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活的信心
內容簡介
信心的根基是得勝生活不可或缺的保障，信心是基督精兵的生活方式和行為典範。信心不在於你讀經禱告的聲音有多大，而在於你對真理和正道有多信賴多依靠；在當下的社會裡，壓力越來越大，局勢越來越複雜，而信心便成了我們唯一的免疫力和盾牌。信心是強大的屬靈力量，是無與倫比的能力，是挪去我們心頭重擔的答案，保護我們免受人生的危難和迫害；我們需要不斷更新、增長自己的信心，因著信心，我們將不再恐懼、懷疑，充滿盼望。《永活的信心》是卡特的第十一本書，本書通過他的親身經歷告訴讀者：什麼是信心？一個即是信徒、執事、主日學老師又曾當過議員、州長、總統的人，又是如何秉持上帝的話語，堅固屬靈的信心？一個“重生的基督徒”總統在言語上是否自相矛盾？民意測驗中遙遙領先的總統候選人，為什麼在接受《花花公子》特別採訪後險些落選翻船？卡特先生如是說：這是一本關於價值觀與生命歷程的書，這一切塑造了我的生命……雖然宗教是件私人化的事情，但我的信仰早已成為公眾話題，我也認為，我有必要與美國人甚至更多的人一起分享我與上帝的親密關係。
作者簡介
吉米·卡特(JimmyCarter)，1924年10月1日生於喬治亞州波萊茵斯。1941年至1943年就讀於喬治亞州西南大學和理工學院。1943年入馬里蘭州美國海軍軍官學校（即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學習，1947年獲理學學士學位。1946年至1953年在美國海軍服役。1953年父親去世，退役回到家鄉經營卡特農場、卡特倉儲運輸等業務，並從事政治活動。當過基督教南方浸禮會執事、主日學教師。
1962年至1966年任喬治亞州參議員，1970年至1974年任喬治亞州州長，1974年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議員競選委員會主席，1977年任美國第三十九任總統，1980年爭取連任落選。
卡特在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中美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1980年競選連任失敗後，成立卡特中心，為世界的和平和友愛，繼續發揮影響。在埃及與以色列的和談並簽署戴維營協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90年7月4日獲費城自由勳章；獲得1994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的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和平獎；1997年11月，印度英·甘地紀念基金會授予他1997年度英·甘地獎，以獎勵他為全球和平、裁軍和發展所作的貢獻；1998年12月10日，獲年度聯合國人權獎；2002年10月11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決定把當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卡特，以表彰他為促進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努力。
1975年出版自傳《為什麼不是最好的？》，此後陸續出版了《一個與其人民一樣誠實的政府》（1977年）、《保持信心：一個總統的回憶錄》（1982年）。2003年11月出版的小說《烽火連天》是他的第18本著作。《永活的信心》是第11本書。
目錄
序
引言
1．尋找信仰
2．植根的生命
3．找到家裡的和睦
4．領袖與信心
5．建立公正
6．尋求和平
7．信心付諸行動
8．超越攔阻
9．向外拓展
10．我認識的主
11．豐盛的生命
部分章節內容
第一章
尋找信仰
宗教信仰始終是我生命的核心。它是一種變化和成長的體驗，從我還是一個三歲孩子在主日學課堂上背誦聖經句子時開始。當我九歲時，我升到我父親教的主日學班上，因此我受到教會環境和作為老師的我自己父親的雙重影響。我的信仰開始是簡單明了的；我的腦子裡對我在教會裡學到的真理毫不懷疑。
然而即使還是一個孩子，我失望地發現自己對我所繼承的信仰的某些方面開始懷疑。我們在教會裡學到耶穌釘十字架後三天從死里復活，所有信徒有一天也有類似的復活。隨著我長大，我開始懷疑是否真的會這樣。我變得對此很擔心，我擔心會同我父母分開的可能性遠遠超過對我自己死的境況。他們兩人是我生命的核心，我無法忍受我不會同他們永遠在一起的念頭。
到我12、13歲時，我對此的憂慮越來越強以致於在每次禱告結束時說“阿門”前，我會加上“神啊！幫助我相信復活吧，”這一直延續到我成年以後。更糟糕的是我想只有我一個人有這種擔心。我感到內疚，因為懷疑傳道人所講的和我父親在主日學教給我的東西。
我們在家裡是不會談論這種事情的。儘管我父親在教會上課時輕鬆自在，但是我想當我們在田裡勞動或坐在飯桌上一起吃晚飯時提出基督教的話題他會難堪的。從某種方面來看，我在主日學課堂上看到的是一個不一樣的父親。我很欣賞父親，作為一個男人，他在許多方面很有優秀：他是一位難以打敗的網球手、一位優秀棒球投手、一個極棒的獵人和漁夫；他懂得如何飼養捕鳥獵犬，以致它們能夠發現並指示鵪鶉的方向，他是一位成功的農民和商人。我毫不懷疑他的信仰和他在主日學上的教導，而我自己的懷疑卻不讓他知道。在他面前對聖經中的任何東西流露出懷疑將是不可思議的。
因此即使還在少年時，我對聖經的教導形成一種雙重方法。我對信仰的感知好極了：我知道有一位神是我們的創造者，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的眼皮底下並為此要受到審判；我知道耶穌基督為我的罪受刑罰，因著信他我可以得救。然而在我的信仰與我從學校功課和閱讀中已經逐漸形成的科學觀點之間，我有一種讓我到了有困擾程度的懷疑態度。
當然，教會對我來說不僅僅是認識神的一個來源。教會也是我們一家以及整個社區社交生活的中心。例如，那時波萊茵斯沒有男童子軍，因此我父親帶他主日學班上的學生去樹林夜營或釣魚，教這些城市裡的孩子們一些戶外的東西。
從我10歲或12歲開始，教會也是我們在一種社交氛圍中開始認識女同學的場所。教會會在星期五晚上為年輕人舉辦有長輩嚴密監視的“班級舞會”。我們每個人都帶一磅的食品—一磅的炸雞、烤排骨、麵包、土豆色拉或蛋糕。然後我們會散步、閒聊和跳舞。陪伴監督的人確保在這些舞會上沒有因沒有舞伴而坐著的女孩，我們也得常回頭來看她們一下以便儘量減少“不合適”舉止的機會。舞會卡用來記錄跳舞的舞伴，一個人不可以與同一個舞伴跳舞超過三次，或與同一個舞伴一起連續超過15分鐘。舞會很有趣，隨著我長大，我才知道舞會也是我們的父母為我們安排來尋找可能的未來配偶的方法。
每年夏天，我們的浸信會都舉辦一次培靈周，用來堅固教會成員的宗教信仰和說服非成員來加入教會。（循道派教會在每年的不同時間舉辦自己的培靈會，鎮上虔誠一點的基督徒兩個會都參加）。來訪的牧師作十場的培靈講道，傳達兩個部分的信息。他們講我們稱之為“地獄烈火和罰入地獄”的道，讓我們相信任何人不接受基督作為個人救主將會下地獄。講道的中間夾有耶穌賜給我們榮耀的救贖和天堂的描述。他們的口才和信息的能力常是相當有說服力的。
實際上波萊茵斯的每個人都會去參加其中的一些儀式。十點鐘有一次早上的講道，都由婦女參加，這時她們的孩子則在學校里，她們的丈夫則在商店或田裡勞動。晚上的一場敬拜儀式整個家庭都可以參加。每次講道的高潮是當非會員被邀請走到前面去並表明他們願意接受基督作他們救主的時候。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標誌著一個人成為基督徒大家庭一員的一刻。對我們浸信會信徒來說，這遠比緊接著的浸禮儀式來得重要，浸禮象徵隨著浸入水中我們與自己的舊我一同埋葬和與基督一同復活進入新的生命。它也意味著成為我們教會的成員。
我們不相信所謂的“孩童皈依”，儘管我知道在一些浸信會的教會兒童八歲就可以開始接受基督並成為教會的成員。教會鼓勵我們等到年齡再大一點，而我是在十一歲那年的一次培靈會上決定接受基督的。然後我與其他新信的人在培靈周后的那一個主日一起受洗的。
當我說“我決定接受基督”時，這是什麼意思呢？耶穌是彌賽亞，是盼望已久的救主，他來是要將神顯明給我們和彌合神與人之間的分裂。就象耶穌告訴門徒的那樣，“人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約翰福音14：9）。而且，福音書還告訴我們耶穌的生命是如何的完美無瑕和無可指摘，可是為我們的緣故卻在十字架上遭受極度痛苦受死，作為我們犯的罪的一種贖價。接受基督作為我的救主意味著信所有這些事並通過他我們與神建立關係，這樣我過去和將來的罪都不會讓我與我的神隔絕。
將我們全部的信仰歸結到這些概念中即是所謂的“重生”。當我的生命同耶穌的生命緊密結合一起時：我成了他的一位弟兄，神是我們同一個父親。這讓我從先前阻攔我與造物主關係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重生是一種新生命，不是盡善盡美的生命，而是努力盡其全部力量來尋求一種通過聖靈與神親密無間的生命。我們須先倒空自己，然後再裝滿。從我們想知道、理解和經歷神的意義上說，我們都可以在耶穌身上找到。這是一個極其個人和主觀的經驗，只有在我們尋求關於我們自己和神更深的真理時才有可能。
這種經歷是有挑戰性，有時甚至是痛苦的，但是結果是極有賞賜的。它給我們回答了對生存最困惑的問題、生命的目的、如何對待悲傷、失敗、孤獨、犯罪和恐懼。在這過程中，我們會認識到我們從神領受的能力不是我們的行為所得而是因他的恩典而賜給我們的。誠如保羅所說的：“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神相和。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羅馬書5：1-2）。
基督的愛讓我們感到神的充滿。以弗所書第三章16-19節很好地描寫了這種經歷。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使基督因著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你們。
當我11歲時重生並沒有在我身上發生。就我來說，這是一件漸進的事情。與其說它是神話語的一道亮光或突然的顯現，不如說它是包含著一連串將我同基督穩固地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步驟。我在11歲時皈依只是其中的一步。
自始至終，我對基督教教義疑惑的苦惱一直持續著，而我的疑惑到我上大學時更是有增無減。我常參與我大學一、二年級同學對一些重大的哲學命題的整夜討論：我為何會被創造？生命的目的是什麼？誰或什麼是神？我們質疑一切，我們自以為相當有深度。
隨後我進入美國海軍學院，我成了一名工程師，之後又學習先進的科學。這也是我第一次認識了許多並不是新教基督徒的人。(在我們附近亞美里庫斯縣府所在地有少量猶太人—他們是受尊敬的社區成員—然而他們的宗教從來沒有被人談論過。)在海軍學院，有許多學生參加新教的宗教儀式，不少人參加羅馬天主教的儀式，相對少數的人參加猶太教的儀式。（我們中也有一些自稱是穆斯林的、印度教的、或無神論的，但是我們剩下的人都認為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不必參加強制性的教堂敬拜儀式。）因此我第一次有機會了解一些關於其他信仰的東西。
敬拜神一直是我生命的重要的一部分。在海軍學院的三年中，我固定地去學校的教堂，我慢慢地同牧師處得很熟。我也教主日學；我的學生是那些常駐在安納波利斯海軍基地官兵9到11歲的女兒們。在3500名學員中，只有少數人在教堂的活動中象我一樣活躍，就我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宗教承諾。
當我從安納波利斯畢業，我和羅莎琳結了婚。她從從小長大的循道會教會轉到我的浸信會教會。但是，我在海軍後來度過的七年是我宗教生活相對停滯的階段。隨著我被指派到維吉尼亞、夏威夷、加利福尼亞和康乃狄克州海軍基地的不同艦艇上，對我和羅莎琳來說，要成為單一有牧養的教會成員是不方便的。
然而，只要時間和地點許可，我會找機會去敬拜。例如，當我在海上幾天后星期天早晨不執勤時，儘管我急著回家看我年輕的新娘，但是我幾乎總會找一個海軍基地上的基督教教堂去參加崇拜。我不很在乎參加那種儀式—不論新教的儀式還是羅馬天主教的儀式，我還在天主教彌撒時領受聖餐；那個儀式早我就參加那個，這樣我能夠早些回家。
在安納波利斯服役七年後，正當我的海軍生涯處在一個快速上升的時期，我被召回家到我父親的病床前。結果證明這是我靈命的一個轉捩點。
在我父親去世前後的幾個星期中，我們一家都沉浸在波萊茵斯基督教社區的關愛當中，這對於我是一個沉甸甸的經歷。我感到我們在這裡不是一個五個人的家庭而是一個幾百人的家庭。這是一個在我少年時離開家鄉後幾乎已經忘卻的某種東西。我對這個基督教團契的熱情和力量的感激是我離開海軍回到波萊茵斯生活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我一搬回家，我就志願接過我父親的班（九到十二歲的兒童），在波萊茵斯浸信教會教主日學。一年以後，羅莎琳同我一樣成為女孩子主日學的老師，而我則教男孩子。不久我成了少年部的主任，同時也成了執事，這是在浸信會教會中一個重要的非宗教職位。
我對宗教的疑問沒有停止過，反而在某種程度上由於我父親的過世變得更加強烈。這是我生命當中第一個真正的悲劇。（我在早些時候失去了祖父祖母，但是他們住在另一個社區而且我同他們不是很親密）。我發覺對我父親的死難以理解。怎么可能一個好人，遠沒有象在波萊茵斯的許多其他人那樣老，就被神奪去了他富於生產力的生命呢？對我來說，它似乎是一種嚴厲的行為，一種我只能把它歸咎於我所猜想的舊約中神的行為，一位苛刻、審判的形象，同我在福音書中認識的慈愛和饒恕的耶穌完前不一樣。
我就在這時開始更深入地探索神學家的著作。我從來沒有修過一門宗教或神學課程，而現在我買了許多作家的書，諸如迪特利希?潘霍華、卡爾?巴特、馬丁?布伯，保羅?蒂利希、漢斯?昆、特別是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我開始閱讀和查考他們的思想。
我更深入地探索什麼是宗教，思索如何將我的科學觀點和知識、我對聖經奇蹟的描述的持續疑惑、和我對造物主的神與在基督里的神關係的憂慮，同我所繼承的傳統信仰協調起來。接下來是一個苦惱的探索階段。我努力去理解和區分我在神學和哲學家著作中發現的對宗教和神的本質的不同定義，尋找一種讓我感到自在的觀點。
我著迷於這些思想家的觀點，但是我自己與信仰的關係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我的很大一部分的答案來自保羅?蒂利希的著作。他的一個主要思想是懷疑是信仰一種可以接受、甚至是一個必要的方面—信仰包含著一種持續不斷的尋求，並不一定是一個終極的答案。
我發覺我反覆地想到馬可福音中一位父親因他兒子為鬼所附而向耶穌尋求醫治的故事。那位父親懇求耶穌醫治他的兒子，他說：“你若能作什麼，求你憐憫我們，幫助我們。”耶穌回答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位父親回答說“我信；但我信還不足，求主幫助。”耶穌就斥責那污鬼並把它從孩子的身上趕了出去，完全醫好他的病（馬可福音9：17-27）。
耶穌在這則故事中給予的確據—即他不會因為我們的疑惑而拒絕我們，而是他會“幫助我們的信心不足”—對我頗有意義，尤其當我在悲痛和苦惱的時候。在這些時候,我強烈地感到我更需要某種比一個成功的職業生涯、當總統、甚至我同羅莎琳關係更為永久和深刻的東西。耶穌的接納給了我這種需要。
也許有些基督徒從來不缺少信心—他們是幸運的人。然而，我就不知道有任何一個人從來沒有懷疑過基督教信仰的任何一個方面。
我們想要有一個可以在上面建立我們生命的絕對可靠的基礎—對聖經告訴我們一切關於神、耶穌、聖潔生活、死後的生命和神對我們愛的毫無疑問的信仰。也許我們擔心我們對疑惑稍微開一點門就會動搖我們信仰的基礎或使神發怒。但是我終究認識到不勇敢地去面對我們的疑惑是一種錯誤。我們應當願意去提出疑問，始終尋求一種同神更加親密的關係，和一種對基督更深的信心。愚蠢的是我們想我們自身的疑惑可以改變真理。
當我考慮放棄我的海軍生涯，我迫切地禱告神帶領我作出正確的決定。後來，當我在1966年竟選州長失利並且很想連我的信仰一併放棄時，我對神意願的尋求支撐著我走出了憤怒和失望。我曾看見許多生活破碎的人、有些在酗酒甚至自殺的邊緣的人，迴轉過來並在宗教信仰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充滿活力的生命。無數有相似經歷的人的共同見證幫助了作為成千上萬信奉者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宗教信仰長存下去。
然而信心的獲得並不是一件容易或雞毛蒜皮的事情。我們如何證明神創造了宇宙、先知同神講話、耶穌是彌賽亞、或復活的發生呢？我們如何證明我們的生命是有意義的、真理是存在的、或我們愛或被人愛呢？當我思想這些問題時，它幫助我去仰賴我作為一名基督徒的信心。
丹麥存在主義者索倫?克爾凱郭爾說：“信仰是指把一個人生命的賭注放在耶穌基督神身上??????獻出或承諾一個人的一生。”我的信仰—即我一生的承諾—是從童年起就灌輸給我的。儘管有懷疑的時期，但是因著我從“所望之事的實底，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書11：1)獲得的實實在在的靈命上的造就，我的信心得到肯定和堅固。只有籍著信心我才能與全能的創造主和我個人的救主保持一種聯繫。沒有了它，我會感到一無所有。
我對神學的閱讀幫助我見識了這些新思想，它也是一種啟迪人的經歷，在這種經歷中，從我還是一個小孩子開始我第一次對我的宗教感到輕鬆自在。
我也開始看到我的基督教信仰和我的科學觀點是可以相協調而不是相牴觸的。聖經上保羅給羅馬教會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話對我理解這一點頗有幫助。在論到當時的異教徒時，保羅寫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的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馬書1：19-20）。保羅的論點是我們周圍世界的榮耀證明了神的存在。
象保羅一樣，我也從我周圍、在宇宙深不可測的奧秘中和創造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中看見了神的榮耀。我們對樹怎么長成、花如何盛放、或脫氧核糖核酸（DNA）如何能夠塑造出人的外表和性格的感到驚奇。人類幾乎無法理解銀河系中有無數個象我們太陽一樣的星星，而且無數個其它的星系又象我們的星系一樣。在微觀方面，我也驚奇我高中學到的不可分離的原子實際上是無數成分的集合體，物質和反物質，沿著不同方向鏇轉卻又被巨大的能量連結在一起，某些微粒可以穿過整個地球而不偏離。
人體更是神奇，單是人的大腦就有億萬個神經連結，超過我們已知的天空所有天體的總和！科學知識只能增加我對神的榮耀充滿宇宙的感覺。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對這些始終存在的真理髮現越來越多。沒有任何一個發現與我相信有至尊至高的神相矛盾；它們只不過更加肯定了因為已知和未知的事物而產生的敬畏。
作為一個信徒，我對天文學、地質學和古生物學上的發現毫無問題：宇宙浩瀚並且還在膨脹，地球是古老的，人是從原祖進化而來。對我來說，不難接受宇宙形成的“大爆炸”理論，至少在它被對天體更深的探索和一種對神的作為新的解釋形成推翻以前是這樣。即使我知道早期聖經作者認為地球是平的，星星是象聖誕樹上裝飾一樣的小東西可以落在我們身上，創造的整個過程是在地上的六天內發生的，第一個女人是從第一個男人的肋骨創造的，神造亞當和夏娃就象現代人的模樣，它也不會動搖我的信仰。我們與他們之間理解上的差距恰好表明知識是後來啟迪給加利略、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哈勃和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的。
我最喜歡的一位作家是史蒂芬?傑伊?古爾德，是一位進化論生物學家，他每月都為《自然歷史》雜誌撰稿，他的文章後來結集成書出版。他對我最有吸引力的一本書是《奇妙的生命》，在這本書中他描述了非凡的創造物在大約五億三千萬年前的寒武紀時代幾乎在一夜之間（地質學術語）的演變。他聲稱如果有一點基因或環境因素的不同，那么我們所知道的“生命鏈”將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演變。每樣東西都是一種可能或偶然的事，包括人的進化。
雖然我感到有點冒昧，但是我還是寫信給古爾德，不同意這種假設，並且斷定除了純粹的偶然以外還有其他的因素影響著進化過程。他後來在另一本書，《雷龍好棒》，很有幽默地駁斥了我的論點。隨著科學發現越來越多，這種討論將會在許多方面持續下去。事實是在真正的科學事實和對至高者、一切的造物主的信仰之間，不可能有不一致—除了在那些對不存在的東西或對還沒有得到證明的東西爭論的人中間。
後來，我就這一主題寫了一首詩。
對被造物的深思，及為什麼
我想從分子和原子的
鏇轉模型和教室里的掛圖上
認識自然規律，
我幾乎相信—但馬上又出現夸克
玻色子、輕子、反粒子，
反鏇轉鏡象，
那些穿透地球，
卻永不偏離固定路徑的物質。
我聽見過對立的
關於巨觀和微觀世界的觀點：
一切始於一個大爆炸；
彎曲的、膨張的太空；
或許象巨大的鏇轉溜溜球
某一天會到達
宇宙引力的盡頭
又飛回它可以重新開始的地方
也許災難性地爆炸粉碎──
然後，又開始下一個輪迴。
這只是一個偶然嗎?
與古爾德教授不同，我肯定這裡沒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倘若保羅期待古時的羅馬人相信神是因為他們對周圍世界相對有限的觀察，難道由於我們知道得更多，我們的信仰不該更堅定嗎？
科學技術以它自己的方式在信仰的本質上給了我們一堂課。在現代生活中不是有許多我們相信卻不懂的東西嗎？電腦、電台、電視、太空旅遊—都曾經看起來是奇蹟一般，但現在大部分人已象日常事物一般接受它們。我們可以按上一個天線，便可以收到150個不同的電視節目。我們周圍的電波還有無數電台訊號等著我們去收聽娛樂或新聞節目。我們無法事先探測到的訊號已經在這裡，或者大部分人都無法說得清楚這些電磁波是如何能夠幾乎在瞬間變成音樂或是彩色和動態的圖像。在我們中間很少人懂得這些令人驚奇的東西，然而我們卻相信它們。
同樣，我也不能完全明白許多宗教概念，甚至基督生命的某些方面—極大的愛與審判、權勢與軟弱、對完美的要求與完全的饒恕、全能的神與他的流淚和受試探的兒子。它的總體是無法抗拒的，但是我憑著信心大膽地接受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