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鑄錢作坊遺址

漢代鑄錢作坊遺址

發掘2012年8月,杭錦旗霍洛柴登古城內發生了驚動公安部、國家文物局的古錢幣窖藏被盜案件。 2013年10月挖掘全部結束,在這裡共發現3處錢幣窖藏。 這一時期的錢幣為何多稱以“泉”,收藏界有一說法。

發掘

2012年8月,杭錦旗霍洛柴登古城內發生了驚動公安部、國家文物局的古錢幣窖藏被盜案件。在犯罪人員被緝拿歸案的同時,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杭錦旗文物管理所對該處盜坑地點的搶救性發掘也在有序進行。
2013年10月挖掘全部結束,在這裡共發現3處錢幣窖藏。經清理髮掘以及公安追繳,先後出土古錢幣7000多斤。這批錢幣大多為“貨泉”,另外還有少量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貨布”“布泉”“五銖”錢等。
讓內蒙古考古所所長陳永志博導驚喜的是,原以為這裡只是錢幣窖藏,但他們又發現了鑄幣窯址4座。窯室平
出土的錢範
面主要為長方形,窯室一側有火膛、火道、窯門、排水溝等。4座窯址分布井然有序,窯址附近還發現制曬坯場地。考古人員同時發現了陶器、銅器、鐵器、石器及大量銅鐵煉渣、動物骨骼等。
判斷是不是鑄錢作坊的一個重要依據是看有沒有錢範(磨具)。他們很快在窯室及附近文化層中發現了150餘塊錢範(陶母範)、其他陶范20餘塊。其中有9塊有確切紀年的錢範,上有文字“始建國元年三月”“鍾官工……”和“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字樣。而“始建國”就是王莽年號,即公元9年。
有確切紀年的錢範雖然殘缺但非常珍貴,因為習慣上鑄錢後必須要“毀版”。
內蒙古考古所第一研究室主任連吉林是本次考古的隊長,他所帶的團隊據此準確斷定,他們發現了完整的漢代鑄錢作坊遺址,年代應該在漢武帝以後至新莽時期(公元前110年至公元14年左右)。時間跨度百年以上。
同時他們推斷,這裡出土的銅錢由於大部已殘半,未經打磨修整,應該是在該處鑄幣窯址鑄造後直接存放於3
鑄錢作坊遺址
個錢幣窖藏,未曾流通使用。這個煉、鑄、存一條龍的鑄錢作坊,當時應是統一規劃建造而成。如此完整,在國內尚屬首次發現。
現整個鑄錢作坊遺址發掘區已蓋起塑鋼房罩保護起來。

歷史

發掘出土的西漢“半兩”“五銖”銅錢及“大泉五十”“小泉直一”錢範、窖藏“貨泉”“貨布”“布泉”“五銖”等銅錢來看,再次證明王莽貨幣改革是中國古錢幣發展史上一個特殊時期。
連吉林說,王莽幣制改革在中國古代貨幣史上極有影響。王莽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幣制就有四次大的變動。王莽在居攝時期,始鑄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始建國元年,進行第二次幣制改革,悉廢錯刀、契
刀、五銖錢,另鑄小泉值一,與大泉五十並行,同時“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此次發掘證實鄂爾多斯地區當時已有鑄幣機構及地點,並且同時鑄造多種貨幣,說明王莽時期改變了漢武帝時期郡國不能鑄錢的制度。
這一時期的錢幣為何多稱以“泉”,收藏界有一說法。因為王莽相信讖緯之學,他奪了劉姓天下,而“劉”字繁寫,由“卯、金、刀”組成,所以避諱“劉”字,同樣忌諱“金、刀”兩字,錢字有“金”便用了“泉”字來代替。
王莽幣制改革因多而繁造成混亂而失敗,但因鑄幣形制別具、製作精良,歷代以來始終為收藏者所青睞。其中聞名遐邇的是“一刀平五千”,俗稱金錯刀。“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可見其為古錢收藏之極致。遺憾的是本次考古並沒有發現。

地理

霍洛柴登古城位於鄂爾多斯市杭錦旗旗政府所在地錫尼鎮西北20公里。古城址平面呈長方形,長1400米,寬1100米。城內地勢較平坦,北部地勢略高,現大部為草場和農田。
城內地表遍布陶片及磚瓦等,本次還出土了鎧甲片、銅箭頭等。連吉林說,這座古城是當時漢抵禦匈奴侵擾的駐軍重鎮,方圓1.5平方公里的古城駐軍規模可達幾萬兵馬。
鄂爾多斯地區地處黃河南岸,古稱河南地。秦漢時期,為了抵禦匈奴侵擾,秦漢王朝曾多次派重兵攻取、駐守鄂爾多斯地區。從發掘出土的錢範、錢幣實物情況看,可能是就地解決當時軍事、經濟方面的費用。
在古城北約10多公里處,就是古代“朔方郡”治下的一處大型城址(今磴口縣哈騰套海蘇木境內),也是軍事重鎮。另外30公里處有阿魯柴登匈奴墓葬群(今杭錦旗阿魯柴登村)。1972年這裡出土金器218件,其中的國寶重器“匈奴金冠”,重1202克,是迄今為止僅見的匈奴金冠。
連吉林說,現在這些古城都被風沙淹沒。當時這裡眾多的城鎮群和駐軍,建有相當規模的鑄錢作坊遺址,都說明西漢至新莽時期鄂爾多斯地區是其直接管轄而且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遙想當年秦始皇在此修築“秦直道”,王昭君路經北上和親,成吉思汗落鞭指為長眠之地,鄂爾多斯也曾水草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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