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卷《洛爾迦詩歌精選》，共收入詩人各時期的作品。今天能把這卷《洛爾迦詩歌精選》奉獻給讀者，譯者尤其要感謝國內一些對歌謠風格的詩歌頗感興趣的詩人，他們一再鼓勵譯者譯完這卷詩集。深信，這卷詩集會給所有喜愛洛爾迦詩作的讀者帶來美好時光。
作者簡介 · · · · · ·
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Federico Garcia Lorca,1989-1936）是20世紀最偉大的西班牙詩人、“27年一代”的代表人物。這位“安達盧西亞之子”把他的詩同西班牙民間歌謠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詩體：節奏優美哀婉，形式多樣，詞句形象，想像豐富，民間色彩濃郁，易於吟唱，同時又顯示出超凡的詩藝。近70年來，他的詩歌作品對世界詩壇產生了巨大影響，難怪美國著名詩人勃萊談到他的作品時說：“洛爾迦的詩歌佳作是人類智力的楷模。”
洛爾加出生在格拉納達十英里外的小村莊牛郎噴泉(FuenteVaqueros)。他父親擁有一百公頃地，合一千五百畝，按中國階級劃分必是大地主。在第一個妻子病故後第三年，他娶了個國小女教師。婚後九個月零九天，即1898年6月5日，洛爾加來到這個世上。
就在洛爾加出生後兩個月，西班牙在和美國的戰爭中慘敗，不得不在和平協定書上籤字。戰敗導致由知識分子和作家推波助瀾的一場文化復興運動——“九八一代”的誕生。他們試圖尋找西班牙精神的真髓。馬查多是“九八一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後成為“二七一代”的精神導師。兩代相隔近三十年，那正是洛爾加從出生到成長的時間。
洛爾加成年後，把童年美化成田園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要說不無道理：家庭富足和睦，父母重視教育，兄妹感情甚深。不過和弟弟相比，他從來不是好學生，尤其進大學後考試常不及格。很多年，這成了父母的心病。
對洛爾加早年影響最大的是三位老師。頭一位是鋼琴老師梅薩(AntonioSegumMesa)，他是個謹小慎微的老先生，除了去洛爾加家上課，極少出門。他終身侍奉音樂，作過曲寫過歌劇，都不成功，歌劇首演時就被轟下了台。他常對洛爾加說：“我沒夠到雲彩，但並不意味雲彩不存在。”他們坐在鋼琴前，由梅薩分析大師和自己的作品。是他讓洛爾加領悟到，藝術並非愛好，而是死亡的召喚。
有一天，當洛爾加在藝術中心彈貝多芬奏鳴曲時，一位年輕的法學教授路過，為其才華吸引，他上前自我介紹。洛爾加很快成了他家的座上客。這是第二位老師雷沃斯(FemandodelosRios)，後來成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法務部長和教育部長。他喜愛吉普賽音樂和鬥牛，精通好幾門外語。他創建左翼政黨，支持工運，與地方腐敗的政治勢力對著幹。是他喚醒了洛爾加的社會公正意識。
十七歲那年上藝術史課時，洛爾加被後來成了他第三位老師的伯若達(MartinDominguezBerrueta)迷住了。他是個倔犟的小個子，誰若挑戰他的想法，他會發脾氣。他主張全面參與學生生活，甚至包括愛情私事。他意識到格拉納達的局限，決定每年兩次帶六個出色的學生去西班牙各地遠遊，讓他們“了解和熱愛西班牙”。
在兩年內，洛爾加先後參加了四次文化之旅，不僅大長見識，還通過老師結識了一些重要人物，包括馬查多。基於旅行見聞，他完成了隨筆集《印象與風景》。他把此書獻給鋼琴老師梅薩。他把新書送到伯若達家，老師打開書掃了一眼，勃然大怒，令他馬上離開，兩周后把書退還給他。洛爾加不服氣。在他看來，伯若達是藝術評論家，而非藝術家，而他要追隨的是鋼琴老師那樣真正的創造者。兩年後伯若達病故。洛爾加很難過，他公開表示歉疚之意，並私下對老師的兒子說：“我永遠不會原諒我自己。”
第一次旅行中，他們有幸結識了馬查多。他為伯若達一行朗誦了自己和別人的詩作，洛爾加彈了一段鋼琴曲。那次見面讓洛爾加激動不已。馬查多對他說，詩歌是一種憂鬱的媒體，而詩人的使命是孤獨的。洛爾加從朋友那兒借來馬查多的詩集，他用紫色鉛筆在扉頁上寫了首詩，大意是，詩歌是不可能造就的可能，和音樂一樣，它是看不見欲望的可見的記錄，是靈魂的神秘造就的肉體，是一個藝術家所愛過的一切的悲哀遺物。
1918年6月5日，洛爾加二十歲。生日後第三天，得知童年夥伴的死訊，他一夏天都被死亡的念頭困擾。緊接著，西班牙流感奪去了全世界兩千萬人的性命。1919年初全國陷於混亂，到處在罷工遊行。在格拉納達，工人與僱主發生衝突，洛爾加和朋友們加入維護工人權利的運動。雷沃斯老師收到匿名恐嚇信。2月11日，離洛爾加家不遠，憲警向大學生遊行隊伍開火，打死一個醫學院學生和兩個平民，當局宣布軍管。雖有心支持工人運動，洛爾加卻被血腥的暴力嚇壞了，他蜷縮在父母家，甚至不敢從陽台往街上看一眼。一個好朋友每天來到他家窗下，高聲通報局勢的進展。
1919年春，在馬查多的勸告和朋友的慫恿下，他離開家鄉，搬到首都馬德里。在雷沃斯的推薦下，他被號稱“西班牙牛津劍橋”的寄宿學院(Residencia)接納。這裡設備齊全，有人打掃衛生，提供膳食。洛爾加很快成了這裡沙龍的中心人物，他朗誦詩作，即興彈奏鋼琴曲。一個崇拜者回憶：他手指帶電，似乎音樂從他體內流出來，那是其權力的源泉，魔術的秘密。
在寄宿學院有個叫伯奈爾(LuisBunuel)的小伙子，喜歡體育、惡作劇、女人和爵士樂。他特別服洛爾加，總跟他泡在一起，聽他朗誦詩。“他讓我知道另一個世界，”他回憶道。他們一起狂飲，在馬德里尋歡作樂。伯奈爾後來成了西班牙最著名的電影導演。
1921年夏，洛爾加厭倦了呆板的學校生活，常和朋友們到阿拉漢伯拉宮圍牆內的一家小酒館聚會。老闆的兒子是吉他手，為大家演奏深歌(deepsong)，一種古老的安達盧西亞吉普賽民歌，十九世紀被弗拉明科取代。在重重古塔的包圍中，他們傾聽深歌的哭泣。參加聚會的有個禿頂小個子，他就是法亞，著名的西班牙作曲家。洛爾加一夥嚷嚷著要搞個音樂咖啡館，而法亞提議舉辦深歌藝術節。
兩年前他倆曾見過面，直到深歌之夜才成為朋友。表面上，兩個人相去甚遠。中年的法亞膽小古怪：他連刷牙都害怕；睡在儲藏室般小屋的窄床上，頭上懸著十字架；每天早上工作前他都要做彌撒。他是個工作狂，認為自己的天才是上帝的禮物。在法亞看來，深歌才是正宗的。為尋找源頭，他帶洛爾加去吉普賽人的洞穴。
1921年除夕夜，洛爾加雇來一個街頭樂隊，踮著腳尖來到法亞的窗戶下，在洛爾加的指揮下，突然演奏小夜曲。法亞笑得幾乎開不了門。深夜，法亞請小樂隊分四次演奏他們的樂曲，由他鋼琴伴奏。
他和法亞忙於籌備深歌藝術節，為尋找比賽歌手而走遍大街小巷。與此同時他開始寫作。1921年11月初，他在十天內寫了二十三首，月底前又成八首。這組詩命名為《深歌集》。
1922年6月7日，即二十四歲生日兩天后，洛爾加在格拉納達一家旅館朗誦了《深歌集》。一周后，深歌藝術節在阿拉漢伯拉宮拉開序幕，吸引了近四千穿傳統服裝的觀眾。參加比賽的歌手一一登場，響板迭起，吉他悸動，從吉普賽人中傳出陣陣哭聲，他們跟著沉吟起舞，如醉如痴。次日晚大雨，人們把椅子頂在頭上，比賽照常進行。洛爾加對一個本地記者說：“告訴你，親愛的朋友，這深歌比賽是獨一無二的。它是和月亮和雨比賽，正像太陽與陰影之於鬥牛一樣。”
1923年春，洛爾加勉強通過大學畢業考試，一周后和弟弟去馬德里。在寄宿學院，一個叫薩爾瓦多?達里(SalvadorDali)的青年畫家進入他視野。他們隨即形影不離：散步、逛博物館、泡酒吧、聽爵士樂。有一回，達里把一張二流作品賣給一對南非夫婦。興奮之餘，他們叫了兩輛計程車回學院，自己坐頭一輛，讓另一輛空車跟著。此舉被馬德里富家子弟效法，流行一時。由於野心的互相投射，以及被對方才能的強烈吸引，他們的關係很快從友誼發展成愛情。
1925年復活節假期，洛爾加應邀到達里家做客，他們住在地中海邊一個風景秀麗的小鎮裡。達里的妹妹阿娜(AnaMafia)，按洛爾加的說法，是“那些美麗得讓你發瘋的姑娘之一”。他們仨沿海濱散步。達里察看光線、雲和大海，洛爾加背誦自己的新作。一天下午，他們圍坐在餐桌旁，洛爾加讀了他新寫的劇本，阿娜感動得哭了。達里的父親聲稱，他是本世紀最偉大的詩人。
洛爾加回到格拉納達，他近乎絕望地懷念那段美好時光。達里在巴塞隆納附近服兵役。他們書信頻繁，字裡行間情誼綿綿。洛爾加寫了首詩《薩爾瓦多?達里頌歌》，達里在信中稱他為“我們時代唯一的天才”。洛爾加深知同性戀的危險，特別是在一個天主教國度。他得學會偽裝，避免來自社會習俗的懲罰。
1927年5月，洛爾加來到巴塞隆納，參加他的新戲彩排。服兵役的達里一有空就溜回來，和他在—起。他們在街頭漫步，迷失在關於藝術、美學的熱烈討論中。達里為他的新戲做舞台設計。6月”日，達里和他 示來參加首演。演出獲得巨大成功。
在西班牙文學史上，1927年無疑是重要的一年。為紀念西班牙詩人貢古拉(LuisdeGongom)逝世三百周年，洛爾加和朋友們舉辦一系列活動，馬查多、法亞、畢卡索和達里等人都熱烈回響。在馬德里，年輕人焚燒了貢古拉當年的敵人的書；由於西班牙文學院對貢古拉的冷落，他們半夜在文學院圍牆上撒尿。
高潮是在塞維亞(Seville)舉辦三天的紀念活動，洛爾加和其他幾個年輕詩人在邀請之列。他們一行六人登上火車，一路喧鬧，深夜到塞維亞。迎接他們的是退休的鬥牛士梅亞斯(1gnacioSanchezMeiias)，他是個文學鑑賞的行家，幾乎能背誦貢古拉所有詩篇。他是那種極有魅力的男人，身材矯健，臉上是鬥牛留下的傷疤。他把客人帶到自己在郊外的農場，給他們披上阿拉伯長袍，打開香檳酒。梅亞斯和一個吉普賽朋友唱深歌，洛爾加和朋友們朗誦詩。
三天正式的紀念活動，包括演講朗誦和本地報紙的採訪留影。此外是流水宴席，在塞維亞朋友的陪伴下，他們每天都喝到天明。貢古拉三百年祭，促成西班牙詩歌“二七一代”的誕生。塞維亞之行後，洛爾加畫了一張詩歌天體圖。據說，他把自己畫成被衛星環繞的最大行星。
從1928年春到夏初，洛爾加忙於整理他的《吉普賽謠曲集》。7月此書問世，獲意想不到的成功，人們甚至能背誦吟詠。後獲諾貝爾獎的阿列桑德雷(VicenteAleixandre)在賀信中寫道：“我相信你那純粹的無法模仿的詩歌。我相信你是卓越的。”其中《夢遊人謠》，是洛爾加的代表作之一。
1928年春，洛爾加有了新的男朋友，叫阿拉俊(EmilioAladren)，是馬德里美術學校雕塑專業的學生。洛爾加帶他出入公開場合，下飯館泡酒吧，為他付賬。阿拉俊口無遮攔，把他和洛爾加的隱私泄露出去，鬧得滿城風言風語。
達里顯然聽說了傳聞，和洛爾加的關係明顯疏遠了。1928年9月初，他寫了一封七頁長的信給洛爾加，嚴厲批評他剛出版的《吉普賽謠曲集》：“你自以為某些意象挺誘人，或者覺得其中非理性的劑量增多了，但我可以告訴你，你比那類安分守法者的圖解式陳詞濫調強不了多少。”達里認為洛爾加應該從現實中逃跑。信中的主要觀點，出現在不久發表的文章《現實與超現實》中。在這篇文章中，他進一步強調：“超現實主義是逃避的另一層意思。”
當年的夥伴伯奈爾這時和達里結成新同盟。他專程去看望達里，他們開始合作一部超現實主義電影。在達裡面前，伯奈爾大罵洛爾加。他們用一周的時間完成電影腳本初稿。他們創作的一條原則是，任何意象都不應得到理性的解釋。伯奈爾給朋友寫信說：“達里和我從來沒這么近過。”
阿拉俊原來是個雙性戀，他突然有了女朋友，和洛爾加分道揚鑣。在寂寞中，洛爾加開始尋找新朋友。他結識了智利外交官林奇(Car]osMorlaLynch)夫婦，很快成了他們家座上客。“他常來常往，留下吃午飯晚飯——或都在內——打盹，坐在鋼琴前，打開琴蓋，唱歌，合上，為我們讀詩，去了又來。”自幼寫日記的林奇寫道。
洛爾加精神瀕臨崩潰，幾乎到了自殺的地步。他需要生活上的改變。那年年初，有人為他安排去美國和古巴做演講，這計畫到4月初終於定下來。他將和他的老師雷沃斯同行。三十一歲生日那天，他收到護照。他們乘火車到巴黎，轉道英國，再從那兒乘船去美國。“向前進!”他寫道，“我也許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注定為人所愛。”
1929年6月26日，風和日麗。“S?S?奧林匹克”客輪繞過曼哈頓頂端，逆流而上，穿過華爾街灰色樓群，停泊在碼頭上。洛爾加吃驚地打量著周圍的一切。他寫信告訴父母，巴黎和倫敦給人印象深刻，而紐約“一下把我打倒了”。他還寫道：“整個格拉納達，也就能塞滿這裡兩三座高樓。”抵達兩天后，他半夜來到時代廣場，為燈火輝煌的奇景而驚嘆：紐約的一切是人造的，達里的機械時代的美學成為現實。
他對美國人的總體印象是：友好開放，像孩子。“他們難以置信的幼稚，非常樂於助人。”而美國政治系統讓他失望。他告訴父母說：民主意味著“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雇女傭”。他生宋頭一回自己縫扣子。
在雷沃斯催促下，他很快就在哥倫比亞大學註冊，並在學生宿舍住下來。他給父母的信中假裝喜歡上學，實際上他在美國幾乎一點兒英文都沒學會，除了能怪聲怪調地說“冰激凌”和“時代廣場”，再就是去飯館點火腿雞蛋。他後來告訴別人，在紐約期間他吃的幾乎全都是火腿雞蛋。他在英語課上瞎混，模仿老師的手勢和口音。他最喜歡說的英文是“我什麼都不懂”。他擔心，英文作為新的語言，會搶占自己母語的地盤。某些西班牙名流的來訪給他當家做主的自信。他接待了梅亞斯，那個在塞維亞認識的鬥牛士。他把梅亞斯介紹給他在紐約的聽眾。
二十年代的哈萊姆是美國黑人的巴黎。洛爾加迷上了哈萊姆與爵士樂，經常泡在那兒的爵士酒吧里。他時不時抬起頭嘟囔：“這節奏!這節奏!真棒!”他認為，爵士樂和深歌十分相近，都植根於非洲。只有通過音樂才能真正了解黑人文化；像吉普賽人一樣，黑人用音樂舞蹈來承受苦難，“美國除黑人藝術外一無所有，只有機械化和自動化，”他說。
到美國六周后，他開始寫頭一首詩《哈萊姆之王》。他後來寫道：紐約之行“豐富並改變了詩人的作品，自從他獨自面對一個新世界”。夜深入靜，他常常漫步到布魯克林大橋上，眺望曼哈頓夜景，然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返回哥倫比亞的住所，記下自己的印象。
他跟同宿舍的美國鄰居格格不入。他告訴父母說：“這是地道的野蠻人，也許因為沒有階級的緣故。”他把自己關起來，要么寫作，要么無所事事，整天躺在床上，拒絕訪客，也不起來接電話。
1929年10月29日是歷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二”，即紐約股市大崩盤。在此期間，洛爾加和雷沃斯一起去華爾街股票市場，目睹了那場災難。洛爾加在那兒轉悠了七個小時。事後他寫信告訴父母：“我簡直不能離開。往哪兒看去，都是男人動物般尖叫爭吵，還有女人的抽泣。一群猶太人在樓梯和角落裡哭喊。”回家路上，他目睹了一個在曼哈頓中城旅館的跳樓自殺者的屍體。他寫道：“這景象給了我美國文明的一個新版本，我發現這一切十分合乎邏輯。我不是說我喜歡它。而是我冷血看待這一切，我很高興我是目擊者。”
他對自己在紐約寫的詩充滿信心，他認為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他常為朋友們朗誦新作。“他的聲音高至叫喊，然後降為低語，像大海用潮汐帶走你，”一個朋友如是說。這些詩作後結集為《詩人在紐約》，直到1940年才問世。
在紐約住了九個月後，洛爾加於1930年3月7日乘船抵達哈瓦那，一群古巴作家和記者在碼頭迎接他。回到自己的母語世界，他如魚得水。在第一封家書中他描述古巴是“撫愛而流暢的，特別感官的”。和紐約相比，哈瓦那簡直是天堂。鋪鵝卵石的街頭，雪茄和咖啡的香味混在一起，讓人感到親切。他的朗誦和演講獲得成功。幾乎每夜都和朋友們一起泡酒吧、朗誦、彈鋼琴，直到天明。
三個月後洛爾加返回祖國。在格拉納達街頭，他碰見一個自大學時代就認識的牧師。牧師為他外表的變化大吃一驚，問紐約是否也改變了他的個性。“沒有，”洛爾加快活地回答，“我還是我。紐約的瀝青和石油改變不了我。”
與家人團聚，讓他真正放鬆下來。他夜裡讀書寫作，白天穿睡袍在屋裡晃蕩。他常把白髮蒼蒼的母親舉起來，“天哪，你在殺死我廠母親大聲驚呼。當母親睡午覺時，他坐在旁邊為她扇扇子，驅趕蒼蠅。
他一直在寫新劇本《觀眾》。初稿完成後不久，他回到馬德里，一家報紙的記者好奇地向他打聽。“那是個六幕劇謀殺案。”他答道。
“此戲的意圖何在?我指的不是謀殺，而是作品本身。”記者追問。
“我不知道是否真能製作。這齣戲的主角是一群馬。”
“了不起，費特列戈。”記者喃喃說。
1930年底，西班牙政局再次動盪。雷沃斯和他的同志們一度入獄，他們在獄中發表宣言，呼籲在西班牙建立共和制。不久，國王宣布舉行全國選舉。一天夜裡，在去咖啡館的半路，洛爾加被卷進支持共和的遊行隊伍中。憲警突然出現並開槍，示威者逃散，洛爾加摔倒在地。當出現在咖啡館朋友們面前時，他上氣不接下氣，滿臉大汗，渾身是土，嘬著受傷的手指，聲音顫抖地講述他的遭遇。
1931年4月14日，國王最終離開西班牙，共和運動領導人包括雷沃斯被釋放。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新時期開始了。雷沃斯被任命為法務部長。新政府立即將政教分離，實行一系列社會政治改革。
在新政的影響下，牛郎噴泉鎮政府決定，以他們最值得驕傲的兒子的名字，取代原來的教堂街。1931年9月初，洛爾加在為他舉行的命名儀式上演講。他強調說，沒有書籍與文化，西班牙人民就不可能享有基本權利和自由。“如果我流落街頭，我不會要一整塊麵包，我要的是半塊麵包和一本書。”他注視著灑滿陽光的廣場和鄉親們熟悉的面孔，後面是三十三年前他出生的白房子。
洛爾加全力支持新政府。一天夜裡，他衝進智利外交官林奇的公寓，情緒激動。他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劇團，叫“巴拉卡”(1dBarraca)，指的是那種鄉村集市演木偶戲之類的臨時木棚。新政府重新調整後，雷沃斯成為教育部長，促進了“巴拉卡”計畫的實現，特別是財政上的支持。洛爾加談到“巴拉卡”總體規劃時說：“我們要把戲劇搬出圖書館，離開那些學者，讓它們在鄉村廣場的陽光和新鮮空氣中復活。”
作為劇團的藝術總監，洛爾加招兵買馬，親自負責選目排演。他和演員們一起身穿藍色工作服，唱著歌穿過大街小巷。在兩年多的時間，“巴拉卡”幾乎走遍西班牙，吸引了無數的平民百姓。他說：“對我來說，‘巴爾卡’是我全部工作，它吸引我，甚至比我的文學作品更讓我激動。”在“巴爾卡”活躍的那幾年，他很少寫詩。這似乎並不重要，戲劇在某種程度上比詩歌更讓他滿足。“巴爾卡”無疑振興了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戲劇舞台，實現了他畢生的夢想。
1933年初，劇團來了個名叫拉潘(RafaelRodriguezRapun)的小伙子。他相貌英俊，身材健壯，具有一種古典的美。這個馬德里大學學工程的學生，轉而熱愛文學，偶爾也寫寫詩。他成了洛爾加的男朋友兼私人秘書。四年後，在洛爾加逝世周年那一天，拉潘為保衛共和國戰死在沙場。
那年夏天，遠在六千英里之外，一個阿根廷女演員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上演洛爾加的戲《血腥婚禮》，她和她丈夫邀請洛爾加到阿根廷訪問。9月28日，洛爾加從馬德里出發到巴塞隆納乘船，兩周后抵達阿根廷。他為重返美洲而激動。與上次不同，他寫信對父母說，他來到的是“我們的美洲，西班牙語的美洲”。
阿根廷之行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的戲不斷加演，好評如潮。他告訴父母：“我在這個巨大的城市像鬥牛士一樣出名。”他被記者包圍被觀眾簇擁，常在大街上被認出來。
洛爾迦和博爾赫斯只見了一面。見面時，他明顯感到博爾赫斯不喜歡他，於是故意模仿博爾赫斯，莊重地談到美國的“悲劇”體現在一個人物身上。“是誰?”博爾赫斯問。“米老鼠。”他回答。博爾赫斯憤然離去。以後他一直認為洛爾加是個“次要詩人”，一個“對熱情無能”的作家。
而他和聶魯達則一見如故。聶魯達當時是智利派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領事。聶魯達喜歡洛爾加的豐富以及他對生活的健壯胃口。他們倆背景相似——都來自鄉下，對勞動者有深厚的感情。他對聶魯達的詩歌十分敬重，常打聽他最近在寫什麼。當聶魯達開始朗誦時，洛爾加會堵住耳朵，搖頭叫喊：“停!停下來!夠了，別再多念了——你會影響我!”
除演講費外，票房收入源源不斷。洛爾加一生中第一次有錢，他開始寄錢回家，給母親買狐狸皮大衣。母親來信說：“沒有別的穿戴皮毛的女人像我那樣驕傲和滿足，這是你用勞動成果買來的紀念品。”
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前夜，他去看望聶魯達。他對在場的朋友說：“我在喧囂的紐約待了幾個月後，離開時我似乎挺高興……現在雖說我急於見到親人，我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這奇異的城市。”他哭了起來。聶魯達打破沉默，轉移話題。第二天，他登上開往西班牙的越洋輪船。一周前，他對記者說：“對我自己來說，我仍覺得像個孩子。童年的感情依然伴隨著我。”
1934年4月14日，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三周年。新的聯合政府廢除了不少共和派的法案，恢復宗教教育。很多西班牙人開始擔心，這兒的天主教會會扮演希特勒興起中的角色。
那年夏天，聶魯達作為外交官被派往西班牙，先住巴塞隆納，又搬到馬德里。他家幾乎夜夜笙歌，客人們橫七豎八地過夜。洛爾加和聶魯達常在一起朗誦演講。他倆互相讚美，不吝辭句；尤其是洛爾加，有時簡直是揮霍。這似乎是一個天才的特權——對他人才華無節制的激賞。在一次正式場合，他介紹說，聶魯達是當今最偉大的拉丁美洲詩人之一，是“離死亡比哲學近，離痛苦比智力近，離鮮血比墨水近”的作家。聶魯達“缺少兩樣眾多偽詩人賴以為生的因素：恨與嘲諷。”聶魯達認為洛爾加是“我們語言此刻的引導性精神”。
洛爾加打算8月11日和劇團一起去北海岸的小鎮桑坦德(Santander)演出一周。就在當天下午，他的好朋友梅亞斯在鬥牛場上受重傷，先進本地醫院，再轉到馬德里搶救。得知梅亞斯受傷的訊息，洛爾加立即取消原計畫，留在馬德里。由於傷勢嚴重，醫院不許任何外人看望，洛爾加用電話把病情及時告訴朋友們。8月13日上午，梅亞斯死了。
他到桑坦德後，獨自關上門哀悼梅亞斯。自從在塞維亞相識，他們成為好朋友。梅亞斯老了，發福了，但他寧願死在鬥牛場，也不願意死在自己床上。聽說梅亞斯重返鬥牛場，洛爾加對朋友說：“他對我宣布了他自己的死亡。”在桑坦德，他和一個法國作家散步時說：“伊涅修之死也是我自己的死，一次死亡的學徒。我為我安寧驚奇，也許是因為憑直覺我預感到這一切發生?”
1934年10月底，洛爾加開始寫他一生最長的一首詩《伊涅修?桑切斯?梅亞斯的輓歌》。他起稿于格拉納達和馬德里兩地之間，最後在聶魯達的公寓完成。這首長詩是洛爾加的巔峰之作。
1934年10月西班牙北海岸礦工起義，隨後遭到佛朗哥將軍的殘酷鎮壓。1935年5月初，內閣改組，包括五個極右組織的成員，並將在摩洛哥任職的佛朗哥調回，正式任命為總司令。不久，保守政府切斷了財政支持，“巴拉卡”陷入危機。
洛爾加在朗誦排戲的同時，捲入各種政治活動。他譴責德國和義大利的法西斯暴政，聲援兩國作家和藝術家，並在反對衣索比亞戰爭的公開信上籤名，為人獄的年輕詩人赫爾南德茲呼籲。
在巴塞隆納上演新戲期間，達里的妹妹阿娜到劇院來看望他，她比以前更美了。他們去咖啡館小坐，一直在談達里。洛爾加終於和達里見面，這是七年來第一次。那年秋天他倆常來常往。他抓住每一次機會證明他對老朋友的感情。有一次在巴塞隆納書店朗誦，他專門念了那首《薩爾瓦多?達里頌歌》。他們計畫一起合作寫書配畫，但並未實現。幾個月後，兩人友誼重又落到低谷。
1936年元旦，洛爾加收到從牛郎噴泉寄來的有鎮長和近五十名村民簽名的賀年卡，上面寫道：“作為真正的人民詩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樣把所有痛苦，把人們承受的巨大悲劇及生活中的不義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戲劇中。”
6月5日，洛爾加過三十八歲生日。他從來不想長大，時不時深情地回首童年。一年前，他曾對記者說：“還是我昨天同樣的笑，我童年的笑，鄉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遠，永遠保衛它，直到我死的那天。”他還開玩笑說，他怕出版紐約的詩集，那樣會讓他老去。
西班牙政局進一步惡化，瀕臨內戰邊緣。在馬德里，左右派之間互相暗殺綁架，血染街頭。除了1919年格拉納達的衝突，洛爾加從未經歷過像馬德里7月初那樣血腥的暴力。他變得越來越神經脆弱。他總是讓出租司機減速，叫喊道：“我們要出事了!”過馬路他要架著朋友的胳膊，隨時準備跳回便道上。
7月13日，得知一個右翼領袖被暗殺的訊息，洛爾加決定馬上離開馬德里。他和一個朋友幾乎整天都在喝白蘭地。他激動地吐著香菸說：“這裡將屍橫遍野。”停頓了一下，“不管怎樣，我要回格拉納達。”晚九點，他按響他的國小老師家的門鈴。在老師的詢問下，他回答道：“只是來借兩百比索。我要乘十點半的火車回格拉納達。一場雷雨就要來了，我要回家。我會在那兒躲過閃電的。”
回家第二天，本地報紙就刊登了他的訊息。西班牙內戰開始了。7月20日，支持右翼的格拉納達要塞的軍人起義，占領了機場和市政廳，逮捕了省長和新選的市長，那是洛爾加的妹夫。三天后，他們完全控制了局勢。到處在抓人，每天都有人被處決。
長槍黨分隊接連不斷到洛爾加家搜查，第三次他們把洛爾加推下樓梯，又打又罵。他們離去後，洛爾加給一個寫詩的年輕朋友若薩勒斯(LuisRosMes)打電話，他三個兄弟都是長槍黨鐵桿。若薩勒斯馬上趕來。他提出三個方案：其一，逃到共和派控制的地區；其二，到一向保守的法亞家避風；其三，搬到他們家小住，待局勢穩定下來再說。第三個方案似乎最安全。當天夜裡，父親吩咐他的司機把洛爾加送到位於格拉納達市中心的若薩勒斯家。
8月15日，長槍黨再次衝進洛爾加家，威脅說若不說出去處，就要帶走洛爾加的父親。走投無路，他妹妹說出實情。
次日晨傳來洛爾加妹夫被處決的訊息。下午一點，一輛汽車停在若薩勒斯家門口，下來三個軍官，領頭的是原右翼組織的國會議員阿龍索(RuizAlonso)。他早就恨死了洛爾加。若薩勒斯的母親邊阻攔邊打電話，終於找到一個兒子。那兒子趕來，問洛爾加犯了什麼罪。“他用筆比那些用手槍的人帶來的危害還大。”阿龍索答道。洛爾加被帶走，先關在市中心的政府大樓，18日凌晨被轉到西北方山腳下的小村莊，和一個中學老師及兩個鬥牛士一起關在舊宮殿里。看守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告訴他們要被處決，讓他們做臨終禱告。“我什麼也沒幹!”洛爾加哭了，他試著禱告。“我媽媽全都教過我，你知道，現在我忘光了。”
四個犯人被押上卡車，來到山腳下的一塊空地上，周圍是橄欖樹林。在破曉以前，一陣槍聲，洛爾加和三個同伴倒在橄欖樹林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