柳籠罩之中，汧河裡潺潺流水清澈透明，鮎魚、鯉魚在水裡成群結伴，君子在垂釣，有很多小魚在緩緩遊動，白魚正在搶食水草，黃白相間的魚便魚，影子照在河底的石頭上清晰可見。”這是多美的意境，讓人感嘆，使人陶醉。“車工鼓”記述了秦公出獵的情景。盛言車徙之多，角弓之美和隨從張弓射箭，追趕獵物的場面。
“田車鼓”：記述秦公及隨從登原遊獵的盛況。
“鑾車鼓”：記述秦公遊獵經虢城，鑾車上懸掛彤弓、彤矢，從人齊聚，進獻獵物，這時人群如障，非常熱鬧。
“酃雨鼓”：記述秦公及隨從涉汧河時，從低處看到的情景。
“作原鼓”：記述在山上整修原地的場景。
“吳人鼓”：記述虞人為秦公獻祭而奔忙。
“吾水鼓”：敘述秦國水清道平的美好河山。
“而師鼓”：記述秦公的述志詩。
“馬薦鼓”：記述打獵而歸時路遇之情景。
石鼓文字
石刻文
由於石鼓上的文字，使石鼓身價倍增，被當時得文人墨客大為讚頌。張懷瓘《書斷》云：“《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戚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鐵針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謂：“《石鼓》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采。”當時的書法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等都十分推崇石鼓，並親自臨摹做拓。傳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趙孟頫藏本。許多當時的文學家，如杜甫、蘇軾、韓愈等，都為石鼓作詩。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做石鼓歌”——韓愈這些文字記錄著秦統一前的歷史。
石鼓文，亦稱《獵碣》或《雍邑刻石》，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無具體年月，唐人韋應物和韓愈的《石鼓歌》都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宋人歐陽修的《石鼓跋尾》雖設了三個疑點，但還是認為屬周宣王時史籀所作。宋人鄭樵《通志略》則認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於惠文王之後，始皇之前。近人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和馬敘倫《石鼓文疏記》都認為是秦文公時物，與韋、韓說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據郭沫若考證，《石鼓》作於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於宣王時史籀手筆或秦臣手筆罷了。
其書傳為史籀手筆，體態堂皇大度、圓活奔放，氣質雄渾，剛柔相濟，古茂遒朴而有逸氣。橫平豎直，嚴謹而工整，善用中鋒，筆劃粗細基本一致，有的結體對稱平正，有的字則參差錯落，近於小篆而又沒有小篆的拘謹。在章法布局上，雖字字獨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間的偃仰向背關係、其筆力之強勁在石刻中極為突出，在古文字書法中，是堪稱別具奇彩和獨具風神的。
康有為稱其“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我，自有奇采。”其書體為大篆向小篆過渡時期的文字，學《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學小篆，百無一失。後世學篆者皆奉為正宗，無不臨習。楊沂孫、吳大澄、吳昌碩、王福庵等皆得力於此。
拓本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沒有流傳下來。宋安國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國秦文錦售給日本東京河井荃廬氏。此外，社會上所流傳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鋒》、《中權》、《後勁》三種，其中天一閣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為最。然原拓己失，現只能見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種拓本的照片。安國所藏的宋拓本《先鋒》本，舊商務印書館、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著《石鼓文研究》一書中。上海藝苑真賞社、日本鳹 堂有《中權》本影印本。中華書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書跡名品叢刊》中，有《後勁》本影印本。上海書畫出版社《書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文物爭議
爭議一
石鼓的刻鑿年代一直沒有定論，韋應物和韓愈的《石鼓歌》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歐陽修的《石鼓跋尾》也認為屬周宣王時史籀所作。羅振玉的《石鼓文考釋》認為是秦文公時物，又一說是公元6世紀的南北朝，郭沫若以為秦襄公時物，唐蘭考定為秦獻公葉十一年（前374年）刻。前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中認定石鼓刻於先秦時期，但具體年代說法不一。
爭議二
10面大石應有排序，而石鼓上所刻的10首長詩，自然也有先後順序。只可惜，石鼓自荒野中被發現時，無人對此細節給予重視，後又幾經遷徙，更使考證難上加難。
不過，歷代學者還是依據石鼓上的文字取前兩個字為其起名，即汧沔鼓、車工鼓、田車鼓、鑾車鼓、酃雨鼓、作原鼓、而師鼓、馬薦鼓、吾水鼓、吳人鼓。隨後，金石學者們為它們作出了多種版本的排序，但都未能使世人信服。
文物評價
九大鎮國之寶之一， 大秦帝國的“東方紅”。
關於石鼓文的確切年代，幾千年來學者討論不斷，提出各種看法，至今還沒有一個能夠被大家都贊同的確定的結論。有多位學者認為它是秦景公時的作品。高明先生又對這一問題加以討論，提出了新的見解。他根據石鼓文字形體、刻制工具與秦君稱謂這三方面的證據。
認為石鼓文的時間應該在戰國晚期，秦惠文王是唯一可以既稱公又稱嗣王的，比較符合石鼓文的內容，文字特徵與刻制工具也屬於這一時期。唐蘭先生曾指出詛楚文和始皇刻石皆晚出，認為石鼓應在前四世紀（獻公時）。Gilbert L Mattos （馬幾道）在研究秦石鼓時也認為刻石的風氣在中國出現較晚，所以石鼓應該是前五世紀的作品。這種見解與高明的看法結合，可以為石鼓文產生於戰國晚期的說法提供比較合理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