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正文
“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之間的論爭的簡稱。是抗日戰爭前夕，革命作家內部就如何建立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展開的一場論爭。鑒於民族危機日益嚴重,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長征路上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同年8月,共產國際召開“七大”，季米特洛夫和王明都在會上作了報告，要求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反對法西斯主義。根據這種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從1935年冬天開始，在革命文藝界，提出了“國防文學”、“國難文學”、“民族自衛文學”等口號。1936年春，各左翼文藝團體相繼自動解散，“國防文學”口號逐漸為多數人所接受，同時又相應地產生了“國防戲劇”、“國防音樂”、“國防電影”等口號。這時候,徐行連發兩篇文章,不同意“國防文學”口號,認為“國防文學”的“‘理論家’已經陷在愛國主義的污池裡面”（《我們現在需要什麼文學》）。6月1日，胡風發表《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據魯迅後來講，這個口號是魯迅和幾個人(包括馮雪峰、茅盾、胡風等)商議之後提出來的。接著,周揚、魯迅、茅盾等也陸續發表文章，展開“兩個口號”的激烈論爭。在上海,幾乎所有的進步報刊都捲入了,北平以及東京等地的革命作家亦紛紛表態。10月，魯迅逝世以後，大規模的論爭基本平息。
論爭的原因首先是由於黨的策略的轉變，即由國共分裂到爭取建立聯合戰線的轉變。當時上海的革命文藝界因為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不可能及時地全面地領會這個重大決策的變化，各人的理解不同，行動也有差別。還因為30年代左翼文藝界內部本來就有宗派主義；形勢的變化和解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等團體引起的隔閡，進一步激化了這種矛盾，擴大了這種分歧。
論爭雙方在要不要實行策略轉變，要不要在全國、在文藝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上，基本沒有分歧。分歧發生在如何建立統一戰線問題上。
關於“兩個口號”的關係，周揚、郭沫若、徐懋庸等認為，“國防文學”口號提出最早，理論正確，在民眾中已有廣泛影響，它應該成為統一戰線的口號；在它之外再提什麼口號，是不妥當不正確的，是自外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意這種觀點的人還說，即便“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可以成立，它也不能作為統一戰線的口號，不能對所有的人都這么要求，它只能是左翼作家的口號。魯迅認為“兩個口號”可以並存，以便互相補充。他說：“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比“國防文學”“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它是一個總口號，各派都適用，“國防文學”可作為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號之一，因為它“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關於如何堅持統一戰線，即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一種意見認為，在新形勢下，不管提出什麼口號，決不能放棄無產階級的階級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魯迅《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也“絲毫不看輕進步的世界觀的燭照的作用”（周揚《關於國防文學》）。就是說，作家們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但對左翼作家來說，卻不能放棄革命的傳統，忘了無產階級的領導責任，放棄獨立自主是錯誤的。另外一種意見則認為，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當主體是必要的，但不必在口頭上爭，應以實際工作去獲得。在文化界還有人說，誰是主體並不是特定的，領導權不應為誰所專有，應該各派共同負責，誰工作努力誰就可以爭取到領導權，就自然成為主體。
關於寫什麼，以什麼為旗幟。一種意見認為，“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周揚《關於國防文學》)。在發揮這個論點時，有人甚至講到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魯迅、郭沫若等則認為，“國防文學”應該作為作家關係問題的旗幟，不要作為寫什麼的創作口號。我們要一切不願當漢奸的作家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管原先是什麼人，只要不願當漢奸，就團結到一條戰線上；至於創作，寫什麼都可以。最好與國防有關，不寫直接與國防有關的人事也無妨。不過，應該互相批評，無產階級保留批評的權利。
論爭的有關文章，當時就彙編成《現階段的文學論戰》、《國防文學論戰》、《現階段的中國文藝問題》等書，1982年出版的《“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選編》蒐集的資料比較齊全。
見“兩個口號”的論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