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土地革命時期
任湘鄂贛獨立師連副政治指導員、政治指導員，紅6軍團第52團政治處俱樂部主任。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
任八路軍120師359旅717團政治處宣教股股長，1939年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後任第718團政治處主任、副政治委員、代政治委員，南下支隊第4大隊政治委員，湘東軍分區司令員，鄂北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
任華東教導旅副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旅副政治委員，第一野戰軍第2軍6師政治委員。參加了中原突圍和宜川、扶□等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師政治委員，軍分區政治委員兼中共焉耆地委書記，新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軍區副政治委員，烏魯木齊軍區顧問。
1996年10月13日 因病逝世，享年83歲。
人物軼事
接到任務
1949年10月1日，一兵團10萬將士在酒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後，各部隊次第出征，車轔轔、馬蕭蕭，奏響了當代出塞曲。張仲瀚、熊晃所部二軍第六師，是挺進南疆的斷後部隊。11月中旬飛抵迪化的王震司令員來電，命令張仲瀚師長帶領一支勘測小分隊，限期到達焉耆。同時，王震將派水利專家王鶴亭由迪化前往焉耆，會同張仲瀚規劃部隊進疆後屯墾生產的藍圖。臨行，和熊晃握別：“老熊！我先走一步，部隊就交給你了。”不料，張仲瀚走後不久，王震又電令熊晃立即乘飛機速到迪化。熊晃又把部隊交給副師長金忠藩隻身飛往迪化。
初到迪化
在迪化，熊晃走進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王震的辦公室。王震正在和什麼人通電話，用手勢讓熊晃坐下，繼續對著電話大聲講話：“把給部隊準備的糧食投放到市場上去。寧可部隊挨餓，也要保證迪化市民的糧食供應。”王震撂下電話，既是自言自語，也是說給熊晃聽：“糧食困難啊！”但他立刻轉換話題，開門見山地對熊晃說：“叫你來，我現在就正式告訴你，分局決定，由你擔任焉耆地委書記。不過，我也得告訴你，現在那裡還沒有一名中共黨員，也沒有一名幹部，一切都得從零開始。”
熊晃來之前做過各種猜想，就是沒有想到過要他擔任地委書記，而且是一個只有職務頭銜，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的空頭書記。不過，他很明白，這是革命事業的需要，而且任務很緊急。否則，司令員不會在部隊進軍新疆的時刻，叫他一個人脫離部隊飛來迪化。所以，他什麼也不說，靜靜地聽王震給他交代任務。
部隊合影王震接著對熊晃講，新疆原來沒有我們黨的地下組織，也就沒有一名中共黨員。現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已經宣布成立，接著要儘快成立各地方委員會和各縣縣委，體現並保證中國共產黨在新疆的領導地位，同時要建立各級人民政權。建黨建政，這是新疆解放後的第一項工作。毛主席講過，我們的軍隊，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生產隊，我們進疆部隊，三個隊的任務要一肩挑同時挑，哪一項也不能放鬆。各地區的地委書記，就由你們幾個師政委分別兼任，各部隊負責各自駐地的地方工作。與此同時，部隊到達駐地後，立即投入修渠開荒，要搶第一個春耕季節，像在南泥灣一樣，1950年，我們一定要實現生產自給。末了，王震強調說：“這就是給你這位地委書記的任務。”表示正式談話的結束。
主政焉耆
熊晃終於證實了自己的預想：讓他飛來迪化，絕對沒有輕鬆的事情。他感到了肩上的重擔，第一次坐飛機開洋葷的興奮，早已煙消雲散。焉耆地區，《漢書》載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焉耆國”是也，亦即現在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舉世矚目的塔里木石油勘探指揮部就在這裡。宏大的西氣東輸管線工程，由此發端，橫貫中原，直達上海。州府所在地庫爾勒，已然是一座繁榮的新興城市。歷史告訴我們，今天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繁榮昌盛，始自於共產黨、解放軍來到這裡的那一天。
1949年底，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地委書記熊晃帶著少數幾名解放軍幹部來到這裡的時候，焉耆只是一座破敗的小城，庫爾勒只有一條百多戶人家的小街。除了隨同原國民黨省政府起義的舊行政公署，這裡還沒有共產黨新中國的任何組織機構，也沒有一名黨和國家的工作人員。熊晃感受到了王震所說“一切都得從零開始”的真切含義。他在舊行署門口掛出了“中國共產黨焉耆地方工作委員會”的牌匾，昭告四方：共產黨在當地的領導機構誕生了。這一天，在開都河畔舉行了民眾大會，熊晃以解放軍二軍第六師政治委員兼焉耆地委書記的雙重身份，直接面對社會公眾，宣講共產黨新中國的綱領以及民族宗教政策；他去不同的清真寺分別拜訪維吾爾族和回族阿訇；又去和碩王爺府拜訪蒙古王爺，這裡居住著蒙古土爾扈特部族後裔。他們的祖先跟隨忽必烈大帝遠征，遺留在俄國伏爾加河流域，世世代代思念祖國，於18世紀中葉，不畏艱險，萬里跋涉東歸中國。乾隆皇帝下詔褒獎，冊封和碩王，全部族定居在這裡。
從此，古老的羅布泊人，維吾爾族，蒙古族，回族，漢族，共同生息在這片土地，喇嘛教、伊斯蘭教共存，多民族和睦相處，構成了焉耆地區特殊的人文社會。初到焉耆的地委書記熊晃，很快和蒙古王爺以及其他民族宗教界人士交上了朋友。通過他們，廣泛接觸各族民眾，深入到勞動人民中去。那個時候，熊晃騎著一匹以善走著稱的焉耆馬，奔走在各縣、鄉之間，注意在勞動人民和青年學生中發現積極分子，舉辦培訓班，吸收他們參加工作，培養了第一批當地少數民族幹部，發展了第一批中共黨員，開創了焉耆地方工作的最初局面。
這時，部隊陸續到達，並立即投入修建開都河南岸大渠（後來正式命名為解放渠），同時進入各個墾荒點，開始了較之南泥灣規模更大的生產運動。師長張仲瀚，這時已調任起義部隊改編的二十二兵團第九軍政委，離開焉耆。六師師長由金忠藩接任。一日忽報，駐守和碩灘的起義部隊一個營，其反動營長扣押了我軍派去的政工幹部，煽動叛亂，企圖襲擊焉耆搶劫後逃躥。焉耆只有六師師部，部隊和機關幹部全在墾荒工地，城內空虛，情況緊急。熊晃和金忠藩立即派通訊員飛馬工地傳達調兵命令。熊晃組織師部僅有人員（包括衛生員、文工隊員、炊事員）除分布街頭警戒外，親自帶著一批人把守開都河大橋。金忠藩站立公路中央攔截了幾輛過路汽車運送部隊，迅速趕到和碩灘，包圍了叛軍，全部繳械，逮捕了反動營長和少數幾名叛匪頭目。並將叛首和繳獲武器押入焉耆城內遊街示眾，以安定民心，震懾了敵對分子，穩定了地方秩序。與此同時，六師派出一支部隊深入天山，清剿由北疆流躥過來的烏斯滿殘匪，活捉了匪首之一賈尼木汗。
身兼地委書記的熊晃，不僅要指揮部隊的戰鬥和生產，同樣重要的是開展地方工作。他從本師部隊抽調大量幹部，除了充實健全地委機關和改造起義的舊行署之外，由部隊幹部組成若干工作隊，分赴各縣、區、鄉；組建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權。這些工作隊的同志，大多數都擔任了各縣地方黨政領導職務，後來就轉業地方工作了，歷史的事實是，不僅焉耆地區，就全新疆而言，解放之初，正是依靠進疆解放軍的力量，完成了各地建黨建政的工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新疆，奠定了政治基礎。
借糧
熊晃自然不會忘記王震給他的附加任務——籌集糧食。那天在王震辦公室聽到司令員在電話里給人下命令：“寧可部隊挨餓，也要保證迪化市民的糧食供應。”他就知道糧食問題的嚴重性。為這事，他沒少費腦筋。據他這段時間的了解，焉耆盆地，庫爾勒綠洲，也就是開都河與孔雀河流域，全部是灌溉農業，歷年糧食產量比較穩定。新疆因為交通閉塞，物資缺乏，歷史上政局不穩，戰亂頻仍，金融混亂，加之反動政府的盤剝壓榨，新疆的社會風氣是重物不重錢，以物易物的貿易方式普遍存在。但凡有一定能力的家庭，都有儲備物資的習慣。吃，穿，用，諸如布匹、茶葉、食鹽……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得儘可能有所儲備。而糧食，當為貯藏之首選。那些富商官吏，更是囤積居奇牟取暴利。熊晃斷定，民間社會一定有相當的糧食存量。墾荒部隊在焉耆以南的荒原上發現一處地窖，窖記憶體滿小麥。地窖沒有主人。糧食也不知何年所藏。這更證實了熊晃的推斷。但是，怎樣把散落於民間的糧食收集起來，卻讓熊晃絞盡腦汁。當然，不能征糧。解放之初，減輕人民負擔，何言徵收田糧賦稅？這是共產黨和所有反動政權的根本區別。那么，購糧？公開收購？人民政府剛剛成立，財政沒有建立，部隊也沒有這筆資金。征不行，購不能，借可以吧？對，借，借糧！由部隊出面，向社會各界個人借糧，出具借據，部隊生產收穫後如數歸。
熊晃想到如此“點子”，便立即行動，從部隊抽調一批幹部，組成“借糧工作隊”，首先進行廣泛宣傳，說明借糧的動因、意義和具體辦法，儘量做到家喻戶曉。動員那些有存糧的殷實人家和富戶，幫助政府渡過暫時困難。有借有還，堅持自願。解放軍向老百姓借糧，一時傳為美談。自從解放軍一到，不但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且，征塵未洗，官兵全都開到荒野地區開墾修渠，師長張仲瀚，在焉耆街頭拾糞積肥，老百姓都看在眼裡。聽說司令員王震在迪化用爬犁拉石頭修大渠哩。解放軍要生產自給，不是只喊口號，已經在實際行動。這一切，感動著老百姓。蒙古王爺和宗教上層人士帶頭，大多數存有糧食的人家，從城鎮到鄉村，紛紛向解放軍慷慨借糧。解放軍毫不含糊，如數打了借條，借據上蓋有解放軍二軍第六師的關防大印，經辦人也簽名蓋章。短短10餘天，籌借到數量可觀的糧食全都是純淨小麥，運往迪化，解了燃眉之急（這批借糧當年秋收之後，即由六師如數還清）。
熊晃在焉耆的借糧之舉，不僅解決當時的實際困難，更進一步提升了共產黨解放軍在人民民眾中的威信，在解放之初，譜寫了軍民團結和民族團結的篇章。熊晃覺得可以喘口氣了。部隊取得了剿匪戰鬥的勝利，墾荒生產可以超額完成。在部隊幹部幫助下，地方建黨建政基本完成，大批當地少數民族幹部參加各級人民政權工作，整個焉耆地區社會穩定，新的社會制度開始運轉。
“紡紗織布，生兒育女”
就在這個時候，一份電令，又一次把熊晃召到了王震面前。
王震談話不繞彎子。他說：戰爭結束了，現在是和平建設時期。新疆這么大，靠誰建設？我們解放軍要在新疆長期紮根，保衛新疆，建設新疆。可是，你想過沒有，廣大指戰員都是光棍漢，連個老婆都沒有，讓同志們怎么安心紮根？你別笑，這是關乎軍心能否穩定的大問題！熊晃明白了，王震是在考慮指戰員的婚姻問題。早在戰爭年代，王震就很熱心於解決同志們的婚姻問題，三五九旅許多幹部都是王震介紹的對象。但那時還只限於團以上幹部一個一個地解決。現在革命勝利了，不但各級幹部，就是全體戰士都得有個老婆吧。就以他們六師來說，除了部分師團幹部有了家屬，全師一萬多名光棍，都是男人哪，誰心裡不想不急！可這問題不像籌集糧食，他熊晃也無法可想。
王震直截了當地對熊晃說：你到湖南去，招一批女兵來。我們湖南妹子打得赤腳吃得苦，現在不打仗了，女同志越多越好。事情就這么定了。派遣“新疆軍區招兵工作團”，由熊晃負責，前往湖南招兵。當然，首先要取得湖南黨政軍領導的同意和支持。王震親筆給黃克誠、王首道二位湖南首長寫了一封親啟信，交由熊晃前往長沙面呈。王震將信裝好信封遞給熊晃的時候說了一句：話都說白了，你自己掌握吧。這封親啟信熊晃沒有看過。當他到了長沙面見黃、王二位首長並由王首道大聲讀出信文後，熊晃才恍然大悟王震要他“自己掌握”的含義。
王首道抽出王震來信，看著看著就大聲念了出來：“……未婚女青年，不論家庭出身，最好具有一定文化，動員她們參軍到新疆來，紡紗織布，生兒育女……”坐在那裡的黃克誠聽到這裡忍俊不禁：“這個王鬍子，真是亂彈琴。要人家黃花閨女到新疆去生兒育女，哪個敢去喲！”說歸說，笑歸笑，他們聽了熊晃的匯報，不能不為王震為解決指戰員婚姻問題的良苦用心而感動。當即決定給新疆軍區招兵工作團全面支持，動員湖南青年積極參軍支援新疆。當然，隻字不提“未婚女青年”、“紡紗織布，生兒育女”之類。曾經擔任過三五九旅政委的王首道，像王震一樣交代熊晃：你自己掌握吧。熊晃也就“自己掌握”了。不能公開說只招女兵。事實上，男青年新疆也需要。但在宣傳上明確引導：新疆俄文學校、醫護學校以及其他各類學校大量招收女生，培養大批女拖拉機手、紡織女工等等，吸引女青年踴躍報名。熊晃心中有數，招收這批女兵進疆，首先是為團營級幹部做配偶。為了保證具有一定文化程度，重點在城市招兵，儘量吸收女學生參軍。年齡條件雖有規定，但都具有彈性。許多十三四歲的小女孩謊報年齡，那又何妨，小女孩總會長成大姑娘；不論家庭出身或有什麼問題，只要本人要求革命，這為許多出身不好和家庭有嚴重問題而在當地生存艱難的青年開闢了廣闊的人生道路。熊晃記得有一位寡居的年輕女人要求報名，其家庭背景特別複雜，工作人員拿不準，請示熊晃，熊晃照準。總之，報名程式是嚴格的，審查批准是寬鬆的。
結果是三千多名湖南女兵，陸續由長沙出發，踏上了西行之路。路途漫漫，行旅艱險，奏鳴著壯麗的湘女出塞交響曲。一掃歷代出塞曲之憂怨，充滿革命理想主義和湘女多情的浪漫。後來，這批湖南參軍的女學生，由新疆軍區統一調配，分散到天山南北的各師、團。在她們成為革命軍人之後，由組織介紹作合，大多數無可拒絕地做了當時營、團級幹部的妻子。數十年後，她們都成了阿婆，見到老首長熊晃，總愛戲說：“熊政委！你把我們騙到了新疆。”而熊晃則坦言：“我就是招騙團長嘛。”他和她們都為這“騙”與“被騙”而感到榮幸。這時，熊晃才透露了當初王震的原話：招募女兵支援新疆，“紡紗織布，生兒育女。”
心繫老部隊，思念老戰友
留在新疆。從農家子到將軍的革命人生，堅守半個世紀的戍邊老將，他自身就是一篇寫在天山上的碑文熊晃又坐了幾年冷板凳。遲至1975年，也就是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面整頓的那一年，熊晃被正式任命為新疆軍區顧問（大軍區副職）。這個職銜，一直伴隨他至1996年病逝。而那時候，熊晃的年齡、身體狀況以及他豐富的工作經驗，正是能夠擔負重要職務為黨為人民作出更大貢獻的時候。但他過早地退居二線。
粉碎“四人幫”之後，王震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來到新疆。在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王震講話，對“文革”給新疆造成的破壞痛心疾首。講到一大批老幹部受迫害，他毫不掩飾地說：“熊晃是位久經考驗的好同志。”會後，他和熊晃單獨談話，直率地告訴熊晃，他已經和余秋里同志談過，準備調熊晃到北京安排工作。還說，現在是百廢待興，正需要大批老同志到各方面去主持工作。經過“文革”劫難，見到老首長，熊晃格外激動。他想起長征路上自己經歷失散回到紅軍部隊見到王震的那一刻，王震拉著自己的手仔細查看著說：“是吃苦了。”時隔近50年，感覺猶如在今天。
王震說，你準備一下，跟我一起回北京。熊晃說，能去北京，當然好了。但他沒有想過要離開新疆。他當著王震的面，點名道姓，一個一個地數說一遍，明明白白：1949年進軍新疆的軍、師職幹部，仍然在新疆的，只有他熊晃一個人了。熊晃說，我就留下吧，不管什麼職務，哪怕是個象徵呢？
王震深有所感。是他率部進疆，1952年，他也是被不公正地調出新疆。是他把部隊留在了新疆，就地轉業，屯墾戍邊。“文革”浩劫，老同志深受傷害，就連生產建設兵團也被解體了。這些人不尊重歷史，沒有艱苦創業的經歷，對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沒有感情，更沒有保衛邊疆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略眼光。王震想到這些就感到心痛。他十分讚賞熊晃的想法，幾乎不假思索地說：“好，留在新疆！等我退休了也回新疆來住，和同志們一起，為祖國西大門站崗。”
就這樣，熊晃放棄了進北京的機會，留在了新疆。
後來，王震身為國家副主席，未能實現他退休回新疆的諾言。但在他逝世後，遵照他的遺囑，王震的骨灰，撒在了天山。1982年，中央調派已經在吉林擔任省委書記的王恩茂重返新疆，重任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恩茂到達烏魯木齊的第二天，就來看望闊別10餘年的熊晃。這兩位共同經歷了戰爭年代又共同經歷了“文革”風雨的老戰友，今又重逢，感慨更多於興奮，有什麼比老戰友之間的坦誠更珍貴呢？王恩茂對熊晃說，這些年沒有重用，沒有很好地發揮你的作用，工作要重新考慮。熊晃說，我這個顧問就很好，有問則顧，無問不顧。熊晃認真地思考了一下，坦誠地向王恩茂進言：我們一兵團進疆是二、六兩軍。六軍的領導同志很早就離開了新疆，多數同志在下面工作。今後如果說重用照顧老同志，要多考慮六軍的同志。
那些年，熊晃習慣了“門前冷下車馬稀”的生活。自己從一個農家子弟到將軍，是個戰爭的倖存者。他牢牢地記得王震給他的批覆，“寫成一本書，教育後代。”這是他當時惟一想做和急於要做的事。而對權力和地位，他已經沒有欲求。1984年，在新疆自治區黨代表大會上，熊晃當選為自治區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同年，熊晃又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連任兩屆。
熊晃晚年，對權位利益非常淡漠。無論是軍區或自治區，甚至是王震要他負責生產兵團的恢復重建，他都一概本著自定原則“有問則顧，無問不顧”，惟對修史撰文，情有獨鍾。
他有一個宏願：通過顧問委員會的影響力，組織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合作，編寫系列叢書，記錄新疆一代人用血汗開創的英雄業績。熊晃親自主持直接領導，編輯出版了紀念文集《寫在天山上的碑文》，書中寫了10多位已經作古的人物，皆為五六十年代解放新疆、保衛新疆、建設新疆的黨政軍領導，多在“文革”中慘遭迫害而逝世。全書表達了新疆各族人民對一代創業者永遠的紀念。適逢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來新疆調查研究。耀邦同志會見老同志代表，熱情地握住熊晃的手，二人互道年序。熊晃以自治區顧問委員會的名義請總書記為《寫在天山上的碑文》一書題詞。耀邦同志眺望窗外的天山，凝思片刻，欣然寫下一句話：“英名與天山永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30周年大慶前夕，由胡耀邦總書記題詞，王震題寫書名的《寫在天山上的碑文》散發著油墨的清香，送到了參加大慶活動的每一位代表手上。這時候，熊晃覺得了卻了一件大事，給歷史做了一個交待。
1996年10月13日，熊晃病逝於烏魯木齊軍區總醫院，走完了他83年的人生歷程。從農家子到將軍的革命人生，從解放新疆到終老天山的戍邊生涯，他自身就是一篇寫在天山上的碑文。將軍的骨灰，安放在烏魯木齊烈士陵園。幾年之後，王恩茂在北京逝世，骨灰運回烏魯木齊也安葬在這裡。還有幾年前撒在天山的王震的骨灰……也許，他們真的已經在天上組成一個兵團，永遠守望著新疆。
人物榮譽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榮獲二級八一勳章
二級獨立自由勳章
二級解放勳章
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