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皇甫平---是一個在上海支持改革開放的新聞人。有奉人民之命，輔助鄧小平改革之意。
皇甫平事件
一些人以“皇甫平”為筆名在《解放日報》頭版發表系列文章，針對時弊，鼓吹改革開放，引發了一場思想交鋒。“皇甫平”文章就是按照鄧小平思想寫的。
生平經歷
皇甫平真名
真名周瑞金，曾任《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91年與當時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和《解放日報》評論部的凌河一道，根據鄧小平同志的談話精神，以“皇甫平”為筆名在《解放日報》頭版發表系列文章，針對時弊，鼓吹改革開放，引發了一場思想交鋒。
皇甫平《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這是“皇甫平”1991年正月初一發表在上海《解放日報》頭版的評論的標題。它與隨後發表的幾篇評論一起構成了名振一時的“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一掃當時輿論上對改革開放欲言又止的沉悶氣氛，激情、鮮明地歌唱改革，鼓動改革。
時任上海《解放日報》黨委書記的周瑞金，正是當年“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要組織者。日前他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透露，當年這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脫胎於“1991年小平上海講話”，而1991年小平同志的上海之行，幾乎是1992年小平南巡的一次預演。從1991年上海講話到92南巡，小平同志顯示出無比的政治勇氣與智慧，而這些正是小平同志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遺產。
連發四評論
許多論者把“皇甫平”解釋為“黃浦江評論”的諧聲，這並不錯，但又不僅僅是這個意思。從更深層的意思來說，這個“皇”字，按照我家鄉閩南話的念法，與“奉”字諧音。這個“甫”，不念“浦”，而讀“輔”。我選這個甫，就是取輔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這就是“皇甫平”筆名的深層涵義。而皇甫又是中國的一個複姓，人們看起來比較自然。
長期從事新聞工作，培養了我的政治敏感性和責任感，《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帶頭闡述小平同志關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最新思想，是責無旁貸的。
皇甫平評論的背景並不複雜
1990年12月召開了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會議集中提出了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體制改革問題。根據小平同志在七中全會前夕的談話精神，江澤民總書記在開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點風險，也值得乾”。
按照《解放日報》的慣例，每年農曆大年初一，我在《新世說》欄目都要發表一篇小言論賀新春。庚午歲尾，傳來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視察的講話精神。這時我感到，只寫一篇小言論不足以宣傳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來了評論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共同商量，決定寫幾篇聯繫上海改革實踐、宣傳小平同志改革開放新思想的文章。開篇就是大年初一發表的《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第一篇文章在讀者中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還是有骨頭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針對當時有人提“1991年是質量年”的。還有那八個字“何以解憂，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朱鎔基同志傳達貫徹七中全會精神和小平同志視察上海時的講話原話。
“皇甫平”文章引起爭論，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特定歷史背景下發生的。大家知道，此前幾年，東歐發生劇變。國內有些人認為，東歐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們對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疑問和詰難，對每一項改革開放的措施都要“問一問是姓社還是姓資”。有“理論家”公然在報上提出：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還是資本主義的改革？
用“姓社姓資”來提問，這就要對1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予以重新評價。當然，他們要問，也一直在問，這都可以。關鍵在於，他們“問一問姓社姓資”的核心，就是要徹底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開放事業。當時他們講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對和平演變，是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對改革開放則是進行“姓社姓資”的詰難。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人的確面臨著一個“向何處去”的現實課題。
十四大以前反和平演變的呼聲很高，中央黨校舉辦了第三次黨建研討班，被人稱為“反和平演變班”，是背著當時黨校校長辦的，還不讓上海的領導參加。他們提出要成立反和平演變領導小組，要下發反和平演變的座談紀要。這些都遭到江澤民總書記的拒絕和抵制。而他們當時討論誰是中國的戈巴契夫，這就是當時中國嚴峻的政治局面。輿論界的暗喻也出來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一時間，經濟特區被指責為“和平演變的溫床”，股份制改革試點被指責為私有化潛行，企業承包被指責為瓦解公有制經濟，引進外資被指責為甘願做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總之那個年頭，一些報紙上的此類文字，屢見不鮮。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過春節。與以前幾次過春節不同，這一次他視察工廠、參觀企業，在新錦江飯店旋轉餐廳，聽取有關浦東開發的匯報，發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講話。他強調說：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光我一個人講還不夠，我們黨要講話，要講幾十年。
小平同志這些話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小平同志的講話很有針對性，是有意識地就全國的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問題作一番新的鼓動。
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發表。這篇文章的點睛之筆，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於發展市場經濟。文章傳達了小平同志視察上海時的講話精神：“計畫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資本主義有計畫，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並批評“有些同志總是習慣把計畫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後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發表。這第三篇文章見報後，把一場風波的“導火索”給點燃了。一些人的攻擊開始升級，他們歪曲文章原意，然後上綱上線質問“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語句也尖銳起來。有人氣勢洶洶地責問：“主張改革不問姓社姓資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還是姓資？”等於宣布“皇甫平”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了。
第四篇文章《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強調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要破格提拔對經濟體制改革有進取精神的幹部。這實際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關於人事組織的思想，這是小平同志要從組織人事上保證推進改革開放的公示。
在醞釀時，我們曾打算寫五篇，第五篇擬展開論述第三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謂“姓社姓資”問題。後來，因為港澳工委來電話催促我儘快到香港《大公報》履任新職，我忙於移交工作，辦理赴港手續，於是把這篇文章的寫作給擱下了。
連遭“大批判”
皇甫平文章發表後，在黨內外、國內外反響強烈。當時，全國不少省市自治區駐滬辦事處人員都接到當地領導人電話，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還派出專人到上海來了解“發表背景”。文章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說這是“吹來一股清新的改革開放春風”。但是，除了當年4月新華社《半月談》雜誌發表評論文章，公開表示支持外，其他媒體大多沉默不言。有少數幾個進行攻擊、批判，甚至謾罵。我們在撰寫文章時，是有一點冒風險的思想準備的，但我絕對沒有預料到，幾篇文章會招致如此火力兇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嚇人到如此程度。
1991年4月，我們剛發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個發起無限上綱的“大批判”，指責“皇甫平”文章“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接著，又有幾家刊物起來呼應，批判的調門越來越高，什麼“改革不問姓社姓資是‘精英’們為了暗渡陳倉而施放的煙幕彈”云云。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報和權威雜誌也加入了進來，上綱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產力觀念”、“經濟實用主義”，等等。
記得當時有一位理論界的朋友寫了一篇文章，讓《解放日報》駐北京辦事處一位記者轉給我，並轉達他的意見，說我如果把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報》上，可以視作是我作了自我批評，北京報刊就不會再發表批評文章了。我知道這是“戰場喊話”了，當我看到文章中有這么一句話：“筆者完全不能理解，‘不問姓社姓資’的口號，究竟符合黨章的哪一條款呢？提倡‘不問姓社姓資’，那么在政治上還要人們問什麼呢？鄧小平同志反覆強調我們‘乾的是社會主義，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難道需要和可以改變嗎？”我看了有些納悶：“皇甫平”文章提倡改革開放，這是黨的基本路線規定的，怎么變成“改變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了？我便馬上打電話給駐京辦事處記者，要他明確轉告該作者：除非把這句話刪掉，否則《解放日報》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後來那篇文章就發到其他報刊上了。
這還只是“投石問路”，不久，才真的找上門來了。1991年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報社長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報社，要找我談話。事先，我接到該報駐上海記者站記者的電話，我摸不透這位社長為什麼要來找我談，於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領導匯報此事。這位領導同志也感到蹊蹺，因為市委並沒有接到中央有關通知，因此打電話與中央有關負責部門聯繫，了解到此人來滬並無什麼背景，純屬個人行為。於是，市委領導交代我隨機應變對付他。這位社長一來，就擺出一副官架子，用責問的口氣同我說話，問“皇甫平”文章是誰授意寫的。我裝糊塗對他說，沒有人授意，是我組織撰寫的，第三篇文章還是報社一位老作者寫的，我們做了修改發表的。聽我這么一說，他說那我們誤會了，便交代我寫一個文章發表經過的材料給他，他說回北京要向中央匯報，做做工作，不再批評你們了。他走後，我立即向市委領導匯報，得到的指示是三個字：不睬他！後來，我了解到，這位社長大人來上海的行蹤十分詭秘，連他的助手、秘書都不知道，只有他的私人司機才知道他的下落。
這位社長，他在9月1日的社論中，塞進自己的私貨，連寫兩句“要問姓社姓資”，當夜被江澤民總書記下令刪去。為了擺脫自己的被動，他連忙寫材料向上面說“‘問姓社姓資’的話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則是一向認為“問姓社姓資”是“一種‘左’的傳統觀念”。與此同時，他又將一封“讀者來信”編印出來，摘信中的話說：“那些對改革開放不主張問一問‘姓社姓資’的，不是政治上的糊塗蟲，便是戈巴契夫、葉爾欽之流的應聲蟲！”
後來，這位社長離開了報社。
當然，這不過是1991年這場交鋒的一個小插曲罷了。更大的交鋒還在後頭！上海成為交鋒的戰場。
出現大轉機
10月，一位大人物來上海視察，在幹部會上公然指責“皇甫平”文章影響很壞，黨內外的思想給搞亂了，好不容易剛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上來，現在又冒出一個“市場經濟”，說什麼“計畫和市場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這不是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嗎？當時，我們的壓力是很大的。但是，頗有戲劇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領導同志來上海視察，他在幹部會上卻講了與那位大人物不同調門的話：“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帶框框、先定性、先戴帽，這就很難辦。不要還沒有生小孩，還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開始，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無限上綱撻伐的“大批判”，我們本想進行反擊。當時最積極、最鮮明支持“皇甫平”文章的，是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劉吉。在我們處境最困難的時候，他鮮明表示“皇甫平”文章寫得及時，寫得好！他說有人說我是你們的後台，可惜你們寫文章時我並不知道，當不了後台。他提議，我們只要把第五篇文章重新發表，加一個編者按，讓廣大讀者來評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張過“不要問姓社姓資”？
當時，上海市委領導理解我們的處境，悉心保護我們，指示淡化處理。1991年4月23日，我以報社總編室名義給市委寫了一個報告，詳細解釋了文章組織及發表的過程、北京及全國各地理論界的反應等。當時市委三位主要負責人批閱了報告，他們沒有批評文章本身的內容，只是對文章發表的程式、事先沒有送審提出了意見。對此，我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因此後來我們還是遵照市委的批示，顧全大局，不予置理。我當時承受著重大壓力，連到香港履任新職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裡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歷史，終究會明辨是非的。也就在這個情況下，劉吉同志將“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給了小平身邊的一位同志，請她轉交給小平同志審閱。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我們當時沒有發表文章進行正面交鋒，但是也並非沉默不言。我們還是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了我們堅持真理的堅定性。
在1991年5月間，當時已有不少報紙雜誌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這時北京一大報發表《建造反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評論員文章，全國大多數報紙都轉載了，而《解放日報》沒轉載。在市委一次中心組學習會上有領導提出，《解放日報》應當補轉這篇評論。當時我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還是不轉載為好。最後，市委領導同意不轉載。
1991年下半年，我們仍然繼續堅持宣傳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表明沒有放棄“皇甫平”的主張和觀念。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轉機。江澤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講了一大段改革開放，其中闡述了鄧小平同志關於不要把計畫和市場作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標誌的思想。前文已提到，9月1日，江澤民同志又下令將第二天就要見報的一家大報社論中有關“要問姓社姓資”的句子刪去，而這篇社論的摘要恰恰突出了這個內容，已在頭一天晚上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中播發了出去，第二天見報卻沒有了，使中央機關報一篇社論出現兩個不同版本，這在黨的新聞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海外新聞媒體中引起強烈反響。但9月底，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同志嚴厲批評一家大報引用他在紀念魯迅大會上的講話時作出斷章取義的錯誤編排，這些都表明了江澤民同志的鮮明態度。
小平同志冷靜地觀察和思考了這場交鋒。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為黨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1992年2月4日，農曆壬申年大年初一，我們在《解放日報》頭版率先發表了題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要講一百年》的署名評論，拉開了宣傳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精神的序幕。文章發表後，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不久，中央和全國各地方報紙，以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為中心，紛紛發表自己的言論。新華社向全國轉發了《深圳特區報》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栩栩如生地傳播了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的活動和談話內容。與一年前發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輿論態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個加快改革開放的生氣蓬勃的輿論環境，很快在中華大地蔚然形成。
(選自《炎黃春秋》200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