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教皇
烏爾利希·馮·胡登(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德國的人文主義者、詩人,著名的騎士理論家,1522—1523年騎士暴動的領導人之一。1488年胡登生於圖林根的富爾達附近之斯特克堡,父親是一個騎士。少年時他就學於富爾達的本篤派修道院。1505年,胡登從修道院逃走,進入法蘭克福大學學習。他對學位、稱號沒有多大興趣,後來又離開法蘭克福到愛爾福特,在那裡結識許多學者和詩人,自己也成為人文主義者。1515年,胡登的堂兄漢斯被維登堡公爵殺害,他賦詩修書表達憤怒,名揚全國。1515年到1517年,他和另一個年輕的人文主義者魯比安合作，用拉丁文寫成《鄙人書翰》,稱教皇一夥是沒有良心的傢伙,對天主教會和經院哲學發動攻擊。胡登的著作影響很大,為即將來臨的宗教改革運動鋪平了道路。有人說胡登在路德以前已有了宗教改革的主張,這是不妥的,因為這時胡登並未提出信仰得救這個新教建立的主要原則,而且他的活動範圍主要限於知識分子圈子,德國還沒有形成全民規模的運動。
1517年12月,胡登出版義大利人文主義者瓦拉的名著《論偽造的君士坦丁的贈禮》,並為之作序。瓦拉的書成於1440年,這是第一次出版。“君士坦丁的贈禮”是公元8世紀後半期天主教會虛構的說法,大意是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授權羅馬教皇西爾維斯特及其繼承人統治羅馬、義大利和羅馬帝國西部地區。教皇以此為根據,證明羅馬教皇的權力高於西歐各國的政權並且有權統治西歐。胡登在序言裡說:瓦拉的書說出了真理,人人必讀,好處無窮。他大膽地指出:“君士坦丁的贈禮”是偽造的,教皇無權追求世俗的統治,而且也不是上帝的代表。這樣,胡登不僅大膽否定中世紀教會鼓吹的教權高於政權的說法,而且第一個喊出教皇不是上帝代表的呼聲，講出了兩年後(1519年)馬丁·路德才敢講的話。他揭穿了教皇干涉、控制別國事務的理論基礎,有力地支持了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對西歐各國爭取獨立統一的鬥爭也是一個鼓舞。
1518年,胡登在美因茨大主教處任職。他繼續攻擊教皇是出賣天國的商販,是死亡和罪惡的禍首。他還指出:教皇 利奧十世不是高喊反對土耳其人嗎，其實反對教皇才是戰勝土耳其人的必要前提。
1519年,胡登參加士瓦本同盟,繼續反對維登堡公爵，不幸失敗。同年10月,他將在富爾達寺院發現的德皇亨利四世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鬥爭的資料五卷,獻給皇帝查理五世的兄弟、奧地利大公斐迪南,並隨同資料附上一封信。胡登在信中稱讚亨利四世是把德國從外國蹂躪下解放出來的英雄,是勇敢的、威風凜凜的德國國王,給全體德國人民增添了光榮。他的意圖是明顯的,就是希望大公勸其兄學習亨利四世的榜樣,恢復德國的自由和尊嚴。他認為,這才是使德國形勢好轉的簡單而有效的辦法。以亨利四世為榜樣恢復德國的自由和尊嚴,形象地勾畫出胡登及其代表的騎士階層的基本政治綱領。大家知道,亨利四世是依靠騎士的支持,聯合城市的力量,反對羅馬教皇和諸侯的橫暴,從而加強王權的。為這件事,教皇下令追捕胡登。
胡登和路德宗教改革運動的關係是有趣的。1517年10月,當路德貼出95條論綱時,胡登一時還不了解它的意義。1518年4月,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那不過是兩派僧侶的爭吵:一派反對教皇,另一派為贖罪券辯護。後來,路德的主張日益激進,革命立場日益堅決,事實證明他的看法錯了。他毅然放棄不正確的看法,站在路德和宗教改革運動一邊,一起反對共同的敵人。他走出德國人文主義者主要活動基地大學和知識分子圈子,投身到洶湧澎湃的革命激流中去。他是第一個參加宗教改革運動的著名人文主義者。這個轉變是可貴的,是胡登的光榮。當時，在德國人文主義者當中有三個人影響較大,一個是德希德里·伊拉斯莫，另一個是羅希林,再一個就是胡登。伊拉斯莫和羅希林雖然批判了經院哲學和羅馬教會,對後來的宗教改革運動有很大影響,他們二人甚至被稱為德國的兩隻眼睛,但是他們拒絕參加宗教改革運動,不是革命者。1518年9月,伊拉斯莫的一位朋友甚至勸路德採用迂迴的方法鬥爭,最好留一個暢通的安全出口,危險時從那裡逃走。胡登則不同,1520年6月4日,他代表濟金根致書路德表示支持,第一句話就高呼“自由萬歲”!向路德致敬。他說:不論發生什麼事情,他永遠是路德的支持者;“德國一定自由,長期遭欺凌的祖國終將解放!”胡登還代表濟金根邀請路德去他那裡,以免遭到敵人暗算。
1520年,胡登連續發表幾篇筆鋒犀利的文章,如《羅馬的三位一體》、《觀察家》、《狂熱症》等,鬥爭鋒芒不僅指向羅馬教會,而且直指德國分裂的主要代表諸侯。他在《羅馬的三位一體》中直截了當地說:“現在有三件事妨礙德國的提高:諸侯的無所作為、不懂科學和人民的迷信”;“羅馬有三種東西使一切人都服從:強力、狡猾和假裝神聖”;“羅馬最恨的三件事是:保護地方教會的權利、牧師主教的自由選舉和德國人的覺醒,尤其是恨第三件事”。胡登明確指出:除羅馬教皇外,諸侯的無所作為也是妨礙德國強大的原因,這是完全正確的,代表了德國人民的心愿和歷史發展的要求。只有反對教皇和諸侯兩個敵人,才能實現德國的獨立和統一,完成十六世紀德國革命應當完成的歷史使命。
1520年10月和11月,當胡登獲悉教皇發出迫害路德的訓令時,立即意識到這是有關德國命運的大事。他指出:“問題不僅是路德,事情涉及每個人,因為今天赤裸裸的暴力不只是威脅某個人,而是準備侵害我們整個國家。”他號召德國人要象路德那樣“敢於講出自己的主張”, 要“記住你們是德國人”,起來“討伐罪犯”!他相信德國革命是正義的,一定會得到大家的支持,就是自己遇到危險也心甘情願。
1521年上半年,沃爾姆斯會議召開。教皇和查理五世皇帝達成諒解,共同迫害路德和宗教改革運動。胡登住在距沃爾姆斯不遠的濟金根的老家厄貝爾堡,不斷對會議發表評論。會議期間,他兩次寫信支持路德的鬥爭,痛斥參與圍攻路德的兩名教皇的代表和一些諸侯,甚至直言不諱地批評皇帝查理五世。
騎士暴動
沃爾姆斯宗教會議以後,民眾革命運動一浪高過一浪。路德被革命的深入嚇壞了,大叫民眾過火、激烈,甚至提出上帝禁誡暴動的口號。1522年8月,胡登和濟金根邀集萊茵、士瓦本和法蘭克尼亞等地的貴族於蘭都開會,締結為期六年的“兄弟同盟”,實現德國中部騎士的聯合。9月初,濟金根派兵進入宿敵特里爾主教領地,並向主教宣戰。濟金根發表宣言攻擊教會,說明這一次軍事行動不同於過去的封建內訌。濟金根認為市民會同情騎士的行動,附近的諸侯不會迅速來援。他於9月8日包圍特里爾城,並向城裡散發傳單。事實證明濟金根的估計是錯誤的。不僅是特里爾市民不曾回響,而且沒有一個地方的市民或農民起來支持騎士,相反普法爾茨選侯和黑森伯爵的援軍卻迅速趕來。騎士陷於孤立。騎士五次猛攻特里爾城不克,被迫撤圍。諸侯軍隊轉入反攻,濟金根連連失敗。1523年4月,蘭德施土爾城堡被圍,濟金根負重傷後死去。胡登逃往巴塞爾,打算投靠住在那裡的伊拉斯莫，遭到拒絕。胡登又到蘇黎世,受到該地宗教改革家慈溫利的接待，第二年病死。騎士暴動終告失敗。唐吉訶德
縱觀胡登的一生,為反對羅馬教皇和德國諸侯兩個敵人英勇奮鬥,致力於國家統一事業,無疑是進步的、革命的。他和濟金根領導的騎士暴動是用實際行動對路德的批判,顯然標誌著革命的深入。恩格斯指出:“當時貴族是最有民族意識的等級”。然而,胡登及其代表的騎士卻制定不出協調貴族、市民和農民之間關係的政策,對於象廢除農奴制這樣重要的問題連一個字也不提,他們已經不能把各革命派別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了。從這一點上說,胡登及其代表的騎士的進步性、革命性又是十分有限的。胡登看不起勞動人民,眼裡只有統治者和皇帝。前面已經提到,他認為只要有一個類似亨利四世那樣的皇帝,就能拯救德國。1520年6月,他專程去布魯塞爾,幻想查理五世能支持德國的解放事業。1520年9月,他受教皇通緝後只知道向皇帝求援。在他發表的《致各階層德意志人書》中,講了許多瞧不起勞動人民的話,還說實在不得已時求助於外國人,也不依靠人民,永遠不贊成無秩序狀態和發動叛亂。所以,誇大胡登和騎士暴動的革命性,甚至把他看得比農民戰爭及其領袖還重要,也是不恰當的。胡登統一德國的理想,只有在同城市和農民結成聯盟的情況下方有可能實現,但在十六世紀初年的德國,這是不可能的。農民受著騎士敲骨吸髓的剝削,城市領教過騎士的掠奪,兩者都不願和它聯盟。胡登代表的十六世紀德國騎士已經爭取不到朋友了。當時人曾經維妙維肖地描寫騎士說:“人人都害怕和仇視他們。他們的朋友只有食客和偽君子,實際都是他們的臣僕——奴才。”如果不能同城市特別是同農民結成聯盟,騎士的政策只能是無足輕重的。胡登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提不出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方法。最後,他只能象唐·吉訶德那樣,匹馬單槍向魔鬼進攻,落得個失敗的下場。所以,馬克思認為胡登同諸侯作鬥爭時,“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唐·吉訶德，雖然是被歷史認可了的唐·吉訶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