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孫文學說》序(1)作者簡介
孫文（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 字載之，號逸仙，譜名德明，幼名帝象，是近代中國的民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流亡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故後人慣以中山先生相稱；其後此稱謂便逐漸演化成具體的尊稱孫中山先生，或直呼為孫中山。
孫中山1940年（民國29年），民國國民政府通令全國，讚揚孫氏“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孫文被中國國民黨尊為“永遠的總理”；中國共產黨則稱他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在中國大陸也有人稱他為“現代中國之父”，而民間普遍稱他為“中國國父”。
主要內容
《孫文學說》前有自序，繼分八章；第一章：以飲食為證；第二章：以用錢為證；第三章：以作文為證；第四章：以七事為證；第五章：知行總論；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
《孫文學說》《孫文學說》吸取了西方機械唯物主義和自然科學知識，宣傳進化論的自然發展觀，認為自然界和人類都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不斷發展進化的過程。認為世界的進化分為三個時期：其一為物質進化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時期，其三為人類進化時期。“物質進化”是指宇宙的形成和發展。孫中山以中國傳統的作為宇宙本體的“太極”概念當作西方19世紀自然科學界提出的物質性的“以太”的譯名，認為物質進化是由於以太運動而產生電子，而形成元素，而聚為物質，而形成地球的不斷前進的過程。這種看法堅持了宇宙本源問題上的唯物主義，又超出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水平。“物種進化”是指生物進化的階段。孫中山把細胞理論和生物進化論結合起來，認為整個動植物有機體，以至於人類，都是由細胞即“生元”發展而來的，按其所固有的變化能力和進化規律，經過物種的生存鬥爭，自然選擇，新陳代謝，不斷由簡而繁地發展。這種對生物發生和發展的解釋是唯物主義的進化論的觀點。
為解釋精神意識的來源問題，孫中山提出“生元有知”，認為生元是有“知覺靈明”的，這一提法模糊了生物和人類的本質區別，把作為物質高度發展的神經系統和人腦才具有的知覺和思想歸結為一切細胞都具有的屬性，是機械的形上學的觀點。“人類進化”是指人類從動物界脫離出來以後的發展過程。孫中山認為，人類進化的目的是解除世界上存在的各種痛苦，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他反對把“物競天擇”的原則套用到人類社會，旗幟鮮明地反對社會沙文主義，有非常積極的現實作用。但他把人類進化的原則說成是“互助”，則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
重要意義
《孫文學說》最重要的是提出並系統論證了“知難行易”的認識論學說，這也是孫中山哲學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進化論的唯物主義知行學說。孫中山認為，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革命黨人思想保守，意志衰頹，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方略產生了嚴重的懷疑和動搖，因而引起革命隊伍分化。這些人的理論依據便是“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傳統理論，他們認為孫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國行不通，百般抵制孫中山提出的許多革命主張。保皇黨人也是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因而反對革命。可見這種學說在當時已經不同程度地成了反動派、資產階級右派、改良派和革命隊伍中的蛻化分子用以反對革命的理論基礎。“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原意是“知”並不難，問題的關鍵是把“知”見諸“行”，知之是為了行之，知而不行是最大的禍害，是在知先行後的前提下強調知行一致，反對知行分離，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知易行難”的思想卻被封建統治階級及其思想代表奉為永恆不變的絕對教條，成為保守、盲從、因循守舊的封建意識形態。孫中山認為他在革命實踐中遇到的最大的思想理論上的禍害就是這種思想及其與之相近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學說。他認為，這種思想的流弊是：因為“知易”，所以就想先求知而後行，但一遇困難，就不去求知了；因為“行難”，所以不知就固然不去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就無可為者了。結果是，既不能求得真理，又不能有所行動。因而當務之急是從認識論的高度搞好革命黨的“心理建設”即思想建設問題。
孫中山從超階級的進化論出發，從認識的角度把人分為三類：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先知先覺者是英雄豪傑，是支配者；後知後覺者是先知先覺的助手；不知不覺的廣大人民民眾則是“實行家”，只有在先知先覺者的指導下，才能奮起“竭力樂成”。這顯然是資產階級革命家所共有的唯心史觀的表現，由於他們不承認人民民眾是認識和改造社會的主體，所以必然無法在知行觀中徹底貫徹唯物主義。從行先知後的基點出發，《孫文學說》正確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知”和“行”“進行不息”的觀點。認為人類在“行”中獲得科學知識，再把“知”用諸“行”，推進“行”的發展。在“行”的基礎上，人的知識隨著宇宙的發展而發展，宇宙事物的發展沒有止境，因而人的認識的進步也永無止境，知和行就是這樣相生相長永不停息的。《孫文學說》把人類的知行劃分為三個時期：不知而行時期，行而後知時期，知而後行時期。這樣就把知和行的辯證統一關係機械地割裂開來，含有機械形上學的因素。但這三個時期是與人類進化三時期：由草昧進文明，由文明再進文明，進而達到科學昌明時代緊密相連的。在具體論證這個命題時，也兼顧了各個時期知與行的關係，在每一個時期並非只有行而無知，或只有知而無行，而是知和行都進化到了一個較高的階段，證明了人類的認識過程和人類文明進化的歷史過程相一致。因此，這一理論中包含有合理的核心。
相關評論
《孫文學說》序(13)胡適以上對孫中山暨《建國方略》的欣賞，源於他“行事要有計畫”的思想。他的這個思想在三年後的1922年更加明確，他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寫道：“我們要求一種‘有計畫的政治’，因為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畫的漂泊，因為我們深信計畫是效率的源頭，因為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畫勝於無計畫的瞎摸索。”一個月後他對此更有詳細的闡述，他在《努力周報》的《這一周》時評欄目中這樣寫道：“計畫是預先認定一個目的，推想出如何可以做到那目的的歷程，然後把那推想出的歷程定為進行的步驟。計畫的功效，全在分期克日，步驟分明；只要繼續做下去，一點一滴的積起來，總有成效可觀。我們對於無論誰來組織的政府，第一個要求就是‘有計畫’！國家是一件重器，政治是一件絕大的事，沒有計畫是不行的，沒有計畫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見到《每周評論》上胡適的書評，孫中山大喜過望，這從廖仲愷致胡適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在《每周評論》上讀尊著對他學說的批評，以為在北京地方得這種精神上的回響，將來這書在中國若有影響，就是先生的力量。”
哲學影響
孫中山《孫文學說》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出於革命需要而探討知行問題的。他為革命力辟傳統的“知易行難”說之非，主張“知難行易”，要人們敢於行，積極投身革命實踐，這對鼓舞革命黨人的鬥志，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知難行易”的知行觀的提出，展開了中國近代認識論上的革命，把中國唯物主義的知行觀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同時也應指出，從純粹的理論角度看，知和行的關係不是用難易所能衡量和說明的，因而用“知難行易”來解釋知行關係並不是很科學的。《孫文學說》奠定了三民主義的哲學理論基礎，建立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進化論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認識論。由於時代的限制，孫中山當時所論證的仍然沒有超出舊三民主義的範疇，但他的進化論的唯物主義思想，是新三民主義的哲學思想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