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為什麼對修撰族譜如此重視呢？那是因為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有慎終追遠、敬祖睦宗的思想傳統，而通過修撰族譜等形式來弘揚先祖的豐功偉績，傳播、繼承本姓本族的優良家風，以強化宗族意識，增進族人的親情和宗族的團結。
在舊時農村，修譜工作往往跟建造祠堂有著重大的關係，因為祠堂是序昭穆，辨長幼的地方，上以奉祀祖宗，報本追源；下以連屬親疏，惇敘禮讓。而修譜工作則是實現這些條件在技術環節上的有力保證。姓各有祠，祠各有譜牒。族譜之興，而導之合族尊祖敬宗。所以，族譜的修撰事關重大矣！“三世不修譜，當以不孝論”。（朱熹）
明正統元年（1436）正月潮州府海陽縣（今潮安縣）儒學教諭袁均哲為潮州《王氏宗譜》所作《王氏族譜序》所言，“……至宋蘇老泉（蘇洵）作蘇氏族譜，謂之蘇譜；歐陽公（歐陽修）著歐氏族譜，謂之歐譜，一時名公巨卿競相慕效，而族譜始盛行於世……”由此可知，修譜之風遍及各個家族，以至出現了“家家有譜牒，戶戶有家乘”，並且一修再修、無休無止。因此，每次修譜，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間的大事了。
歷史上，曾出現過名人為本族或他族的族譜作序或修撰的事例。如顧炎武、王夫之、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在治學中，都很重視使用族譜資料，以補正史之不足，這就大大提高了族譜的價值及社會效應。同時，也給族譜抹上了一道神秘的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說，族譜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產物，但作為“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的族人來說，已經把它看成是“傳家至寶”、“認祖歸宗”之物，而每每誠惶誠恐、鄭重其事；小心翼翼、愛護有加，以至於洗手恭閱，焚香拜讀……正因為族譜的分量如此厚重，歷史上即使在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族人流亡或遷徙，首先要攜帶的也就是族譜了。
“盛世修志”。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物質生活的不斷提高以及海外華人回鄉尋根熱的出現，修譜之風又在各地相繼興起，並且修撰出了不少帶有時代色彩的族譜。
1984年，國家檔案局、教育部、文化部為繼承發揚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聯合發出編好《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的通知，其中指出：“家譜是我國珍貴文化遺產中亟待發掘的一部分，蘊藏著大量有關人口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經濟史、人物傳記、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資料。它不僅對開展學術研究有重要價值，而且對當前某些工作也起著很大作用……”（摘自《國檔會字【1984】七號文》。所以，修撰整理與國史和方誌並稱的為中國史籍的三大支柱的族譜，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它又“旨在讓子孫後代明源流，知根本，懂輩序，崇倫理；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思源報本，自強不息；敦親睦族，和諧鄰里；加強認同感，產生凝聚力，弘揚愛國、愛鄉、愛家之美德。”（摘自《普寧隴頭浮洋村王氏族譜》序言）周恩來總理曾在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與淮安代表座談時所說“愛家，愛家鄉是愛國的起點，了解家情、鄉情是懂得國情的開始，只有了解家情、懂得國情的人，才能真正熱愛家鄉、熱愛祖國。”
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一部完整的族譜，主要依靠以下幾方面來完成：“凡例”部分，一般是闡明族譜的纂修原則和體例：“譜論”則是收錄古人和近代名人（如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關於族譜修撰的意義和作用的言論：“圖像”是先祖像贊：“恩榮錄”主要包括歷史上皇帝或地方官府贈送的能夠光耀家族門面的敕書、誥命、匾額、諡文等：“先世考”是對家族血統源流的考證：“族規家法”是用來約束教化族人的家族法規：“祠堂”是對宗族祠堂的建築歷史、方位等有關內容的文字介紹：“人物誌”主要是族內有建樹人物的簡介以及歷屆考上大專院校學子的登記：“世系”則是以世代的形式表示承屬關係的圖表……總之，只要與本族相關的內容都可以入譜。
在修撰族譜的過程中，除了少數藏本是前人留下的文字記載可作修譜的依據外，原有舊族譜大都在民間散佚、失傳，這就給修譜工作增加了難度。“萬事開頭難”。如何做到承上啟下，重新修撰出一部比較完整的、適應時代需求的族譜，首先，要成立專門的修譜機構，聘請專人負責；群策群力，蒐集整理，遵循略古詳今的原則：“凡遠者，疏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據實記述，力求翔真，保證修譜工作的順利進展。而族譜是以男性子嗣為根據記載父系家族世系人物為中心的歷史圖籍，除母系外，一律不輯錄族內出生女性，這種“記男不記女”的儒家習俗向來在修撰族譜中是非常嚴格的。但家譜卻恰恰相反，“記男又記女”。長幼有序，內外有別。自成一家之譜，那是很自然的事。
至於族譜的格式、體例、內容、裝幀……則根據自己姓氏的需要而定，或借鑑其他姓氏族譜的式樣，一家陋見，請就正於方家、學者及一切愛好民俗學的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