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簡歷
汪祖興，1963年8月出生於河南光山。中共黨員，法學博士，法學博士後，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西南政法大學校長助理，現為西南政法大學民事訴訟法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國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調解員，兼職律師。
2009年任貴州大學校長助理、發展規劃處處長。
撰寫或參與撰寫的主要著作有：《公民的訴訟權利》、《司法制度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等十幾部，發表數十篇專業論文。此外，他還為報刊撰寫“以案說法”等稿件50餘篇。
因逆境而豐富人生
“每個人都有人生的灰暗期，我也一樣。就像有白晝必然有黑夜一樣，一種公平的生活必然不會永遠給你陽光。應該說逆境是磨練優秀人物的‘爐錘’，越在逆境中越要堅強，千萬不可絕望。”2006年3月，在回復一名受其資助的貴州山村學生來信時，汪祖興這樣寫道。
在逆境中，冷酷無情的不幸確實是帶來了無可彌補的損失，但悲劇的背後卻潛藏了偉大的治療力量。作為同樣來自貧困山村，從小在挨餓受辱的環境中長大的過來人，汪祖興正用他的親身經歷詮釋著這一信條。
小時候，汪祖興家裡兄弟姐妹多，在連飯都吃不飽的日子裡，母親堅持讓四個孩子都念上書。13歲那年，“從不服軟的父親”為了他能讀書，竟在老師面前長跪不起。這一跪，在汪祖興腦海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也激勵著他即使再難也要堅持把書讀下去。
信陽師範英語專業畢業後，汪祖興回到家鄉一所高中任教。教了六年高中畢業班的他，在一個學生的偶然提醒下，報考了我校研究生。至今他仍清楚地記得多年前的五一節期間，收到學生寄來的六本法律教材時的情形。僅僅幾本教材，卻讓他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法律。
從那後，在汪祖興的生活中，開始有了更多的第一。第一次走出河南的信陽，那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大別山區；第一次知道火車原來可以載著數百人長途跋涉；甚至於在西政食堂，第一次看到擺放的各色菜餚，他竟感到莫名地興奮。
“西政是我人生的轉折點”，在他看來，作為一名從窮山溝里走出來的農村孩子，如果沒有母校西政的培養，就不會有他的今天。時至今日，他仍記得西政求學時，跟恩師譚兵先生圍爐夜話，在熱氣騰騰的火鍋旁探討學術，領略思辨之樂趣。“跟老師相處的點點滴滴，甚而尋常小事，過後思量倍動情。”
因感恩而重回西政
研究生畢業後，憑藉在西政打下的紮實法律功底，汪祖興僅用三年多的時間就從一個小職員晉升到了外資企業的董事、總經理職位。然而他並未因此滿足。古人云，君子三立：立功、立德、立言。在他看來立言當屬最難，而長期從事涉外經貿和仲裁的實務工作，他更多的時候是基於實務所需進行的理論研究。
1996年，汪祖興又重回母校，師從常怡老師攻讀民事訴訟法學的博士學位。
博士尚未畢業，他就作為管理人才，被招入在業內享有聲譽的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深圳分會，負責研究室、對外宣傳與聯絡工作，同時兼任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期間汪祖興參與並審理涉外經濟貿易案件200多起，撰寫裁決書上百萬字。
2002年，汪祖興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主動申請回母校工作。當時，他周圍的朋友包括家人，無一贊成。然而，他有著自己的想法，“一直以來，感恩、回報的情愫常隨熱血從心裡湧入腦際。離開生活條件相對優越的深圳，放棄與家人團聚的大好時光，重回母校的懷抱，其目的就在於：為西政做點事情。”
因教學而嘗試創新
剛回校時，汪祖興面臨諸多壓力，有人斷言他不出三年就會離開，尤其是在2005年初出任校長助理後，甚至有人說他“回來只是為了所謂的名利”。對此，汪祖興無奈地報之一笑。在沿海闖蕩多年，不僅在外資企業從事高層管理工作，也從事過國際商事仲裁員和執業律師，他切身體會到管理工作的改革與創新對西政之重要。在擔任校長助理分管後勤工作的兩年期間，他大刀闊斧地實施後勤改革，使後勤服務教學的意識和質量得到提高。“我需要一個平台，才能有機會去縮小差距。” 重回西政，讓他深感遺憾的就是對學生的培養，應該貼近社會，貼近實務。而法學院校的所謂的診所教育，只能教一點辦案的小技巧，業務覆蓋面很小。在學校組織到各法律單位的實踐訓練，也因為各種原因淪落成打雜實習。而今社會迫切需要的是法律熟手，在律師事務所，帶一個律師至少需要兩至三年才能獨當一面，而這兩三年應該是在學校完成的。他認為，學校教育應該把“生活中的法”同“書本上的法”相結合，以培養學生的能力作為重點，從實務界找課題，讓學生學到書本之外的東西。
“眾志一心開重巒，雲帆垂天濟滄海。”學校提出嘗試性地探索法學教育新模式，汪祖興作為策劃人之一和執行人，經過長期奔走和籌備，2006年10月，法律實務教育（LPC）模式正式啟動。並於12月30日舉行了首期LPC結業典禮。汪祖興認為，這才是法律教學模式改革的開端。他希望藉此推動法學教育的創新由點連成線、由線連成網、由網連成面，真正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永遠地辦下去。
“就內心而言，我傾向於實務，但目前西政的發展又迫使我不得不抽出大部分時間來從事行政工作。”汪祖興坦言，教學、行政、科研，每天的超負荷工作和大量的體力透支已經讓他力不從心。
2007年1月，他正式辭去西政行政職務，“我是一個知足的人”，他希望能夠在母校西政專心從事科研和教學，並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實習實訓機會；繼續關注和支持母校的法學教育改革，使母校的法學教育改革能良性、持續、健康地發展，讓更多的學生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