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研究所

法學研究所是西南政法大學所屬的專職研究機構(校屬二級機構),成立於1986年,改組於2005年。本所曾因高水平的外國法學譯介和研究而享譽法學界;改組後的法學研究所在繼承傳統學術優勢的基礎上,將面向海內外廣納高層次的理論人才,組建高水平的法律哲學研究團隊,打造理論法學研究的知名品牌。

學術精神

精神獨立 學術自由 海納百川 有容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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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法學研究所現有11名專職科研人員,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3人,均接受過法學、政治學、哲學的專業訓練,9人獲得博士學位,2人獲得碩士學位。他們具有較深厚的學術積累,且已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學界有一定的影響力。研究所團隊成員年齡多為40歲左右,最小年齡為29歲,是國內少見的青年學術團隊之一。團隊目標明確,精誠合作,充滿朝氣,是名副其實的青年學者之家。

法學研究所在堅持學術自由的前提下,充分調動全體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共同搭建堅實的學術平台,既加強與海內外高層次的學術溝通和交流,又努力創辦發展自己的出版物,以及時發表和出版本所的研究成果,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法哲學研究輯刊《法意》;與上海六點文化出版公司(上海三聯書店)合作編輯政治法律哲學叢書“海國圖志”系列,其學術影響與日俱增。

組織團隊

林國基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系博士後)

林國華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古典學博士)

林國榮 (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博士研究生)

鄭文龍 (哈佛大學宗教學碩士)

肖厚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博士)

何志輝 (澳門大學法學博士)

汪祖興 (貴州大學發展與規劃處處長)

龍宗智 (四川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曾任西南政法大學校長)

趙明 (北京航天航空大學法學教授)

吳越 (西南財經大學歐盟法研究中心主任)

邵方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但彥錚 (西南政法大學發展與規劃辦副主任、法學研究所所長)

朱志文 (學術秘書)

研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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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國法意高級研究論壇”於2006年5月創製。精讀中國與西洋政治、法律、哲學、文史學諸部類之古今原典,貼近經典作家的問題意識及其洞察、想像與理論言述,訓練對政制史與思想史的根本問題的把握力量,修習整齊與正派的思考意志與修辭習性,是“海國法意高級研究論壇”的原旨所在。 研究論壇的主體由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理論專業的研究生構成,主持人以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和法學理論專業研究生擔任,與研究論壇之原旨相契合的國內外相關學人也將被不定期邀請。 有別於學院之常規課程,研究論壇以師生共同讀書和共同討論的形式進行,主持人提出並梳理原典的問題意識,參與者則對以質疑與追詢,以使進一步深入討論成為可能。主持人事先指定具體研討文本,參與者則提前閱讀該文本,研究論壇以此為研討得以進行的唯一前提。文本選擇的範圍和形式沒有定規,可以是一部書,也可以是學位論文所涉及的作家,或者是一幕悲劇,一段古籍殘篇,一節聖經經文,乃至柏拉圖或孔夫子的一則晦澀語錄,優帝法典的一句註疏,斯賓諾莎的一項倫理命題,等等,總之,所有研討必須有經典文本支撐。研究論壇倡導自由、從容、素樸、踏實的學術共同體精神,力求修葺一處師生共同學習交流的智識園地,並由此自覺體現自由學術之大學精神。 研究論壇以不定期的形式舉行。基於維繫共同體精神的需要,研究論壇要求參加者視其參與為造就此精神的必要因素,因此研究論壇要求參與者認真準備所參與的討論。法學研究所官方網站提前發布研究論壇各次研討主題與文本,研討結果亦將以“海國法意論壇紀要”的方式在該網站簡短刊登。根據研討的精深程度,本論壇擬在一年之內結晶出十部經典著作,以為論壇長期溫習的基礎文本(fundamental texts),論壇最終的精神品性亦將由此十種基礎文本的原旨所賦予和保證。

系列叢書

“海國圖志”系列叢書之宗旨是“以圖言志”。對萬國法律、尤其是萬國地理、萬國歷史的精深研究是本書系的骨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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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世以來的知識激增,專業學者幾乎完全不再象斯特拉波那樣嘗試在單卷本中描述一個具有足夠包容度的歷史或者地理主題,而是將此工作留給那些很少會象本叢書作者那樣感到問心有愧的業餘學者和作家,由此所導致的一個文明大悲劇是:人們往往只是從那些餘熱尚存的業餘流派中汲取靈感和教誨,而這些東西只不過是可憐的灰姑娘罷了。   我們的目的不是提供萬國歷史、地理或法律的政治編年史,更不是一般社會和統治精英的政治編年史,而是一些應當予以表述出來的政治、經濟、法律的淺顯易懂的篇章;叢書尊重地區和國家的框架及其演進,對自從有人類創造文明和野蠻、戰爭與和平以來的各個階層、等級和民族的問題均予以足夠分量的注意。   正如上世紀英國最偉大的史家考伯所說的那樣,歷史包含了“大量的推測成分,它試圖傾聽不可傾聽的聲音,並洞穿人們心中的奧秘”。對於本叢書的作者來說,這些超越了他們學術專業知識的推測範圍非常大,更不用提那些對於萬國歷史、地理與法律是外行的人。我們將怎樣達到目的呢?首先,運用民族的偏見和成見;其次,利用我們對歷史記載的所謂專業知識所不可避免的、但反過來說也是令人慶幸的匱乏;第三,利用撰寫由讀者去判斷的新類型的國家史所帶來的挑戰。   必須強調的是,本叢書的血脈雖取自先人魏源,但就性格和目的而論,我們的年輕作者們並不自感“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召喚。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本叢書的年輕作者們皆以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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