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冶秋(1909～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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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博物館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安徽省霍邱縣人。生於1909年1月2日。1987年10月 5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事跡 王冶秋出生於一個沒落的小官僚地主家庭。五四運動後受到新文化新思潮影響。在北平讀書時結識魯迅先生，參加未名社的進步活動。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返回家鄉發動霍邱暴動。暴動失敗，重回北平繼續革命工作。曾兩度被捕入獄。出獄後，輾轉任教於十幾所學校，堅持傳播進步思想，鼓勵青年學生投身革命,同時與魯迅先生保持密切聯繫,是魯迅晚年的青年摯友之一。1940～1946年，任馮玉祥將軍的國文教員兼秘書，從事中國共產黨的軍政情報工作。1946年秋，受中國共產黨派遣，到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將官部任少將參議，繼續從事軍事情報工作，對解放軍在淮海戰役和華北戰場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1948年，王冶秋受中國共產黨委派，由軍政情報工作轉入文物工作，擔任解放區北方大學和華北大學研究部研究員，在河北良鄉籌備北平的文物接管工作。北平解放後，擔任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文物部副部長，完成了對北平文物、博物館、各圖書館的接管工作，使大批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王冶秋擔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協助鄭振鐸局長主管全國的文物、博物館事業。1954～1966年，擔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為創建和發展新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王冶秋受到迫害，1973年起，擔任國家文物局局長。他在周恩來的領導下，調集了一批正在遭受迫害的幹部，來充實文物工作的隊伍，為恢復和發展已受嚴重破壞的文物、博物館事業進行了巨大的努力。王冶秋是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也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十一次代表大會代表。
文物保護方針原則的研究和實踐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王冶秋協助鄭振鐸先後參與制定《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在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徵集革命文物》、《關於在基本建設中保護歷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法令和規定，明確了文物保護的原則。這些法令和規定經政務院批准後頒布實施，從此結束了 100年來帝國主義分子任意掠奪和盜運我國珍貴文物的舊時期，使中國文物在回到人民手中以後，迅速走上保護的軌道。
王冶秋在主持文物局的工作中經過不斷實踐，明確了重點保護和重點發掘，既對基本建設有利，又對文物保護有利的“兩利”方針;公布了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並規定文物保護單位必須建立：有保護範圍、有標誌和說明、有科學記錄檔案、有專門管理機構的“四有”制度；在建築物保護上，必須遵循不塌不漏和保持現狀或恢復原狀的原則，嚴禁亂拆亂改和破壞環境風貌；對流散文物的交換流通，必須由文化(文物)部門指定的文物商店統一經營等等。這些方針和原則，在以後文化部報請國務院發出的《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保護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和《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等檔案中進一步得到確定。
1960年，王冶秋主持研究、選定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80處，並經國務院批准後公布。依據上述原則，他還為敦煌、雲岡、龍門、佛光寺、南禪寺、應縣木塔和避暑山莊等許多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維修和保護工程傾注了許多心血。他到井岡山、瑞金、遵義和延安等處實地考察，為保護眾多的革命遺址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並取得突出的成就。王冶秋從理論原則、方針計畫到具體實踐，為建立中國文物保護工作完整的科學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博物館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王冶秋組織領導了對原有博物館的改造和建設工作，同時促進各省、市、自治區籌建了一批地誌性博物館。在1956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上，在他所作的題為“發展博物館事業，為科學研究服務,為廣大人民民眾服務”的報告中，明確了博物館是科學研究機構、文化教育機構、文物標本的收藏機構，並要為科學研究服務、為廣大人民民眾服務的性質和任務。他總結直接抓典型的實踐經驗，提出了辦好地方的地誌博物館必須突出地方特色、加強科學研究的方針。王冶秋對革命遺址紀念館的工作，也提出注意革命活動與中共中央集體領導、同革命幹部和革命民眾血肉相連、同革命大事件聯繫在一起的密切關係,不能把領袖故居作為單獨個人活動場所,明確了革命遺址紀念館的工作方針。1959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天安門前建立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後，王冶秋被任命兼任兩館籌建辦公室主任。他貫徹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全國各地調集了一批歷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充實了“中國通史”和“中共黨史”兩大陳列的內容，較系統地以文物來說明中國通史和中共革命歷史，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博物館開拓了途徑。
重視文物研究，發揮文物作用 王冶秋十分重視文物、博物館工作在宣傳教育、開展科學研究方面的作用，重視專業人才的培養。1956年，在鄭振鐸的倡議下，他具體領導了創辦文物出版社的工作，之後，他又倡議創辦了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在培養幹部方面，他和鄭振鐸一起倡議並堅持，由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聯合陸續舉辦了 4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專業幹部。銀雀山漢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吐魯番文書等一大批古文獻出土後，他調集各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組織保護、整理和研究工作，並倡議成立古文獻研究室，加強對出土文獻文物的研究和整理。為充分發揮文物的作用,擴大文物的影響,他主持舉辦過多次全國性的大規模的出土文物展覽和考古新發現展覽。1971年以後，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他又組織了多起出土文物展覽，到英、法、日、美、加拿大、奧地利、瑞典、比利時、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展出。這對宣傳中華民族的燦爛古代文化、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增進中國與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起了積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