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學家[民族學，人類學書籍]

民族學家是專門進行民族學研究的專家。民族學家致力於研究當代的不同文化。有人說：“民族學家是捕捉活的考古資料的考古學家”。

內容簡介

加泰羅尼亞語版《民族學家》封面圖

本書主要收錄了世界各國一些知名民族學家，按書封面列名排序有：俄裔美籍女民族學家普洛斯克里亞科夫，法國民族學家弗朗索瓦·科拉特雷斯，俄羅斯民族學家安德烈·考洛泰夫，加泰羅尼亞民族學家約翰·阿馬迪·蓋拉茲，中國民族學家黃現璠（書中收錄的唯一一位中國學者），美國民族學家法蘭茲·鮑亞士，法國民族學家馬塞爾·莫斯等人。除書封面列名之外，書中還收有法國民族學家馬克·奧格、弗朗索瓦·科拉特雷斯；西班牙民族學家阿爾貝托·卡丹、曼努埃爾·德爾加多·魯伊斯、阿德里·安加西亞 - 洛馬斯；加泰羅尼亞民族學家托馬斯·阿托、阿爾伯特·魯西洛爾；英國民族學家亨利·克里斯蒂、珍·古道爾女爵士、威廉·哈爾斯·里維爾斯；德國民族學家利奧·維克托·弗羅貝紐斯、羅伯特·弗里茨·格雷伯勒、約翰·路德維希·克拉夫、弗里托里奇·拉采爾；易洛魁聯盟民族學家約翰·拿破崙·布林頓·休伊特；美國民族學之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民族音樂家阿倫·勞馬克斯；德裔奧地利民族學家威廉·施密特；布列塔尼民族學家保羅·塞比洛特；蘇格蘭裔加拿大民族學家丹尼爾·威爾遜爵士等人傳記。

出版信息

書名：《民族學家》

語言：加泰羅尼亞語

出版社：Books LLC

出版日期：2011年8月4日

裝幀：平裝

分類：民族學，人類學

書號：ISBN-10: 1 2 3 2 7 1 8 6 3 7 ISBN-13: 9 7 8 1 2 3 2 7 1 8 6 3 5

內容摘譯

（按書封面列名順序）：

1.塔提亞娜·普洛斯克里亞科夫（Tatiana Proskouriakoff，1909年1月23日～1985年8月30日），俄裔美籍女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她出生在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1915年跟隨到美國工作的父親前往賓夕法尼亞州生活，十月革命後全家定居美國，1923年獲得美國國籍。1930年於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畢業，獲建築專業的理學學士。她大學畢業後正趕上美國的大蕭條，找不到建築行業的工作，為了謀生，只得在美國第一百貨公司所屬的沃納梅克商店工作。後來費城的一所大學博物館招募臨時工，她到博物館乾抄寫工作，並為博物館館長免費繪圖。考古學家林頓·薩特思韋特看到她的繪圖質量十分驚訝，便將她引入考古學領域，免費為其繪圖並傳授考古學知識。1936年，美國考古學家、銘文學家和瑪雅文化研究先驅莫利（Sylvanus Griswold Morley），在瑪雅文明的約奇琴伊察項目快結束時，無意中看到年輕的藝術家和專業繪圖員塔蒂阿娜·普羅斯庫里亞科夫的繪圖，深為讚賞，邀請普羅斯庫里亞科夫參加1936年至1937年的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和人類學博物館組織的皮那德拉斯·內格拉斯瑪雅遺址的考察，她作為沒有酬勞的挖掘者兼繪圖員前往墨西哥為考古學家繪製瑪雅古城的想像圖，一乾就是兩年。她描繪的重建全景的圖片質量讓莫利印象深刻，因此決定邀請她成為卡內基的雇員。然而，由於當時正處於大蕭條的中期，僱傭的資金很緊缺，並且莫利是否具有該權力也尚未明確。在幾次嘗試後，莫利再次提出新的資金方案，他組織了兩項活動，通過捐助湊集資金使普羅斯庫里亞科夫前往科潘和尤卡坦州。此舉獲得了成功，1939年，普羅斯庫里亞科夫成為卡內基的一員，並被派遣到科潘為當地遺址的重建圖收集數據。莫利幫助普羅斯庫里亞科夫的舉動是瑪雅文化的一個意外收穫，之後她在卡內基研究所度過了她的職業生涯，並得到了巨大成功，被譽為她所處時代的最重要的瑪雅學者之一。

正是因為普羅斯庫里亞科夫有在古城遺址的工作經驗，這才使她注意到瑪雅金字塔前的石碑的位置和碑文之間存在某種對應關係，並從中推斷出石碑上刻著的瑪雅文字並不是無意義的圖騰符號，而是記錄著王公貴族們的生平年代，推翻了盛名一時的湯普森圖騰符號說。這是她在研究瑪雅文字及其文明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同時，她憑藉所學的建築專業知識，以建築空間藝術表現手法繪製的瑪雅古建築大型結構重建全景圖，同樣在考古學界意義重大。

2.黃現璠（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 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他早年在北京師範大學就讀歷史九年，後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歸國後，在大學從事歷史教學的同時，致力於民族學的田野調查和研究。1943年8月，他組織“黔桂邊區考察團”，任團長，帶領中山大學學生赴廣西龍勝和貴族三江等縣考察黔桂邊區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狀況，從事對當地瑤族、苗族和僮族的實地調查和收集史料；1945年4月，他組織“黔南邊民考察團”，任團長，帶廣西大學學生深入貴州榕江大有鄉一帶考察苗民社會歷史現狀，收集到大量史料；同年9月，又帶領私淑弟子張壽祺（後來成為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創建者之一）深入融縣苗族山區作學術考察，收集史料。這一系列田野調查結束後，1947年他將實地調查所得資料整理成苗族民族志，並抽出部分內容先後以《黔桂邊區教育散記》、《黔桂邊民社會組織的民主政治》為題發表在報刊上，著重介紹了黔桂邊區苗族人的教育實況和社會組織。 1951年6月，他被任命為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副團長，與團長費孝通等人一行深入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和調查。他為廣西壯族的民族識別做了大量具體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他是第一位向政府提出成立廣西桂西僮族自治區和廣西僮族自治區的重要建言者。

黃現璠後半生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廣西這一少數民族地區，會講日語、英語、官話（國語）、粵語、壯話、侗話、瑤話，長期從事少數民族歷史文化調查和研究。他在民族學研究方面的語言能力以及他採訪人物涉及面之廣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數量之多，可說在中國現代民族學界首屈一指。黃現璠在民族學領域的重要貢獻，主要體現在他於壯族研究中推出的幾部開創性名著《廣西大新僮族調查史料》、《廣西僮族簡史》、《僮族女將瓦氏領兵抗倭》、《儂智高》和《壯族通史》等，皆為國際人類學、民族學界開山之作，由此開拓出壯學研究的一代風氣，從而被尊為“壯學之父”。同時，他在長期的民族學研究和實地調查中，培養和影響了大批學有所成的民族學者，從而形成了一個“黃派”，並由此開創出中國第一個民族學派——“八桂學派”，成為該學派創始人。黃現璠是壯族第一位大學教授、第一位歷史學家，第一位民族學家和第一位人類學家，為中國現代民族學、人類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3.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或譯弗朗茨·博厄斯，是德裔美國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現代人類學的先驅之一，享有“ 美國人類學之父”的名號。他生於德國北萊茵威斯伐倫州明登市。1881年，鮑亞士在基爾大學獲頒物理學博士學位。鮑亞士為了準備前往巴芬島探險，曾向菲爾紹學習解剖學。1883年鮑亞士前往巴芬島從事地理學研究，探討自然環境對於當地因紐特人遷移的影響。這是鮑亞士的許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第一個。1885年鮑亞士前往位於柏林的皇家民族學博物館，與體質人類學家魯道夫·菲爾紹和民族學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他對於原住民社群的興趣，在他任職於柏林皇家民族學博物館時逐漸增長。他在柏林經過介紹而結識加拿大卑詩省Nuxálk 民族的成員，這觸發他與太平洋西北海岸第一民族建立終生的關係。在他對大學任教資格論文進行答辯後，經由美國紐約前往加拿大卑詩省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旅程。1887年1月，他在紐約獲得《科學》(Science)雜誌的助理編輯一職。鮑亞士遠離了在德國愈演愈烈的反猶太主義與國家主義，以及對地理學家而言極其有限的學術機會，他決定留在美國。他除了在《科學》雜誌的編輯工作，1888年還獲得了美國克拉克大學人類學講師的職位。1893年被任命為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人類學首席助理。1896年，鮑亞士被任命為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擔任民族學與人體學的助理研究人員。1897年他組成傑瑟普北太平洋海岸考察隊，開始了一場為期五年對於太平洋西北海岸土著的田野研究。1896年，鮑亞士被任命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體質人類學講師，1899年升為人類學教授。然而，在哥大教學的人類學家分屬不同科系。當鮑亞士離開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他與哥倫比亞大學協商將人類學家集中到同一個系，鮑亞士主持該系，以致鮑亞士在哥大的人類學系成為美國第一個設立博士課程的人類學系。在這段期間，鮑亞士發揮了關鍵作用，將美國人類學會組織這個新興領域的一個傘形結構組織。鮑亞士起初希望美國人類學會的成員限定為專業人類學家，但是麥克基(WJ McGee)（另一位參與由鮑威爾所領導的BAE的地質學家）主張，該組織應當開放其他學科加入成員。麥克基的立場站了上風，而且他在1902年被選為美國人類學會的首任主席。鮑亞士與普特曼（Putnam）、鮑威爾和荷曼斯（Holmes）同時被選為副主席。

鮑亞士同時在哥大和美國人類學會，鼓吹人類學“四大分支”的概念；他親自為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以及文化人類學做出貢獻。他在這些分支的工作擔任開路先鋒：在體質人類學，他領導學者遠離種族的靜態分類學，而強調依照人類生物學與演化進行分類；在語言學，他打破了經典文獻學的局限，並確立一些現代語言學及認知人類學的核心問題；在文化人類學，他（與馬凌諾斯基一起）建立了脈絡論者的研究取向，探討文化、文化相對論與田野工作的參與觀察法。

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被認定不僅將不同類型的人類學家集中到一個科系，更是透過將人類學研究的不同課題整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課題，來重新構想人類學，這是鮑亞士對這個學科的重大貢獻，並成為美國人類學有別於英國、法國、德國等國人類學的特徵。

從1901年到1911年，哥倫比亞大學只產生了七位人類學博士。儘管依據今日的標準，這是非常小的數目，在當時卻足以讓鮑亞士在哥大建立的人類學系，成為美國最卓越的人類學課程。此外，鮑亞士的許多學生繼續在其他主要大學建立人類學課程。

鮑亞士對於人類學作出了重要貢獻，事實上所有西方人類學家如今都接受鮑亞士對經驗論及他的方法論文化相對論的支持。此外，事實上所有西方文化人類學家如今都分享著鮑亞士對田野研究的貢獻，這包括長期居住，學習當地語言，並與報導人發展社會聯繫。最後，人類學家繼續尊崇他對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

4.約塞普·馬利亞·巴蒂斯塔·洛卡（Josep Maria Batista i Roca，1895年 - 1978年8月27日），加泰羅尼亞歷史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政治家， 加泰羅尼亞人類學創始人。1911年在在巴塞隆納大學學習法律和文學，1917年創立加泰羅尼亞民俗和民間文學藝術檔案館。同時結識著名政治家巴特列（Francesc Cambó i Batlle ，加泰羅尼亞人），成為密友。後來他前往倫敦，在牛津大學學習民族學，同時受到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重要影響。1927年他創立了“Minyons de Muntanya ”（童軍組織），從而建立了加泰羅尼亞語圈最早的軍事組織，開始步入政治生活。西班牙內戰中他前往英國，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講授歷史，在此結識了名史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並推動了英國學者對加泰羅尼亞研究課題的擴大，從而形成了加泰羅尼亞學派，他是盎格魯 - 加泰羅尼亞協會的發起人之一。1940年，他成為加泰羅尼亞全國理事會在倫敦的代表及“加泰羅尼亞PEN俱樂部”書記。二戰後，他為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其他國際機構捍衛加泰羅尼亞的政治權利和民族文化做了大量工作，並成為加泰羅尼亞全國議會的主要推動者，為維護加泰羅尼亞的政治地位和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5.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1872年5月10～1950年2月1日），法國民族學家，社會學家，他是社會學三大奠基人（卡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愛米爾·涂爾幹）之一的涂爾幹的侄子和弟子，世有“法國民族學之父”盛譽。莫斯於1872年出生於法國的埃皮納勒省，早年在波爾多大學學習哲學，後在巴黎高等研究實習院專攻印度宗教史。1902～1930年，他長期在實習院擔當“非文明民族的宗教史”講座，1931～1939年在同院擔當“法國社會學”講座。此期間的1926～1939年，他還在布魯爾（Lucien Lévy-Bruhl）創立的巴黎大學民族學研究所講授民族志。同時，他還與休伯特（Henri Hubert）一道作為涂爾幹的助手一起編輯出版《社會學年鑑》，兼任宗教社會學部門編輯，並在涂爾幹去世後繼續出版這本刊物。作為“涂爾幹學派”重要成員之一為開拓“法國社會學派”貢獻良多，成為法國社會學界的領袖。雖然莫斯從未做過田野調查，但他那百科全書式的廣博知識和非同尋常的洞察力，則將法國社會學家、哲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興趣轉向了民族學，他還試圖表明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密切關係，這體現在他與伯爾合著的《獻祭的本質與功能》（1899）一書中。他最富盛名和廣為人知的著作是《禮物》，通過分析庫拉的交換體系，提出了在宗教，法律，道徳，經濟諸領域內無法還原的“全體的社會的事実”的概念，給予了後來列維-史特勞斯構築結構人類學重要的啟發和影響。《禮物》本身也具有極高的內在價值，它是對“禮物交換”這種極其廣泛的習俗首次進行的系統性的比較研究，同時也最早解釋了該習俗在貫徹社會秩序方面的功能。在《禮物》中，莫斯揭示了夸富宴和庫拉之類制度的真實性質和基本意義;這些制度，起初往往讓人莫名其妙，甚至讓人覺得是無從人手和無法解釋的。而當莫斯向我們展現應該如何理解這些制度的時候，他不僅揭示了北美印第安人和美拉尼西亞人的某些習俗的意義，同時也揭示了歷史文明的最初階段的某些習俗的意義，甚至揭示了我們社會當前的某些實踐的意義。他認為，若要實現對制度的“理解”，必須要像從事田野工作的人類學者那樣，採取既在其內又在其外地研究社會生活的辦法:在其外，就是要做一個人類學家，而在其內，就是要把自己認同為所研究的那個社會的成員。莫斯的“身體技法論”，今天依然是社會學身體論的基本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