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74年，平涼市涇川縣涇明鄉的一位幹部發現了一個人類頭蓋骨化石，後將其送到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鑑定後，專家初步斷定其是3萬－5萬年前一個20歲左右的女性個體，在人類進化系統上屬晚期智人，該化石被命名為“涇川人”。
發現過程
牛角溝發現人類頭骨化石
甘肅“涇川人”化石發現紀實 或將改寫人類進化史1973年10月6日中午時分，甘肅涇川縣涇明公社駐隊幹部劉玉林正和農民在後河勞動，大隊副支書史有連跑來說：“公社來人了，要你馬上回公社去！”後河離公社20多里，當時已錯過班車，也無腳踏車，劉玉林只能小跑加步行。離公社還有多一半路程時，一輛吉普車突然在他身邊停下，拉上他直奔公社。
在公社門口，慕劉玉林之名而來的賈蘭坡教授一行及有關領導、專家正焦急等待因發現舊石器而有名氣的劉玉林，要看他撿到的寶物。劉玉林從辦公桌下拿出三塊破石頭，賈老邊看一塊較大的石頭，指著其上的疤痕對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教授衛奇說：“非常典型，人工打擊痕跡非常清楚！還有這層厚厚的鈣質結核層(石皮)，應該是舊石器沒有問題！”接著又看了另外兩個石片，都認為是人工打制的石器。賈老問劉玉林：“你是怎么認出它們是石器的？”劉玉林脫口而出：“是書上看的！”賈老笑了笑說：“這些石頭都不是自然破碎的，是人有意打出來的！這是石頭和石器的根本區別。”賈老讓劉玉林帶他們去看撿到石器的地點，即從公社門前過涇河，經蘇家河再去白家大隊。
一場暴雨後，車子陷在河灘淤泥中，公社領導叫來農機站的拖拉機把吉普車拖出爛泥坑，只好繞道公路到吊堡子，然後趟水過河。不能下水的叫了農民背過河去，劉玉林也背一人過了河，大家步行約1里路到了白家東溝，在溝口不遠處的沙礫層中發現了一些動物化石。劉玉林找到了一枚三趾馬牙，賈老認為地層比較古老，不是出石器的地層，劉玉林便帶他們到東溝東岸的牛角溝出石器的灰綠黃色地層出露的地方。賈老仔細察看後，很肯定地說：“這裡應該是出石器的地層，你今後要多關注這個地方，有可能發現更多的石器，還有發現人類化石的可能。”他還仔細察看了周圍的地形地貌，臉上不時露出微笑，認為這裡是一塊風水寶地，將來一定會有重大發現。
自賈蘭坡教授來過後，劉玉林時常到東溝去轉悠，在發現了牛角溝出石器的地層，又先後發現了馬、牛、鼢鼠、犀牛等動物化石和80多件石核、石片和石器。
1974年5月1日，全公社勞力集中在白家東溝植樹造林，下午收工後，劉玉林沿著溝邊走，想看看動過土的地方是否會有新的發現，結果在溝口一塊新平整出台地上旁邊的水平溝旁，發現了一片很薄的骨片。劉玉林起初以為是動物化石，但撿起來仔細一看，又好像是人的頭骨碎片，他便在挖出的積土中翻來翻去尋找，終於找到了四五塊骨片，經過拼對能拼接在一起，但離一個完整的頭骨還差很多。劉玉林整整在那裡折騰了一個多星期，共找到右額骨鱗部一小片、右頂骨的大部、較完整的右顳骨、枕骨的大部和左頂骨的一小部分，可拼接成一個不完整的人類頭蓋骨。
這是不是人類化石？劉玉林不敢肯定，以他的經驗，凡動物化石都有很脆、易折不彎的特性，即沒有柔韌性，又有很強的吸附性。試驗的方法很簡單，他把化石放在舌尖上，化石馬上與舌尖粘住了。這件頭骨破碎成多片，說明它是脆弱的，從表面看也與普通骨頭有明顯的區別，他認為是化石，但他說了有誰能相信呢？劉玉林先後找了縣文化館、地區博物館和省博物館的專家看過，沒有一個人敢肯定它就是人類化石。劉玉林不甘心，一直沒有捨得扔掉，這些化石整整跟了他10年。
“涇川人”究竟是女性還是男性
1983年，任平涼地區博物館文物保管員的劉玉林把自己撿到的石器和頭骨化石帶到北京去見賈蘭坡教授，賈老仔細看了頭骨標本後說：“就是它，就是人化石！”馬上叫來工作人員把化石拿去重新粘結修復，又當著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教授衛奇的面安排了研究事宜，石器和頭蓋骨化石即留在了中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1984年，《甘肅涇川發現的人類化石和舊石器》一文在《人類學學報》以劉玉林、黃慰文、林一璞聯名發表。文章提出，甘肅涇川人類頭蓋骨代表一個20歲左右的女性青年個體，它在人類進化系統上處於晚期智人的地位，它所顯示的人種方面的特徵與蒙古人種相符。該化石從此被考古界命名為“涇川人”，亦稱“涇川少女”“平涼少女”“平涼人”。
這是陝西“藍田人”“大荔人”發現之後，至1984年甘肅武山發現“武山人”化石之前，陝西以西廣大地域間發現的首個人類頭骨化石。
2006年5月10日，國際前史及原史科學協會常委兼執行委員、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黃慰文教授，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人類研究室主任劉武教授、碩士研究生李海軍和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李盛華教授及省城記者與專家們冒雨趕赴涇川縣，途經平涼市，找到已退休在家的原平涼市博物館館長劉玉林，於當日下午5時趕到涇川縣。5月11日上午，劉玉林及縣上有關人員將專家們帶到了“涇川人”發現地牛角溝，實地考察化石出土地點的地層、地貌、地質結構，在劉玉林指認的發現原點採取地層土樣，準備將其帶回去進行年代測定。當天下午，在縣文體局會議室舉行了“涇川人”頭骨化石迎回儀式。黃慰文教授代表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將“涇川人”頭骨化石交到發現者劉玉林手中後，劉玉林當即轉贈給涇川縣博物館收藏，劉玉林也因此被涇川縣人民政府授予“功侔泰斗”的匾牌和證書。
黃慰文教授對當時跟隨採訪的記者說：“世界上的古人類化石很稀有，我國的也屈指可數。而此前對‘涇川人’化石的研究也過於簡單，該化石裡面也許還有更多的信息沒有被發現，如果停留於簡單的研究，就虧待了‘涇川人’化石的價值。另一方面，一些外國專家認為，中國人的歷史不超過幾千年，沒有史前歷史，要證明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就必須找到有力的證據。因此，對‘涇川人’實際年代的重新鑑定和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國際意義”。劉武教授認為：“現在國際學術界爭論的熱點是現代人從哪裡來，目前國外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來自非洲。因此，重新研究鑑定‘涇川人’化石的年代，對於現代中國人起源的科學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李盛華教授說：“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釋光實驗室的儀器是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是最好的，如果對‘涇川人’發現地點採樣準確，最後準確測定‘涇川人’所處環境、當時的年代，可以解決很多有爭議的實際問題。”
專家們回京返港後用了近5年的時間，對“涇川人”化石出土地點的地理、地質環境、實際年代及化石本身的各種特徵進行了全面細緻的重新研究和測定，提出了以下科學結論：
1.“涇川人”化石出土地點的準確年代，經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李盛華教授用光釋光儀器對2006年5月在化石出土地點採取的土樣進行測定，準確年代為1.5萬年至4.8萬年(2萬至5萬年)。地質時代為更新世晚期。
2.“涇川人”化石的性別及年齡，經古人類研究所研究生李海軍、中科院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吳秀傑對中外諸多化石人頭骨對比鑑定，“涇川人”化石為一個年齡為20多歲的男性個體。
3.“涇川人”化石經李海軍、吳秀傑、李盛華、黃慰文、劉武等專家對亞洲、歐洲及我國諸多化石人頭骨的多項指標進行測量對比，“涇川人”頭骨的大部分性狀表現位於現代人變異範圍內，體現出很現代的特點。也就是說“涇川人”化石屬於更新世晚期的現代人。也有少數項目仍體現出其原始性。
4.中國晚期智人中都沒有枕外隆凸，只有“涇川人”化石頭骨有枕外隆凸，而在歐洲晚期智人有枕外隆凸，可能為涇川與歐洲基因交流的證據。
“涇川人”是更新世晚期的現代人
關於“涇川人”化石出土地點的年代尚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與薩拉烏蘇、峙峪遺址大體相當，而晚於更新世早期的丁村”(劉玉林、黃慰文、林一璞《甘肅涇川發現的人類化石和舊石器》《人類學學報》1984)。一種認為“涇川人”化石地層時代可能較薩拉烏蘇遺址為晚，且化石發現地點距地表較淺，可能偏新”(謝駿義《甘肅武山發現的人類化石》《史前研究》1996第4期)。香港大學李盛華教授用光釋光法解決了這一問題，測定結果為1.5至4.8萬年(約2至5萬年)，為更新世晚期。甘肅省義務教育地方課程教材《甘肅歷史》中對“涇川人”化石年代的界定就是根據最新研究成果修定的。
這為古人類“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模式”、為中國的現代人起源於中國本土提供了有力證據，對世界現代人起源於非洲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和挑戰。
科學家們提出“中國古人類的進化可以用‘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模式’作簡約的概括，中國現代人的起源也不超出這樣的輪廓，但未能贏得國外部分人類學家的贊同，原因之一是我國還未發現歐亞現代人起源的關鍵時期、即4至10萬年前生活在中國的屬於現代人的頭骨化石，而在近東卻發現了許多”(吳新智《20世紀的中國人類古生物學研究與展望》《人類學學報》1998第3期)。而“涇川人”頭骨化石正是處於4至10萬年這一時段，屬於更新世晚期2萬至5萬年的現代人(李海軍、吳秀傑《甘肅涇川化石人類頭骨性別鑑定》《人類學學報》2007年第26卷第2期)。
事實上，更新世晚期人類進化的程度是有差別的。
研究者還把“涇川人”與“武山人”化石頭骨作了對比。在年代、性別、年齡上都很接近，有些數值相似，但更多性狀體現差異較大，“武山頭骨顯示的性狀為晚期智人，而涇川頭骨的大部分性狀表現位於現代人變異範圍內，現出很現代的特點。武山所處地區，舊石器地點分布很少；而涇川位於隴東，舊石器地點分布很多。涇川是關中通往河套的中間地帶，距陝西大荔、山西丁村、寧夏水洞溝等古文化遺址都不遠。古文化極有可能通過這一區域向西向北交流。這些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更新世晚期渭水流域和黃土高原人類的群內差異很大，人類演化程度有很大區別，有些地區已經很現代了，而有些地區相對還保留較多原始特徵”(李海軍、吳秀傑《甘肅涇川化石人類頭骨性別鑑定》)。即有些已經進化為現代人，有些還處於晚期智人階段。“涇川人”頭骨化石就是更新世晚期人類已經進化成現代人的證據。
考古研究人員發現，涇川頭骨有枕外隆凸，歐洲晚期智人亦有枕外隆凸，可能為涇川與歐洲基因交流的證據。
研究證明，“亞洲與歐洲更新世晚期人類在測量性狀上沒有明顯區別。而在中國晚期智人中只有涇川頭骨有枕外隆凸，而在歐洲晚期智人中有枕外隆凸，可能為涇川與歐洲基因交流的證據。涇川位於中國西北地區，地理位置似乎完全可以能為基因交流提供可能”(李海軍、吳秀傑《甘肅涇川化石人類頭骨性別鑑定》《人類學學報》2007年第26卷第2期)。古人類學家經過對非洲、歐洲、亞洲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化石人類頭骨研究，得出了人類進化是“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進化模式，涇川頭骨“枕外隆凸”的存在為這一理論提供了有力支持。
“以往我們認為‘北京人’是中國人的祖先，但‘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同現代中國人並沒有前後繼承的關係。‘山頂洞人’的腦容量和骨骼特徵跟今天的中國人沒有太大差別，但無法連線我們與遠古祖先之間的斷層。那么連續進化理論就難於立足。2008年1月，國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聯合在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河南許昌靈井舊石器遺址發現了距今8至10萬年左右的完整的古人類頭蓋骨化石，時代為晚更新世早期。‘許昌人’不僅可能是‘北京人’的後代，同時還應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許昌人’的發現為人類連續進化附帶雜交學說提供了重要實證。”(路運洪《“許昌人”頭蓋骨：現代人類起源再詮釋》)
劉玉林說，“‘許昌人’因此被評為全國考古十大發現，名列榜首。由此，‘涇川人’化石地點也由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提升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近年來在牛角溝‘涇川人’化石地點還發現了大角鹿角化石和幾件石器，其中一件為半透明的肉紅色石英岩打制而成，製作非常精美，工藝水平很高，這些材料為進一步研究‘涇川人’化石地點提供了新的資料。‘許昌人’的發現和‘涇川人’的再研究，為現代人類多地區起源和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學說提供了證據。證明現代中國人起源於中國本土，而不是來源於非洲，中國不但有7000年的華夏文明，而且有數十萬年的史前歷史。我們為生於這片土地而自豪，我們為長於這片土地而驕傲。”
如今，“涇川人”已載入《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和《中國古人類化石》一書。限於篇幅，劉玉林發現的甘肅最早的人類遺址、60萬年前的涇川“大嶺上”及數百個考古成果難以悉述，但是，“涇川人”的亮點和新意是頭骨有“枕外隆凸”，這應是人類互動的結果，互動應是人類的本來。而當代世人最鍾情的是我從哪裡來？總以為各地人的原籍脫不了本縣市、本省區劃。實際上，當洛陽鏟遇上大數據，當人類化石相擁基因工程，以往的一切發現、結論與價值將不斷被刷新或顛覆。在此啟迪下重讀古絲綢之路上全球的古人互動史卷，殆知涇川在內的古絲綢之路上數千年間來往的世界各國的人，或回到故鄉，或隨機就地定居，這應該是自然的。一是經商理財必須遠離故鄉，二是因戰亂、“奴隸是商品”、雜戶身份無人身自由而回不了故鄉，從而定居世界各地。幾萬年前的亞洲“涇川人”與歐洲人尚且皆有“枕外隆凸”，或為涇川與歐洲基因交流的證據。以此眼光回眸“涇川人”“枕外隆凸”的亮點和生存時空、考古價值，我們會悟道：人類本來就是在互動中前進的，人類無限文明還待更智慧型地互動，地球村很小，大宇宙不遠，“一帶一路”必將引領人類以不可想像的可能方式互動、交流、共同進步，創造魔幻般的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