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超生概述
特權超生2009年初，社會上出現所謂“放開二胎”的傳聞，引起民眾的誤解和部分基層同志的疑惑。但是特殊人群超生在城鄉同時抬頭。流動人口超生占違法生育總量的比例較大，黨員幹部和名人、富人超生雖數量不大，但社會影響極其惡劣。
2009年4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騰訊網新聞中心聯合實施的一項線上調查顯示，在7917名志願參與者中，67.9％的人感覺“現在富人、名人的超生現象相當嚴重”。
公務員史先生認為，過去的“超生游擊隊”主要在農村，而現在的“超生新貴”多是一些成功人士。“少數名人、富人以及領導幹部，完全不在乎計畫生育部門‘社會撫養費’，更不為孩子出生、成長、教育的花費發愁，他們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方式，最終達到同一個目標——多生一個孩子。”為了超生，甚至有一些高收入人士，主動上交“社會撫養費”，要求計生人員不予干預。此外，還有以偽造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的證明，跑到國外或者港澳地區超生，“包二奶”、花錢“買”二胎準生證等等。
調查中，44.6％的受訪者贊同“富人不怕罰，窮人沒得罰，計畫生育只計畫了社會中層”的說法。民眾紛紛質疑，難道用金錢就能買到“超生通行證”？有錢就可以違法嗎？
對於名人、富人的超生行為，61.1％的人感覺不公平，“憑什麼有錢就能違反基本國策”，49.5％的人堅持認為“生育權面前應該人人平等”。
調查中33.5％的人認為，“除經濟手段外，對超生行為還應有其他處罰方式”。曾經有專家建議對這類行為追究刑事責任。這個建議引起了廣泛爭議，許多公眾拍手稱快，但也有不少人質疑其法理基礎和可行性。
現狀
特權超生據計生部門調查發現，真正超生的那部分高收入人群中，絕大多數為私企老闆和個體經營者。他們對於經濟處罰的多少毫不在意。有些私企老闆甚至認為，錢多了就應該多養幾個孩子，“幫自己消費消費”。
部分人視超生為身份象徵
超生問題以前在農村之所以比較普遍，是受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影響。而如今，私企老闆們選擇超生，是因為他們已把多子視為自己的身份象徵。據了解，許多私企老闆都覺得，多子是多福，把多生孩子看作與名車、豪宅一樣是身份的象徵，是“富人圈”與普通百姓不一樣的新標誌。有的私企老闆之所以要再生一個男孩，是為了繼承萬貫家產。也有的私企老闆認為，自己交了社會撫養費，已經盡到了社會責任，因此就心安理得，認為合理合法。
懲治“超生新貴”很難
“超生新貴”們有足夠的實力接受經濟處罰，數萬甚至幾十萬的“社會撫養費”，對於他們來說只是“九牛一毛”，所以要想遏止目前愈演愈烈的私企老闆超生必須有更好的辦法。目前，社會各界普遍看好的懲治辦法是，考慮通過社會曝光的辦法，來懲治超生的私企老闆。對此，有關部門認為，這種辦法也不太合適，“曝光會涉嫌侵犯個人隱私。”除此之外，“綜合治理人口問題受到各相關部門出台的政策的衝擊，如衛生部門在出具新生兒醫學證明、公安部門在落戶工作中不再需要人口計生部門審定，導致了計生部門對違法生育人員底數難以掌握。”
幹部：權力是超生的保護傘
“人民在計畫，幹部在超生”：中國現任政府下的公務員名稱叫官員、幹部等頭銜，在意識中給了這些人把義務看成了管人的權利或個人特權。一些市縣幹部超生現象嚴重，自2003年以來，甘肅已有2萬多名超生幹部受到處罰，致使省上不得不採取措施進行督查，並從黨紀政紀方面對幹部超生現象做出處罰規定。
1983年至2006年7月，江西省九江市幹部超生案總計9204件，358人因超生被開除公職，5108人受黨紀政紀處分。
專家看法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認為，計畫生育政策，是在我國特殊國情下，對公民生育權作出的一種“暫時限制”，是所有公民都要遵守的“社會契約”。違法生育者上繳“社會撫養費”，是控制違法生育的一種手段，不是目的，絕不意味著有錢就可以多生。社會撫養費的實質是因違法生育違反了社會契約而受到的經濟和道義上的懲罰。“雖然目前少數富人的超生不會對整體的人口控制產生太大影響，但會破壞社會整體公正，加大貧富差距拉開後的社會矛盾，使人們對計畫生育的合理性產生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