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浙江

描繪山水之景,這在謝靈運、謝朓詩中,已達到絕妙境界。任昉這首詩,寫船行錢塘江上的景象,重在表現主觀的感覺和印象。詩中對山水的描述,並無形象逼真的精妙刻畫,也無玄理式的頓悟,使你只感到那景象的親切美好,感到一股輕快歡悅的情緒,在水波間、綠樹上、峰崖端流淌。鍾嶸曾批評任昉作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這首詩不用一事,語言如同口語自然流出。雖“不得奇”,卻親切感人、富有餘味。其得力處,大約正在於詩人感受的真切和毫不矯情吧。

作品信息

【名稱】《濟浙江》

【年代】南朝梁

【作者】任昉

【體裁】五言詩

作品原文

濟 浙 江

昧旦乘輕風,江湖忽來往。

或與歸波送,乍逐翻流上。

近岸無暇目,遠峰更興想。

綠樹懸宿根,丹崖頹久壤。

作品鑑賞

在齊、粱文人中,沈約工於歌詩,任昉長於文辭,故世有“沈詩任筆”之稱。但到晚年,任昉於詩亦有相當進境,被詩論家鍾嶸譽為“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而擢居“中品”。這首詩,大約正作於晚年。

詩題所稱“浙江”,就是以“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蘇軾)聞名世界的錢塘江。據說錢塘江潮在中秋節後兩三天最有聲勢:潮頭高涌3—5米,推進速度每秒可達10米,帶著10-20萬噸海水,衝進江口,真有“崩巒填壑”之勢。早在東晉時代,一代畫宗顧愷之,就驚呼過它的“形無常而參神”、“勢剛凌以周威”(《觀濤賦》)。不過,任昉所濟之處,恐怕不在錢塘江口,而且也不是江濤澎湃之時。在此詩開篇出現的,只是一片輕風細浪:“昧旦乘輕風,江湖忽來往”。東天既然才曙光初露,江上又正吹著清新的風,這時候升帆啟航、乘風而駛,該有無限的愜意。詩人晚年曾“出為新安太守”,此次渡浙江,不知是否前往新安赴任。倘若不錯,那么詩人雖外放為官、流宦江湖,心境似乎並不沮喪。這起首兩句,落筆輕快,跳蕩著一股暢悅之情。再看那江間的水波,似乎也受到詩人心情的感染,一下變得親熱起來。它在江面上興奮地湧起,忽而又向前輕瀉,仿佛要迎送詩人那么一程。船兒呢,似乎也頑皮起來、不甘落後,立即追著翻滾的江流而上,又迅疾地滑向前方,把一片浪波拋在船後。這就是“或與歸波送,乍逐翻流上”兩句所描述的景象。詩人用“送”、“逐”二字,將滿心的歡悅之情,移之於江波、輕船,頓使眼前之景,注滿了情感和生氣。

以上四句寫江上行船之境,是為動態。倘若這是在茫茫無際的海上,詩人的視線,接著就可能被盤旋舷邊的飛鷗、飄過帆尖的白雲所吸引。但詩人是在江面並不很開闊的江間,進入他視野的,就是兩岸的如畫之景了。浙江的山川之美自古馳名。當年顧愷之從會稽回京,曾這樣形容那裡的山水:“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世說新語》)。一千五百年後,魯迅先生在“昏沉的夜”中,也曾以無限嚮往之情,描述過船行故鄉路上的美好印象:“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著的衣裳……天,雲,竹……都倒映在澄碧的小河中,隨著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並水裡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好的故事》)。此刻,進入任昉視野的,大約正是這類景致。所以,在接著兩句中,他不禁發出了由衷的讚嘆:“近岸無暇目,遠峰更興想”。所謂“無暇目”,應該就是王獻之所說的“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之意。所謂“更興想”,恐怕正有陶淵明“悠然見南山”所引發的那種“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的高邈逸興。這兩句著重表現詩人觀景時的感覺,至於“近岸”、“遠峰”究竟是怎樣景象,妙在先不敘出,只讓你去想像。這對於缺乏經驗的讀者,自然未免顯得太“虛”;但曾身歷其境的人們,讀到這兩句,恰能將他所見到過的秀岩、清川、雞狗、茅屋之類美好印象,全都喚到眼前,與詩人一起,回味那應接不暇的喜悅和高妙的意興。這就是“虛而有味”。但倘若一味“虛”寫,也不好。藝術的辯證法,在於“虛實相生”。此詩結尾“綠樹懸宿根,丹崖頹久(舊)壤”兩句,正是從虛處略添幾筆,便在江岸空濛之中,顯現一派奇觀:一株青蔥綠樹,忽然在煙景中凸現。船至近處一看,那宿年的粗大根須,竟有鑽裂江岸懸掛在水上的!抬頭看那遠處,又有峰影移近,大概是年長月久風雨侵蝕之故吧,山峰大多崩頹成土石,唯剩孤零零的陡崖,被晚霞染得一片火紅。這兩句實景,正為前兩句虛筆置景著色,使那引得詩人“無暇目”、“更興想”的“近岸”、“遠峰”之境,得到了顯現。不過,這只是目不暇接中的“一瞥”,眾多美景的“一斑”。詩人只勾勒、塗抹那么幾筆,便戛然收止,仍為讀者留下了懷想、回味的餘地。

描繪山水之景,這在謝靈運、謝朓詩中,已達到絕妙境界。任昉這首詩,寫船行錢塘江上的景象,重在表現主觀的感覺和印象。詩中對山水的描述,並無形象逼真的精妙刻畫,也無玄理式的頓悟,使你只感到那景象的親切美好,感到一股輕快歡悅的情緒,在水波間、綠樹上、峰崖端流淌。鍾嶸曾批評任昉作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這首詩不用一事,語言如同口語自然流出。雖“不得奇”,卻親切感人、富有餘味。其得力處,大約正在於詩人感受的真切和毫不矯情吧。[2]

作者簡介

任昉 (460~508)南朝文學家。字彥升。祖籍樂安博昌(今山東壽光)。16歲舉秀才,為太常博士。南齊時,官至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他與蕭衍都是“竟陵八友”中人。公元501年(永元三年),蕭衍進軍建康,任昉為記室。次年,蕭衍代齊立梁,禪讓文告都出自任昉手筆。入梁,拜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召為御史中丞、秘書監。又出為新安太守,卒於任所。追贈太常,諡號敬子。博學能文,頗受當時學者文宗王儉、沈約器重。讀書廣博,自己藏書萬餘卷,與沈約、王僧孺同為當時著名的藏書家。賀縱、沈約校勘中秘目錄,曾取任昉藏書以補正。文思敏捷,尤長表誥,文不加點,當時有“沈詩任筆”之稱。《隋書·經籍志》有《任昉集》34卷,已佚。明代張溥輯有《任彥升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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