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歷史
《元史·河渠志》明確指出，“濟州河者，新開以通漕運也”。
最初這項工作是由知尚膳院事河西人來阿八赤（即阿八赤）主持的。尚膳院是元朝宣徽院的前身，尚膳院下屬機構尚珍署領有濟州（今山東濟寧）等處屯田，可能是從轉運“濟寧等處田土子粒”的原因出發，開始這項工程。工程於至元十七（1280年）年動工，當年即告結束。由於該項工程尚未完全與旨在溝通南北漕運的整體需要相聯繫，規模不大。
至元十八年底，元廷又派奧魯赤、劉都水及“精算者”一人，“給宣差印，往濟州，定開河夫役。令大名、衛州新附軍亦往助工”，負責在原有的基礎上重新規劃開鑿，二十年初完工。新開河河道“自濟寧開河至安民山，導汶水入洸，與泗沂會”。工程從濟州（治任城，今山東濟寧）西南魯橋開始，直到須城（今山東東平）安山，全長150多里，接通古濟水（即大清河，今黃河下遊河段）河道。當時把這條新開河道稱為“東平府南奧魯赤新修河道”。濟州河主要是引汶水、洸水和泗水作為水源而開挖新的河道，時人也稱之為濟州汶泗相通河、濟州泗河。工程對今山東中部各河流上原有的閘堰進行改建，“於兗州立閘堰，約泗水西流，堽城立閘堰，分汶水入河，南會於濟州”。在奉符（今泰安）堽城築壩攔截汶水進入洸水，往西南流入任城；又在兗州城東修建滾水石壩攔截泗水往西，在任城與洸水匯合，然後南北分流，形成元人所說的“兗泗支流魯山麓，會濟分河向南北”，南入泗水，北邊匯入大清河。為了保持河流水量和蓄水，根據地勢高下，在任城南北沿濟州河設定六座閘壩，定時啟閉。
濟州河開鑿以後，漕路由淮河進入與黃河合流的泗水（今中運河）北上，經濟州河直抵安山下的濟水。從此可由兩條路可達直沽，一條是走水路，由濟水至利津入海，再渡海到直沽；一條由濟水（大清河）北岸的東阿旱站陸運二百里至臨清入御河，進而轉運到大都。《元史·食貨志》記載，“後又開濟州泗河，（運漕）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濟州河以下兩條漕路並不理想，前一條仍不免海洋風波之險，且利津海口受到潮汐的影響，常為泥沙淤塞；後一條途經茌平縣一段地勢卑下，遇夏秋霖潦，牛車跋涉其間，艱苦難行。為此，元朝再派阿八赤“開膠、萊河道通海”，但是膠萊運道成本太高，“勞費不貲，卒無成效”，
至元二十六年，根據壽張縣尹韓仲暉建議，元廷派遣漕運副使馬之貞調集民夫三萬人開鑿會通河，“起自東昌路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以逾於御河”。工程起點在安山西南、古濟水北岸的東阿，直到臨清，全長250餘里，溝通濟水與御河之間的聯繫。會通河水源主要是引汶水北流以及吸納濟州河水，與濟州河水源大體相同，所以後人往往以會通河概括濟州河，有時也把濟寧到徐州之間的多閘河段包括在會通河內。如《元史·河渠志》“會通河”條記載，至治三年四月都水監官員稱，“會通河沛縣東金溝、沽頭諸處，地形高峻，旱則水淺舟澀，省部已準置二滾水隁”。至元二十八年，元朝鑿通了直沽到大都的通惠河，至此大運河全線貫通。江南物資通過大運河直達大都，從杭州到大都的距離也大大縮短了。
運河管理
從漕運方面考慮，元朝非常重視對於河道的保護河管理。
其一，設立漕運司管理河道和漕運事務。至元二十年八月，濟州新開河通航後，設定濟州漕運司，管理運河河道以及漕運事務。到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元朝進行整體規劃，在淮河以北設定京畿、濟寧兩都漕運司，撤銷濟州漕運司，由濟寧都漕運司“並領濟之南北漕，京畿都漕運司惟治京畿”。元朝“每歲省、台差人巡視”，解決河道上出現的問題。
其二，修築河堤，建立河閘以調節水位。為保障運河的暢通，元廷在河堤、水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濟州河是有名的閘河，河段地形起伏較大，元朝多次修築堤壩，增建閘堰、斗門。濟州“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沖”，元朝在這裡“道汶、泗以會其源，置閘以分其流”。在濟州河水源汶水、泗水、沂水、洸水等河流上游及濟州城南，置會源等八座閘臿；濟州河南濟寧到沽頭（今江蘇沛縣境）地勢相差116尺，置閘10處以調節泗水中遊河段的水量。東阿至臨清地勢相差90尺，立閘16處，調節會通河水量。至元二十八年，改建了濟州閘城壩，並將兗州城東門外土堰改為永久性石壩。延祐四年（1317年），又在兗州滾水石壩上開閘門，建成金口壩。經過這些後期工程，水源得到改善，各處閘臿根據運河水量及兩岸水流情況定時啟閉，調節水位，便於通航。
其三，保護河堤，疏浚河道。元朝非常重視保護運河兩岸的河堤，專門派人巡視、防守和維修。規模最大的一次在至治元年（1321年）。時任都水監丞的張仁仲來到濟寧，主持對濟州河道疏浚，“凡河之溢者辟之，壅者滌之，決者塞之。拔其藻荇，使舟無所底；禁其芻牧，使防有所固。隆其防而廣其阯，修其石之岩陁穿漏者，築其壤之疏惡者，延袤贏七百里。防之外增為長堤，以閼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為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藺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錮其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陪尾，絕者通之，郁者斯之，為槓九十有八，為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
其四，限制超大船體通行。濟州河水量有限，特別是在枯水時期，水源更為緊張。為了使河道能夠正常運行，除了以閘門調節水位外，元朝限制大船通航。最初“止許行百五十料船”，但“權勢之人，並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於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官民舟楫”。延祐二年（1315年），中書省及都水監差官經過勘察以後，於“沽頭閘上增置隘閘一，以限巨舟”，又在臨清河道上“亦置小閘一，禁約二百料之上船，不許入河行運”。
主要作用
元人對於濟州河的開鑿給予很高的評價。延祐二年二月，中書省官員稱，“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皆由會通河以達於都”。泰定四年，御史台一份奏章中也提到：“自世祖屈群策，濟萬民，疏河渠，引清、濟、汶、泗，立閘節水，以通燕薊、江淮，舟楫萬里，振古所無”。濟州河的開鑿對於南北交通以及周邊地區經濟文化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濟州河的開鑿和南北大運河的貫通，大大便利了全國物資的轉運，促進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特別是南方糧食和其他物資大量輸往北方。至元後期，通過濟州河的江淮漕米每年多達三十多萬石。至元二十三年，元廷“增濟州漕舟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此後，通過運河轉運漕糧的數目不斷上升。南方物資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北方地區，通過運河，“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番土貢、糧運、商旅貿遷，畢達京師”，海運興起後，朝廷漕糧主要依靠海船解決，但民間所用糧食則主要通過運河轉運。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御史台一份文書中提到，“大都里每年百姓食用的糧食，多一半是客人從迤南御河裡搬將這裡來賣有。來的多呵賤，來的少呵貴有”。當時南北大運河上十分繁忙，交通十分擁擠。元朝後期，兩淮轉運使宋文瓚還說，“世皇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明清時期的大運河就是在此基礎上進行改建、擴充的。明清漕運主要藉助大運河，通過運河漕運糧食數量超過元朝官方漕糧的十倍以上。明人陳邦瞻說，會通河（包含濟州河）為“元人始創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國朝益修理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逾四百萬石焉，蓋十倍之矣”。
濟州河的開通，推動了會通河與通惠河的興建，從而徹底改變了大運河迂迴曲折的河道。新開通的大運河全長3000餘里，比隋代大運河縮短900公里，促進了南北之間的交通。濟州河通航後，元朝隨即調整驛路。至元二十年八月，開通了大清河北岸東阿到御河到的驛道，“立東阿至御河水陸驛，以便遞運。徙濟州潭口驛於新河魯橋鎮”。到達安山以後可轉入東阿到御河的驛道，而從東阿過大清河以後可以轉入濟州河沿岸水驛，繼續沿運河南下。十月，元朝規定前往江南地區人員，一律從由魯橋乘船南下，“使臣無急務者，從此一站令由水驛”。此後，元廷在運河地區增設驛站，添置船隻和馬匹，以供官員和使臣往來。據《永樂大典·站赤》記載，至元二十三年九月，中書省委派“兵部員外郎添置宿遷、呂梁、沛縣、濟州至東阿水站，每一大站，置五十料船五十艘，遞運物貨，遠者相去二百餘里。兩大站之間，又立二小站，各置二三十料船六七艘，遠者相去八九十里。近者六七十里”。濟寧路就設有驛站十處，其中馬站七處，有馬三百四十七匹；水站三處，有船二百四十四隻。濟州站有馬九十匹，魯橋站有馬六十匹。特別是濟州成為當時交通樞紐，“當水陸要衝，侯藩朝覲，要甸貢賦，舟車相望”。運河沿線交通極為方便，“自大都給驛至通州倒換站船，經由清州、長蘆、陵州、臨清、濟州等處至於建康，僅及月余”，“通惠、御河、會通等水南北通貫，江淮河海達乎京城”。當時運河交通便捷，是南北交通的大動脈。
濟州河的通航，促進周邊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商業繁榮。濟州治所任城，很快成為運河上繁華城市。元人趙孟頫作《濟州》寫道：“舊濟知何處，新城久作州。危橋通去驛，高堰裹行舟。市雜荊吳客，河分兗泗流。人煙多似簇，聒耳厭喧啾。”曾經沿運河南下到揚州做官的義大利馬可波羅在其“遊記”描寫了濟州沿岸以及濟州河周圍地區的繁盛景象：“離開濟南府，向南走三日，沿途經過許多工商業興盛的大市鎮和要塞。這裡盛產鳥獸等獵物，並出產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接著他又寫道：“第三日晚上便抵達濟寧，這是一個雄偉美麗的大城，商品與手工藝製品特別豐富。所有居民都是偶像崇拜者，是大汗的百姓，使用紙幣。城的南端有一條很深的大河經過，居民將它分成兩個支流，一支向東流，流經契丹省，一支向西流，經過蠻子省。河中航行的船舶，數量之多，幾乎令人不敢相信。這條河正好供兩個省區航運，河中的船舶往來如織，僅看這些運載著價值連城的商品的船舶的噸位與數量，就會令人驚訝不已。
濟寧古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