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昌五

田昌五先生以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運用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比較中西歷史發展的異同，在史學理論、文明起源、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古史分期、農民戰爭與農民問題、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及其與社會結構的互動等領域均有重大學術建樹，自成一家。 田昌五先生是一位辛勤的園丁，為山東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等單位培養了36名史學博士，大都已經成長為國家棟樑。 田昌五先生的逝世，是山東大學和中國史學界的巨大損失。

田昌五先生，1925年7月13日出生於河南省郾城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幼年讀私塾，後入本縣召陵中學和安陽高中讀書，1945年參加抗日遠征軍赴印、緬抗擊日軍。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再入開封高中。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第四黨支部書記，195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任北京大學團委副書記等職。1956年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78年任研究員，1986年評聘為博士生導師。1987年調入山東大學，任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學術顧問、中國文化書院導師、西北大學兼職教授。同時任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會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等職。一生著述宏富，成就卓著。由於長期忘我工作，積勞成疾，經多方醫治無效，於2001年10月6日凌晨4時22分逝世於山東大學齊魯醫院，享年76歲。
田昌五先生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和卓越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青年時代，田昌五先生即投身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在日本侵略軍的槍林彈雨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中，不怕犧牲，不畏艱險，機智靈活，為黨和人民奉獻一腔熱血。新中國成立以後，以更加飽滿的熱情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去。為了探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道路，轉而以畢生之力研究中國歷史發展規律。在半個世紀的史學研究中，先後出版了《王充及其論衡》、《中國農民革命史》（第1卷）、《古代社會形態研究》、《古代社會形態析論》、《古代社會斷代新論》、《歷史學概論》、《論衡導讀》、《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史論》、《中華文化起源志》、《中國歷史體系新論》、《周秦社會結構研究》（與臧知非合著）等學術專著10餘部，發表一系列學術論文，達400多萬字，並主編出版了《秦漢史》（與安作璋教授合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四卷本，與漆俠教授合編）、《華夏文明》系列專集和《中國原始文化論叢》（與石興邦教授合編）等大型學術著作與文集。是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第一、第二卷的主要撰稿人和組織者，主持了《馬克思恩格斯論前資本主義社會諸形態》的編輯和出版，尚待出版的專著有《史學新論》、《中國歷史體系新論續編》、《史學舉要》史學卷等。
田昌五先生以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運用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比較中西歷史發展的異同，在史學理論、文明起源、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古史分期、農民戰爭與農民問題、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及其與社會結構的互動等領域均有重大學術建樹，自成一家。50年代末60年代初，田昌五先生對史學界爭論不休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歷史考察和邏輯分析，指出馬恩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主要內容是農村公社，而不是一個確切的社會形態概念。這一觀點影響廣泛，論文被譯為英、法、俄、日等多種文字。對農民戰爭史的研究，田昌五先生始終以科學的方法，探討農民歷史命運的變遷及其與社會結構變動的邏輯聯繫。改革開放以後，田昌五先生系統提出中國古代社會形態說，即中國古代社會的本質特徵是宗族奴隸制，國家形態是宗族城邦；春秋時期宗族奴隸制瓦解，至戰國變法運動的結束而形成了封建專制國家。這一觀點發展了郭沫若首創的戰國封建論而自成體系；田昌五先生還第一個明確提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時代課題，並進行了艱苦細緻的長期探索，涉及到華夏文明的起源及其發展道路、古代社會土地形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創新等等。進入90年代，田昌五先生系統升華以往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體系，把從遠古到晚清的中國歷史劃分為洪荒時代、族邦時代、封建帝制時代三個發展階段，揭示了中國古代社會文明不斷轉移和封建社會循環發展的歷史規律，對當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具有重大理論意義。
田昌五先生理論修養深厚，精通馬恩經典著作，視野開闊，博聞強記，學風謹嚴，真正做到了歷史研究巨觀和微觀的統一、歷史和邏輯的統一，通古今之變，重經世致用，胸懷坦蕩，剛正不阿，淡泊名利，不趨時俗，不宥於傳統，不宥於自我，生命不息，戰鬥不止，其學術品格，高山仰止，堪稱楷模。
田昌五先生是一位辛勤的園丁，為山東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等單位培養了36名史學博士，大都已經成長為國家棟樑。田昌五先生重視學科建設，愛護青年教師，品德高尚，澤被生徒；教書育人，桃李滿園，他的學術和思想必將影響深遠。
田昌五先生的逝世，是山東大學和中國史學界的巨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