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健公

溫健公

溫健公(1908―1938),廣東梅縣人。1922年入廣州南武中學,後入中山大學讀書。1928年夏,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初赴日本留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逃離日本回國,在上海成立留日學生救亡會。同年11月被捕。1933年出獄。1934年在山西講學時,被閻錫山聘為顧問。1935年夏,任天津法商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同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與楊秀峰等教授領導天津學生參加南下擴大宣傳團的活動。1936年任閻錫山開辦的晉綏軍軍官教導團政治總教官。1937年“七七”事變後,受中共派遣,到河北做統戰工作,參與組織河北抗日民軍,任河北民軍總部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同年秋,離開民軍到武漢。1938年再赴山西抗日前線。12月26日,在山西吉縣為敵機炸彈擊中犧牲。時年30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遷葬其遺骸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2015年8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溫健公(1908—1938),河北抗日民軍總部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原名文淦。曾用名傑雄、湘萍。

1908 年10 月10 日出生於廣東梅縣松口鎮車田村一個貧農家庭。

1922 年秋,考入廣州南武中學,擔任該校學生會會長,組織讀書會,傳播革命思想。

1925 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後,帶領一百多名同學參加廣州各界的反帝示威遊行。

1936 年考入中山大學預科,因參加學生運動,被迫離校。

1927 年秋,考入南京國民黨軍隊總政治部舉辦的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結業後,到河南鄭州,被聘為中州通訊社社長。不久,調到國民黨河南省黨部監察委員會當秘書。

1928 年夏,到上海,從事革命文化活動,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後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0 年初,赴日留學,考入日本秋田礦山學院。為把留日學生團結起來,與左派學生成立中華學生留日同學會,任宣傳部部長。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他揭露日軍的侵略暴行,率領學生到中國駐日大使館示威。不久返回上海,成立留日學生救亡會。

1931 年11 月7 日,參加救亡會舉行紀念俄國十月革命的活動中被捕。在法庭上,溫健公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揭露國民黨的賣國行徑。

1933 年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在獄中,他將日文版《資本論》譯成中文,化名出版。

1934 年,在北平參加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程》等“駱駝叢書”,編寫了《現代哲學概論》,對馬列主義哲學基本原理作了通俗的解釋。由於他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敵視,於年底被迫離開北平,到山西講學,後被閻錫山聘為顧問,從中做統戰工作。

1935 年夏,到天津法商學院當政治經濟學教授,直接受中共中央華北局領導,從事秘密工作。

1936 年初,受黨派遣到河北各縣組織訓練青年與民眾參加抗日救國運動。後到閻錫山開辦的軍官教導團擔任政治總教官。

1937 年“七七事變”後,回到河北做統一戰線工作,與保定專區保全司令張蔭梧合作組建河北抗日民軍,擔任民軍總部的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促進了當時華北的抗日運動。9 月,民軍舉辦幹部養成所,由溫健公主持。他親自挑選教官,安排課程內容,主講政治課,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為抗戰輸送了三百多名基層幹部。

1938 年12 月26 日,溫健公在吉縣抗日前線開展工作時,不幸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壯烈犧牲。時年30 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遺骸遷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2015年8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

人物生平

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反帝示威遊行。受粵東諸革命前輩的影響,參加到國民革命運動的“北伐”行列。

1928年,他離開河南,到了上海,與一些進步人士稿新文化。他抓緊時間學習日語、英語等,翻譯文章、書籍,在啟智書店翻譯出版了蘇聯小說《赤戀》(署名是“張孝峰”),並在暨南大學講授日語課。但他並不滿足於這種住在“亭子間”的筆耕生活,更不羨慕那些官場貴客的耀武揚威,而且沒有被反革命叛變和屠殺所嚇到,他認為中國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並沒有完成,需要堅持革命的宣傳,組織革命力量,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做辛勤的創造性的工作。就在這年,健公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黨組織後,他更是不顧身患疾病,經常到上海郊區的學生、工人中工作。

1929年5月1日,當他按照黨組織指示,在白渡橋一帶,散發傳單,搞“飛行集會”時,被租界巡捕逮住,由於從他身上搜不出證據,後經律師交涉釋放。

在反動派的高壓政策下,許多共產黨員、進步人士、知識青年,為了追求民族生存,社會進步,都想從理論上尋找正確的道路、經驗、方法。那時,日本知識界對蘇聯報刊文章的書籍翻譯出版的比較多。

1929年底赴天津。

1930年春,東渡日本求學。到日本後,健公考入秋田礦山專科學校,並獲得官費。但他卻用最多的時間去學習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並經常把名著譯成中文,以“天行”、“文淦”、“湘萍”等筆名投寄國內各報刊發表。

1931年秋,在東京的中華學生留日同學會,接受黨組織的決定,準備召開一次留學生和華僑參加的民眾大會,定名為“東三省死難同胞追悼會”,以譴責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三省的罪行。經過學生會負責人秦元邦、溫盛剛、張友漁、李葆華等商定,安排大會主講人由溫健公擔任。

追悼會是在東京神田中華青年會舉行的,溫健公在大會上講話,揭露痛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博得全場與會民眾的熱烈鼓掌。當講到日軍炸轟瀋陽城,中國老百姓與軍隊死傷無數,我們要為東北死難同胞報仇時,民眾高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警察十分驚慌,多次阻止民眾喊口號。這次大會後,舉行了遊行,民眾把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包圍起來,要求大使“降旗回國”,與日本斷交。此後,日本刑警經常到溫健公住處偵查,認為他有參加“赤化”活動的重大嫌疑,卻總是拿不到證據。最使他們決斷不下的是溫健公各學科成績都異常出色,有的超過了日本學生。他們估計一個中國留學生,能獲得這么好的學科成績,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搞政治活動。不久,日本政府還是以種種藉口,驅逐健公出境。

1931年冬,到達上海,溫健公和黨組織取得聯繫,很快參加了反帝大同盟的工作,繼續奔走呼號,發動進步的留日同學成立救亡會,繼續在上海進行革命活動。

當年11月7日,救亡會舉行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的活動,溫健公和聞永之從救亡會剛出來,就被敵探抓住,從他身上搜出宣傳抗日救國的傳單,被關押在法租界巡捕房,反動當局以“破壞睦鄰關係”罪,判了健公兩年半徒刑。後經于右任等保釋,被提前釋放。

1933年,出獄後,溫健公回到上海參加社聯工作,後因環境惡劣,才轉到北平從事文化運動。溫健公調到北平搞新興社會科學運動後,顯示了他的博學多才。他在北平世界學會編輯的《世界日報》副刊《社會科學》。

1934年5月到8月底,分析國際國內形勢,介紹蘇聯新興社會科學,特別是借評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一書,公開提出,要把正在經歷著偉大變革的中國放到科學的解剖台上,從精神生活現象、經濟生活現象進行剖析,用歷史唯物論方法,通過精心研究,從而得出有價值的結論。溫健公還應北平大學法學院、中國大學、朝陽大學聘請,分別擔任現代哲學、經濟學等課程,還在一些進步青年組織的日語班教授世界史。他在大學講壇上認真地實踐馬列主義通俗化的嘗試,講話能放得開,聯繫當代社會現象與問題,不論民族解放鬥爭的事例或階級矛盾的事例都能順手拈來,講得實在、尖銳,深受聽課者歡迎。有時連外校的學生也擠到教室中聽課去了。溫健公由此而得“青年哲學家”尊號。

1934年秋,溫健公與幾位教授和青年積極分子,籌辦組織“駱駝叢書社”,意在沙漠似的中國學術界進行長途跋涉,把沙漠化為綠洲。這個叢書社是個沒有固定體制的綜合性叢刊編輯部,溫健公等人合作翻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程》就是其中的一本。

1934年北平的理論戰線上,馬列主義者的外境也是嚴峻的,鬥爭對象不但有民族敵人、階級敵人,而自己的陣線內部,甚至有暗探混在裡邊。溫健公雖有大學教授的合法身份,也處於艱難的境地。

1935年初,他應張友漁邀約,赴太原講學。當時由張友漁、邢西萍、溫健公三人組成的工作小組分析了在太原的任務,主要是做閻錫山的統一戰線工作,爭取他參加反蔣抗日,並利用他給予“客卿”的禮遇,做些團結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

1935年夏天,溫健公受聘天津法商學院,任研究室主任,並講授世界經濟問題,受到學生的歡迎。當時院內組織了時事討論會,請健公指導,對國內外重大政治問題,舉行過多次討論,健公每次都做總結性發言,全院學生爭著去聽,有時校外的學生慕名前來聽講。當時正值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他不顧日蔣特務和漢奸的威脅,公開批判“先安內後攘外”的反動政策,宣傳黨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為廣大救亡心切的青年指示了民族、國家的出路。

同年12月9日,北京各大、中學學生在黨的領導下,組織發動了大規模的“一二·九”抗日救國運動。天津法商學院學生在健公、楊秀峰、聞永之等同志指導和啟發下,也積極參加了12月18日的偉大反帝愛國鬥爭,並以法商學院為中心推動了天津各大、中學的抗日救國運動,與北平的愛國熱潮,遙相呼應。在天津學生遊行示威中,溫健公、秀峰都站在學生隊伍的最前列,迎接革命運動高潮的到來。

1936年2月,溫健公等被逼退出天津法商學院,張蔭梧邀他去河北,以開辦河北省民眾教育實踐學校的名義,擴大抗日救國的宣傳影響。健公任該校秘書長。不久冀東自治政府成立,溫健公、楊秀峰促使張組織了一個“抗日聯盟”,邀許多河北名流參加,做了許多抗日準備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後,保定、定縣、石家莊等地失陷,張蔭梧出任河北民軍總指揮,溫健公任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在抗戰初期的兵荒馬亂中,不僅順利地聯繫各方完成退卻、轉移任務,對地方黨組織與抗日武裝的建設,也給予了方便與支持。後來,戰局急轉直下,河北民軍總指揮部遂西進轉入山西陵川境內。不久,張蔭梧準備向蔣介石靠攏,搞片面抗戰,吃“磨擦飯”,以求保存自己實力。溫健公不為所動,特別是在周恩來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後,他更加堅決執行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同反對抗戰的路線和反共政策進行鬥爭。

1938年9月,溫健公到二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山西吉縣,在組建政治部中負責宣訓課的工作。這時,《政治周刊》已刊行;民族革命大學正在探求提高教學質量,認真解決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民革通訊社已建立,開展正常工作;黃河出版社的編、印、發行已初具規模;政宣隊才開始籌辦,擬向全國徵調。此外,軍隊政治工作的教材,對廣大抗日民眾的宣傳材料,已組織人員開始編寫。也正是健公施展才能的大好時機。然而,在日軍正面進攻武漢時,對二戰區領導機關所在地也進行了狂轟濫炸,加緊威逼,企圖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8年12月26日,日寇空襲吉縣城,健公在駐地不顧個人安危,組織民眾疏散防空,自己卻犧牲在敵機炸彈下,鮮血灑在中華大地上。犧牲之日,健公年僅30歲。

健公殉國,黨內外知曉他的人,無不為之痛惜。二戰區政治部發了訃告,召開各界追悼大會。

人物軼事

溫健公宋維靜演繹廣州版《懸崖》 假“表妹”探監一見鍾情結為真伉儷。

 溫健公與妻子宋維靜的骨灰盒上蓋著黨旗  溫健公與妻子宋維靜的骨灰盒上蓋著黨旗

為了營救身陷囹圄的革命夥伴,妙齡清秀的宋維靜扮作“表妹”前往營救“表哥”溫健公,兩人一見鍾情。不幸的是,紛飛戰火殘忍地摧毀了這段珍貴的革命愛情,結婚僅5年,溫健公即犧牲。其時,宋維靜僅28歲,憑著對革命的堅定信念和對丈夫無限的愛,她繼續堅持革命工作,直至生命的盡頭。

2001年6月30日,宋維靜老人在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離世,享年91歲。其後夫妻二人合葬於廣州銀河革命公墓。他們的革命愛情故事,和熱播的電視劇《懸崖》很相似,卻更精彩動人。

1922年秋,生於廣東梅州貧困家庭的溫健公考入了廣州南武中學,很快成為學生運動積極分子,擔任該校學生會會長,組織了讀書會,傳播革命思想。1927年秋,考入南京國民黨軍隊總政治部舉辦的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

1927年12月11日夜,清脆的槍聲劃破寂靜的廣州夜空,震驚中外的廣州起義爆發了。在這鐵流隊伍中有一個大眼睛、留短髮的女孩,這就是起義隊伍中年齡最小的女戰士———年僅17歲的宋維靜。

敵人瘋狂反撲,公開屠殺5600多人,革命失利了。但宋維靜從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的誕生,看到了未來人民勝利的曙光,她小心藏好起義的紅領帶,清理好黨的檔案和物資,轉移到香港,去找省委機關。

“表妹”探監 革命志士與巾幗英雄一見鍾情

溫健公一家在山西開展情報工作期間的全家福 溫健公一家在山西開展情報工作期間的全家福

1931年11月7日,溫健公在參加救亡會舉行紀念俄國十月革命的活動中被捕。受黨組織的委託,宋維靜以溫健公“表妹”的身份去探監。

第一次會面,溫健公給她的印象十分深刻,高挑的身材,蒼白的臉色難掩五官的清秀,殘酷的監獄生活,他仍然那樣樂觀開朗。雖然初次認識,健公像老熟人一樣,一口一個“表妹”地打招呼,機智默契的配合,弄得獄警真以為是那么回事。

其後,宋維靜常常帶藥品、食物去探監。健公對維靜的關懷備至十分感激,更佩服這位素昧平生冒險來探監女子的勇氣和膽量。健公的坦蕩胸懷,堅定的革命意志和淵博的學識深深地烙在她心裡。後來,溫健公知道這位女子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廣州起義的巾幗英雄時,心靈為之一震,由感激變成愛慕。

幾個月的來來往往,兩個年輕人已經心心相印了。出獄後,1933年6月,他們在上海虹口四川北路友人丘哲的家中舉辦了儉樸的婚禮。

李克農:你和老溫這個夫妻店開得不錯嘛

1935年,健公和維靜受黨的派遣赴山西開展對閻錫山的統戰和情報工作,深入敵營,處境十分危險。不久,對閻工作小組的徐冰和張友漁兩同志先後調走,全部的工作由他們夫妻兩人負責,健公就是她的直接領導。在這段歲月里,上層活動的開展,情報的收集和傳遞,兩人機智果斷,配合默契,在敵營這個舞台上演得有聲有色。他們的工作受到延安中央情報部的肯定。李克農曾讚許地說:“你和老溫這個夫妻店開得不錯嘛。”
1938年12月26日,溫健公在吉縣抗日前線開展工作時,不幸遭日軍飛機轟炸犧牲。其時,宋維靜28歲,她一邊參加革命,一邊撫育兒子,以堅強意志和對丈夫無限的愛孤身度過了64年的漫長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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