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滿學大家閻崇年滿學大家閻崇年
陳英華
見閻崇年《清朝皇帝列傳》（增訂圖文本）附錄二
72歲的閻崇年很忙。他一邊和記者聊著天，一邊在電腦上整理著第二天即將召開的滿學學術年會的材料。還不斷地有電話打進來，有媒體要求採訪的，還有詢問落實第二天會議安排的。
曾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所長，現任北京滿學會會長，研究滿學40餘年，著作等身，但真正使閻崇年成為公眾人物的，是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熱播的《清十二帝疑案》。這個節目2004年創下了央視10頻道收視率的最高紀錄，這是事先包括閻崇年本人都不曾想到的。央視《百家講壇》欄目的製片人這樣評價閻崇年：“能把學問當評書講的，能把歷史當故事說的，閻老師是第一人。”不久前，央視還專門舉辦了“清十二帝疑案”的學術研討會。
由於電視節目的熱播，也產生了一連串的連帶效應。全國各地紛紛邀請閻崇年去講課、講學。由閻崇年先生在講稿整理而成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一書已熱銷逾40餘萬冊，在排行榜上持續走高。一年內加印了16次。同時，還引發了歷史系列圖書的出版熱，掀起了一股“正說”歷史的鏇風。
歷史需要正說
在回憶剛開始介入《清十二帝疑案》的製作時，閻崇年概括為8個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雖然閻崇年對努爾哈赤的研究最為深入透徹，但還是不敢懈怠。“央視實行末位淘汰，如果我講得不好，編導還跟著我受連累。”在和欄目的編導多次溝通後，閻崇年選擇了一種頗具創新性的方案：既要客觀真實，又要好聽好看。
此前《百家講壇》都是每個人講一講。《清十二帝疑案》在開始的時候，編導也是考慮一位學者講清朝的一個皇帝。由於閻崇年出版過《努爾哈赤傳》，所以他被安排講努爾哈赤。
2004年5月13日，星期六，在人民大學多功能廳，閻崇年走上《百家講壇》講《清十二帝疑案》的第一
滿學大家閻崇年在長達一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節目製作過程中，他停掉了所有的會議和出差，專心致志地投入到節目內容的準備上。期間，閻崇年為每次講座準備2萬字的講稿，從周一到周四，每天寫5 000字的文稿，周五串稿子、給家人做試講，周六再進行一次修改和調整。晚上散步的時候，閻先生會一邊遛彎兒一邊把第二天講的內容在腦子裡過一遍，周日就正式到電視台開講。周一又開始下一講的準備，循環往復。
這一年裡，看過閻崇年講座的很多人都成了他節目的忠實“冬粉”。他們中上迄90歲的老翁，下至8歲國小生，遍及各行各業。
一位外地孩子的家長給閻崇年來信說，他上國小二年級的兒子平時特別鬧，從來都坐不住，老師和家長都一直拿他沒有辦法，但是，有一天家裡電視正好換台換到了《清十二帝疑案》，這孩子坐在電視機前竟然沒鬧，看下去了。此後，每周六，一到點就安靜地看電視，還拿個小本做筆記，包括清朝12個皇帝的名字、年號、生卒年月、陵寢等等都能夠一一背下來。家長來信感謝閻先生，說孩子現在對學習感興趣，上課也不再鬧了，學習也用功了，連老師也感到奇怪。這位家長說，將來一定要到北京來看閻先生。一次閻崇年乘火車出差，車票買的是上鋪，一進車廂，立刻被兩個“冬粉”認了出來，並且一定要把自己的下鋪換給閻先生，後來一聊天才知道這兩位“冬粉”都是軍隊的師級幹部。清華大學教授、兩院院士吳良鏞先生一次見到閻崇年說：“我和愛人都喜歡聽您講。”一位計程車司機在給閻崇年的來信中說，他每天中午12點半趕回家邊吃飯邊聽講座，晚上下班回家後8點要先睡覺，半夜起來後再看重播，從不耽誤。一位喜歡篆刻的觀眾聽閻先生講了努爾哈赤成功的“四合”因素後，刻了一方印有“四合書屋”四個字的印章，專門送到了閻先生家。
有一件事讓閻崇年很受感動。前一段時間他被南京方面邀請去做講座，事前主辦方向讀者發兩千多張票，不到半個小時就全部發完。可不巧的是，講座那天的早晨下起了瓢潑大雨，主辦方開始擔心當天的上座率，在接閻崇年到會場時對他說今天可能不會來什麼人了，讓閻崇年有些思想準備，但沒想到當天會場座無虛席，還有不少人沒有座位是站著聽的。主辦方後來對閻崇年說，幸虧今天下雨了，要不還不知道來多少人呢！講座後許多人請閻崇年在書上籤名，結果簽名從上午11點多一直進行到下午1點。
閻崇年收到過的最長的一封來信有121頁36 300字，後來，閻崇年在回信的時候回贈對方一本書以示感謝。來信者中年齡最大的有90高齡。閻崇年說讀者們其實是很有水平的，任何一點小錯誤都可能被他們看出來，在《正說清朝十二帝》一書中有幅圖片，是一張皇帝的詔書，有讀者來信說該圖下面標註的文字和圖片上的文字不一樣，閻崇年馬上翻書去看，由於圖上的字跡太小看不清楚，找來放大鏡後發現確實是錯了。在《正說清朝十二帝》一書中曾提到珍妃的哥哥，原來寫是她的胞兄，但珍妃娘家的後人和閻崇年聯繫，並拿出了自己家的家譜，告訴閻崇年應該是堂兄而不是胞兄，後來閻崇年在重印的時候把這個錯誤改了過來。
《正說清朝十二帝》這本書第一次只印了5 000冊，基本上是還沒有上市就沒有了；第二次還是印了5 000冊，剛一上市就銷售一空。盜版書商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市場機會，於是很快盜版書開始大量上市。閻崇年感概地說，過去他寫了20本書，但發行量都很少，能賣到1 000冊就算不錯了，《袁崇煥研究論集》僅賣出不到200冊。當時有些書他不要稿費出版社還不太願意出，而現在已有70多家出版社與閻崇年聯繫希望與之合作。
閻先生說現在人們對歷史學感興趣了這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時對歷史學也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因為歷史學的功能是多元的。閻崇年將歷史學的功能分為4個方面：第一是學術功能，主要包括學術論文和專著，主要同本行的學者交流；第二是資治功能，讀者讀完之後，能從中了解、領悟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這個也是很需要的，像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第三是文化功能，歷史學者要傳承文化，傳承歷史，要讓廣大讀者了解更多的歷史知識，提高文化素質；第四是教化功能，要對廣大青少年進行愛祖國、愛歷史、愛民族的愛國主義教育，這是歷史學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勇敢是學者的第一品格
閻崇年先生出生在山東蓬萊一個靠山面海的漁村。曾祖父、祖父、父親早年來北京“打工”。1949年1月閻崇年來到北京，在北京六中讀中學，後考到北京師範大學，1980年進入北京市社會科學院。1991年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
滿學大家閻崇年閻崇年早年攻先秦史，一次他將自己的一篇先秦史論文拿去請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的楊向奎教授指教，楊先生看後連連叫好。幾天之後，楊向奎給當時只有20多歲的閻崇年寫來一封信，希望閻崇年轉攻清史。在信中楊向奎提出先秦歷史大多依靠關中的地下發掘，身在北京就沒有這種資源上的優勢。而清史研究北京則有著別處無法相比的優勢，宮廷建築、清宮檔案都集中在北京。收到這封信後閻崇年“閉門”思考了一個月，之後他做出了研究清史的抉擇，由此開始了他40多年漫長的研究之路。
1963年，閻崇年被下放到南口農場勞動。為了能夠學習，他帶了很多書，有《毛澤東選集》、《馬恩全集》，還帶了許多當時被歸入“封資修”之類的線裝書。閻崇年回憶說：“自己能夠有今天的學術上的積累，實在要得益於下放的三年遇到了一位好領導，當時有人反映說我看封資修的書，他就給我安排上夜班，這樣就可以使看到的人少一些，還可以讓我有好一點的環境看書。即使是在十年‘文革’期間，我也抓緊時間看書，《努爾哈赤傳》就是在‘文革’的時候寫成的。”這段時間被閻崇年很好地利用起來，而且非常幸運的是“文革”期間閻崇年躲過了紅衛兵的抄家，這樣才使得早期買的許多書籍得以保存了下來。
閻崇年每天早晨4點起床開始工作，晚上11點休息，幾十年如一日。他除了將主要精力放在清史研究上，還經常閱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及《說文解字》等大量中國古典著作。他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在先秦，這是我們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根源。因為從事的是歷史研究工作，對每一個字是怎么回事都要弄清楚，所以《說文解字》這本書一直在閻崇年先生案頭放著。《史記》同樣是對閻崇年產生有重大影響的一部書。他說，司馬遷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要研究天人之際的關係。他後來提出“四合”即天合、地合、人合、己合，也是受了這個思想的啟發。
作為滿學大家，閻崇年認為清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是有著巨大貢獻的。他說，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的文化都中斷了，只有中國沒有斷。在中國歷史上有3次可能斷的朝代：一是南北朝，因為很短沒有斷；二是蒙古人建的元朝，也因為很短而沒有斷；三就是清朝。清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統治時間近3個世紀，可是中國傳統文化還是沒有斷。為什麼呢？閻崇年說：“如果當時的清朝政府要求所有的漢人都必須說滿語，必須學習滿族文化，必須用滿文去進行科考，那現在的歷史就是另一說了。”他認為，清朝皇帝並沒有強制推行滿族文化，相反還積極地學習漢語，如乾隆修《四庫全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都是有功的。儘管也有文字獄，有“嘉定三屠”、“揚州十日”，但過不掩功，總體而言，清朝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與許多學者不同的是，在交談中，閻先生多次提出勇敢的品格對於一個學者的重要性。他說，勤奮、刻苦、執著、創新這些固然重要，但他始終認為勇敢是作為學者最為重要的品格，自己能夠在學術界有一點成就，或許就是因為比同行多一些勇敢的原因。“一個學者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沒有膽量是不行的”，閻崇年說。
閻崇年的治學態度非常嚴謹，他稱自己“不是清史專家”，只是“天命朝11年的專家”。因為清史的範圍太廣，而他重點研究的是清朝開國史。閻崇年說，“天命朝11年，我可以說所有材料都看過的了。要說沒看過的，估計是個考古新發現什麼的，但是，我肯定會比一般人先知道。”這一點也是閻先生頗為自慰的地方，他是在全球範圍內最早發表研究努爾哈赤研究專題論文和學術傳記專著的學者。
近20年，閻崇年先生還傾力於滿學學科的建設。在此前學術界一直有一種說法，就是滿學是歐洲最先有的。上世紀80年代，閻崇年看到我國有藏學、蒙古學等學科，但沒有把滿學作為專門的學科，於是，1989年，閻崇年提出成立滿學研究所的想法。1991年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成立滿學研究所，它是全世界第一個把滿族歷史、語言、文化整合成一個學科來研究的專業的滿學研究機構。1992年8月召開了第一屆國際滿學研討會，至今國際研討會已舉辦了5屆。1993年，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又成立北京滿學會，目前已有會員100多人。他還主編出版了滿學研究的論文集《滿學研究》。通過閻崇年及滿學研究所等一批學人多年的努力，滿學研究在國內已漸成氣候，滿學研究的中心在中國、在北京已被國內外同行所公認。
變與不變
繼《正說清朝十二帝》後，閻崇年先生又出版了新書《袁崇煥傳》。閻崇年似乎對袁崇煥有著一種特殊的情感，曾出版過4部關於袁崇煥的論集、傳記等，同時，他正在與中央電視台製作一部《明亡清興六十年》系列講座。講座以袁崇煥為主線，前後時間跨度60年。這個講座已在今年9月央視的《百家講壇》欄目中播出。
談起袁崇煥，閻先生非常激動。他說：“袁崇煥的愛國精神值得我們好好學習，這也是我寫《袁崇煥傳》的原因。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袁崇煥，學習袁崇煥。”閻崇年並不贊成有人提出袁崇煥的精神實質是“忠孝”的說法，他認為袁崇煥的精神實質是：“愛國”和“愛民”。他愛的不僅僅是皇帝，他更愛國家和人民，他維護的是國家和民眾的利益。袁崇煥做文官不愛財，做武官不惜死。他死後被抄家，家無餘資，甚至連給父親發喪都沒有錢，需要友人資助。“我們現在應該學習袁崇煥愛國的精神，勇敢的精神，求新的精神，清廉的精神。我自己從中受到很大的震動和啟發，所以我寫袁崇煥。”
學習歷史，總結歷史，並為今天的人們所用，這是閻崇年進行歷史研究的一貫態度。在講課中，他總結了“四合”、“四力”，在讀者和觀眾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講努爾哈赤時，他把努爾哈赤的成功歸結為“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其中又尤以“己合”為最重要，他說現在很多人能夠面對成功，無法面對失敗，心理不平衡、生理不平衡，這都是“己合”沒有處理好的原因。他總結的“四力”也是一個人在現實社會中通向成功應該具備的能力，即：智力、努力、精力和合力。他說，只有把這“四合”與“四力”組合好，才能有所作為。
閻崇年先生回顧自己44年來清史、滿學的研究，認為：我這些年的學術研究主要做了3件事情：第一，我為清朝開國史的研究添磚加瓦。寫了《努爾哈赤傳》、《袁崇煥研究論集》、《滿學論集》、《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等，《清朝開國史》100多萬字，是一部至今字數最多的清朝開國歷史研究的著作。第二，我倡議並創建了第一個專業滿學研究機構——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和第一個滿學專家教授組成的民眾性的學術團體——北京滿學會，倡議並主持5屆國際滿學研討會，主編《滿學研究》（一至七輯）、《20世紀世界滿學著作提要》等；和國內外滿學同仁一起，將滿族歷史、語言、文化的研究整合成為一個國際性的新興的學科——滿學（Manchuology）。第三，我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主講《清十二帝疑案》和《明亡清興六十年》等，開電視媒體播講歷史系列的先河，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學術與文化的影響。
平日閻崇年先生喜歡黃梅戲，最近剛剛把喜歡的黃梅戲光碟都買齊了，閒暇時他會認認真真地聽上一段，他從這些不同時代、不同藝術家的音像中，能夠鮮明地感受到風格的流變。閻崇年這樣評價自己：“我出生在一個半海半山鄉村的亦農亦商的家庭，從小受著農、漁、商三種文化的薰陶，身上有著比一些人多一點的刻苦、勇敢和通變的素質。一個人必須變，但應該是在變與不變之間。‘變里有不變，不變里有變’。對我來講，這次是電視台把我逼上了講壇，我變了，但是我一輩子研究滿學、清史的專業志向不能變，這是我學術的根本。我要在變與不變中堅守我的學術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