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闓運(1832～1916)
正文
近代學者、詩人。字壬秋,一字壬父,晚號湘綺，時稱湘綺老人。湖南湘潭人。鹹豐二年(1852)舉人。自少篤志苦學，遍治經史及百家之言。初受山東巡撫崇恩聘，開館講授。後入京，就尚書肅順聘。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客曾國藩幕府,於鎮壓太平軍、捻軍及苗民起義,多所參謀，所撰《湘軍志》，就是曾國藩所統湘軍鎮壓太平軍及捻軍的記錄。後因與曾國藩意見不合，遂退歸專事講學。先後主講於成都尊經書院、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並擔任過江西高等學堂總教。光緒三十四年(1908)，由於湖南巡撫岑春煊的薦舉，特授翰林院檢討，加侍讀。辛亥革命後，任國史館長，兼任參政院參政，對袁世凱稱帝野心持譏刺態度。後辭職歸鄉。王闓運在學術上主張經世致用，對《尚書》、《春秋》持今文經學觀點，但對其他經書亦不廢古文。對漢學、宋學，兼采眾長，認為章句、義理、考證應兼容並包。他以這種學術觀點在成都主講，開蜀學之端。在政治思想上,他反對農民起義,但也能認識到“盜賊者，貧民之變計也，洪逆之事有明徵矣”（《與曾侍郎言兵事書》）。對外則主張修飭內政，富國強兵，堅決抵禦外侮,表現出鮮明的愛國思想。他說“主忘其民,夷始俘之；主棄其地，夷始侵之”,“己不能戰,雖降無益”（《御夷論》一）。
王闓運在清代“儒林與文苑分馳”（陳兆奎《王志序》）的情況下，兼涉兩途，亦以辭章見稱。他的詩以模擬漢魏六朝為主，認為“作詩必先學五言，五言必讀漢詩，而漢詩甚少，題目種類亦少，無可揣摩處，故必學魏晉也。詩法備於魏、晉，宋、齊但擴充之，陳、隋則開新派矣”（《湘綺樓說詩》卷六）。曾編選《八代詩選》。其詩由於學富識廣，專事模擬，而缺乏現實生活內容,故詞勝於意,典雅而不清新，堆砌而乏情韻。他明確聲言寫詩應重詞不重意,“自來推曹子建為大家,無一妙靈句”，“詩之旨則以詞掩意,如以意為重,便是陶淵明一派”（同前）。他的擬古風格的詩中也有如《河畔浣衣歌》等作，具有現實生活氣息，感情真摯，略見新意，但為數極少。他在《憶昔行與胡吉士論詩因及翰林文學》一詩中說：“五十年來事事新，吟成詩句定驚人”，反映了他詩歌主張的另一傾向。他的一些感時之作，即是這一理論的實踐。如《圓明園詩》、《天津南望水》、《獨行謠》、《黃學正游印度還，兼言俄、德形勢，感賦長句》等，都反映了清王朝的內憂外患。雖然他反對農民起義，但他也揭露清王朝的腐敗，痛斥帝國主義侵略，抒發憂國憂民之情。這類詩風格沉鬱蒼勁，少失艱澀。其《圓明園詞》傳誦一時，但記事有不確處。特別是關於園焚之因，據不實傳說，減輕了帝國主義分子的罪責。
王闓運亦擅長於文，舊論以為成就不在詩下，但文學散文較少。他的文包括賦、書札、論議、箴銘、傳記各種體裁。他在《八代文粹序》中說,“夫詞不追古,則意必循今，率意以言，違經益遠”,“要以截斷眾流,歸之淳正，使詞無鄙倍，學有本根”，表現出追求典雅的傾向。他的文章，以記敘、議論見長，學綜經史，論貫古今，抑揚開闔，委婉曲折，恣肆汪洋，受賈誼政疏的影響較為明顯。
王闓運有《春秋公羊傳箋》等經學著作，《莊子注》等子書著作，以及《湘軍志》等史學著作多種。此外有《文集》8卷,《詩集》14卷等。門人輯其著作為《湘綺樓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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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闓運(1832～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