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極端主義
極端主義
麥可·比利希（Michael Billig）的“平實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的說法認為，日復一日，越來越不引人注意的民族主義，日日影響居民的想法。在西方民主國家，仇外與移民團體經常自稱為民族主義者，以避免種族主義（racism）這種貶義的稱呼。持此立場之政黨可能有眾多支持者，並進入國會。光頭黨（skinheads）等小而知名的團體同樣也自稱民族主義者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national-socialist）或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ist）的婉轉稱呼。其他國家多稱其為極端民族主義者，帶著明顯的貶義。參見愛國沙文主義（chauvinism）與愛國侵略主義（jingoism）。
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為包含法西斯主義等政治意識型態之要素，極端主義一詞通常用於此處。但簡單地將法西斯主義表述為民族主義之極端型式並不正確。法西斯主義在一般意義上始自義大利的種族民族主義與國家民族主義之結合，明顯影響了納粹主義。對於阿爾道夫希特勒在地理政治學的志向，可能帝國主義是較好的形容，且納粹德國治下的廣闊地域中有許多在歷中上並無德國人的蹤跡。納粹德國在與典型的歐式民族國家相較之下，自成一格（sui generis）。
這也可稱之為史達林主義。約瑟夫·史達林為民族主義專家，他對民族之定義廣受引用。在其統治下，蘇聯於蘇維埃共和國與各加盟共和國中定義並鼓舞民族認同。儘管如此，各共和國的主權仍遭否定，且俄羅斯化政策自相矛盾。於1945年遭蘇聯占領的東歐國家亦有類似的遭遇。其統治面臨具強烈的民族主義特色卻含義糢糊的“蘇維埃”（實為俄羅斯）認同，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種族主義
民族主義並不一定具有本國高於他國之信念，但實際上許多民族主義者的確這么想。偶爾會有認為他國可作為本國範例的情形，參見親英派（Anglophile）。幾乎所有的民族主義運動中都有某種種族主義的影子，通常針對鄰國與種族團體。
種族主義亦為19世紀末大行其道的殖民主義之特徵。嚴格說來，成立海外殖民地有悖於民族國家的原則，因殖民地所在並非該民族的祖國，而其後裔很明顯既非其種族，也不說相同的語言，沒有相同的文化。實際上，民族主義有時是歐洲自決與亞非殖民化之結合。
明確的生物性種族理論自19世紀末大行其道。民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於20世紀前半常以此種面目出現。納粹可說是史上與種族思想最相符合的思想，納粹德國各方面的政策都受種族觀念所影響。納粹德國之敗及其種族滅絕政策，包括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於1945年後大大地敗壞種族理論與種族民族主義。
然而種族主義持續影響民族主義。種族清洗通常被視為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兩者共同的特徵。國家為民族而存在是民族主義的法則之一，但不是所有民族國家皆驅逐境內之少數民族。新近的種族清洗知名案例於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戰爭期間發生；其他的例子有1950年代伏爾加德意志人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以及1915年鄂圖曼帝國的滅絕亞美尼亞人。
美國於2001年後的民族主義
11事件的影響
九一一襲擊事件在美國掀起一陣表達民族主義的浪潮。在國際上譴責暴行的狂潮及對美國的公開支持後，美國的民族主義變得令外人難以接受與理解。在二戰後的西歐，尤其是法國、英國、與德國三國境內，許多美國人認為炫示國旗為過激行為。
許多人相信這場民族主義的衝擊帶起美國國家政策上的許多重大改變。於2001年10月26日簽署成為法律的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雖（許多人表面上相信）是為反恐而設計，但被許多人認為系機構性地妨害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這場衝擊可能也幫助喬治·沃克·布希的執政，導致美國入侵阿富汗與美伊戰爭。
戰爭與民族主義
跟其他戰爭一樣，衝突自身在任何國家都會挑起民族主義情緒，非僅止於美國。例如說，包含加拿大人在內的反美民族主義情緒自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後戲劇性達到高峰2006 Liberal Canadian Press Room。隨著傷亡增加，反對繼續占領並重建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意見持續高漲，並使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促使美國自伊拉克撤軍。2005年末的民調顯示布希總統的聲望為有史以來最低者之一，導因於高漲的反戰聲音。其他人認為這場“戰爭”目前已成為戰後的占領，需要長期穩定的警政管理，以及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民主化。這項由雙方提出的主張有似於60年代美國捲入越戰時的民心凝聚。其主要的差別在於美國於越戰是逐步擴大規模，而未能完全驅逐北越的反西方政府。
許多擁戰者將反對這場戰爭與/或重建過程者視為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自以為是、偽善。反戰者則引用對民心凝聚的爭論，令人聯想到美國於19世紀昭昭天命的觀念。有些人指控反戰者不愛國，甚至於叛國。若干擁戰的評論員表示，覺得新聞對美國的負面報導因破壞美國軍隊達到反恐戰爭的最終勝利而助長敵人氣焰。因反戰者對此種指控感到憤恨，這項政治爭端造成彼此持續對立。
儘管軍事主力在兩國徹底獲勝，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在改革阿富汗政治與重建伊拉克上進展緩慢。儘管兩國於2006年一月邁出民主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朝向奠定長期和平、穩定、正義的基礎Afghan Parliament Convenes, Impending Iraqi Nationwide Elections。許多在911後美國情緒高漲的民族主義者們擁護這些未完的改革與重建程式所可能帶來的長期利益。在此緩慢的進程中，關於產生這場國家重建的軍事行動的真正動機，與在倫理方面的爭議，仍在持續，而關於民族主義的爭議為此中關鍵。例如，美國所領導的軍事行動究竟是否構成帝國主義，或為審慎互利的新型世界主義。這些爭議的激烈程度與撕裂性或因媒體偏差（Media Bias）導致恐懼的文化（culture of fear）而起。媒體朝向遮掩兩國境內的暴力行為，尤其是伊拉克因反對外國占領者與“通敵者”所產生的暴動。
許多反對美國與其盟國入侵伊拉克與阿富汗者將這些軍事行動稱為帝國主義，以“石油之戰”之名提醒世人石油帝國主義（Oil imperialism）之說。擁戰者們認為這些主張荒謬，他們視這些軍事行動為國際合作打倒阿富汗的塔利班與伊拉克復興黨（Baath Party）等專制獨裁政權；支持者們更認為這些入侵與占領為在所謂恐怖主義與護教聖戰（jihad）猖獗之地改革社會政治背景的必要手段。論戰於冷戰期間的反共政策立場互異的鷹派與鴿派之間激烈展開，論戰的中心為權衡美國及其盟國在民族認同、國家安全、國家主權上與其他國家之間孰輕孰重。
因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國社會政治的發展（選舉、法制改革等）仍在持續，要歷史學家評斷孰是孰非或仍過早。支持兩國戰後重建者以現代西歐與日本的歷史例示中東地區歷經國際託管後可能的結果。儘管曾於二戰後經歷英裔美國人（Anglo-American）實質上的軍事占領與重建達數十年（參見馬歇爾計畫），日、德等國後來自美國白人的占領下獨立，今日已成為具國際影響力的頂尖經濟強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