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回憶錄。自由主義的報導理念,為新聞而生的記者狂人,遭遇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閃轉騰挪於現實的夾縫,採訪學中的孫子兵法。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阿班自由主義的新聞觀念及美國式的採訪操作,處處與中國現實起碰撞衝突。西方記者的常規技能,不足以應付中國的情況,他必須去應對,去適應。有時使狠,有時使巧,有時妥協,卻要死守真實與公正的底線。阿班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
本書賣點
1.作者阿班是在華十二載的紐約時報首席記者,也是美國政府的編外情報員,他巧妙周旋於中、日、美、蘇等國高層之間,挖掘獨家新聞與內幕,情節如間諜電影般跌宕起伏,引人入勝。
2. 抗戰勝利後的日俘審判真相、孫中山晚年拋棄蘇聯拉攏歐美的意圖,等等歷史謎團皆在本書中曝光。
3. 本書堪稱採訪學中的孫子兵法。書中各個精彩故事,教會我們於複雜萬變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煙幕,去準確挖掘新聞,搶先發表新聞,是採訪學的最佳教科書。
4.溫故書坊已出五十多部書稿,近期作品銷量穩定在一萬以上。本書是溫故書坊的最新一冊。
5.本書印刷不錯,而且還有大量現場照片插圖,具有收藏價值。
內容簡介
美國記者阿班在華十五年,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北洋系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坐大。因地位尊崇,各國政要無不奉他為座上賓,中方如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日方如松井石根、須磨彌吉郎等,皆與之過從甚密。其報導則覆蓋國民革命、蔣馮閻大戰、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給全球大眾。
史家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面與細節,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鮮活得帶著汁水,而且向不為我等熟知,因而填補了空白,提供了參照,使歷史更形豐滿完整。
作者簡介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1884—1955),生於美國俄勒岡州,一生未婚,無子嗣。他向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在史丹福大學剛念到三年級,便輟學當起了實習記者。去國前,已在報界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1926年來華,一待就是十五年,後十二年為《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著述頗豐,作品包括《苦難中國》、《華爾傳》、《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這割裂的世界》等。
楊植峰,1962年生,198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目前是澳大利亞Cellbikes公司董事。著有長篇小說《梨香記》,並有中短篇小說散件各文學刊物。
圖書目錄
譯者序
卷一 中國甦醒了
一 隻身來到動盪的中國
二 沙面的白人成了驚弓之鳥
三 孫中山晚年秘密曝光
四 從上海轉往北京
五 執掌《英文導報》的日子
六 投入《紐約時報》懷抱
七 京津美軍備戰國民革命軍
八 濟南慘案獨家報導
九 混亂的國民政府
十 遭國民政府驅逐未果
十一 宋子文出面和解
十二 掀輿論營救被捕的胡適
卷二 日本推進中國
一 日本將占滿洲無人信
二 奪滿洲只是日本第一步
三 日本人的高薪誘惑
四 現場採訪一·二八事變
五 目睹日本蠶食華北
六 賣國謠言甚囂塵上
七 1936年的中國時局
八 獨家新聞:西安事變
九 與莫斯科的雙重關係
十 向蔣介石面陳對形勢意見
十一 南京路遇誤炸死裡逃生
十二 美艦“帕奈號”被襲真相
十三 日本人在上海撒野
十四 欲學日語反引狼入室
卷三 世界進入戰爭
一 日方要員紛紛登門警告
二 東京為承認汪精衛鬧分歧
三 深陷戰爭泥潭尋求喘息
四 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五 《時報》捅出日本加入軸心國
六 日本便衣狠下毒手
七 憲兵隊刺殺計畫流產
八 日美戰爭一觸即發
九 中國人民終將當家作主
十 戰後並非太平盛世
結語 一個駐外記者的感慨
譯名對照表
書摘插圖
譯者序
卷一 中國甦醒了
照理說,一個訓練有素的新聞從業者,到了新環境裡,應該不管周遭如何混濁難行,便一頭扎將進去,還要輕鬆自如地攫取到真相的明珠。如果這是常規情形,那我便是一個硬生生的例外。那時是在1926年年初,我頭一次前往遠東。從一開始,我便連連犯錯,而且,我對事態的評估一直有誤,直到我在中國待滿了兩個月,才稍有改觀。
我在舊金山訂了一艘老船西伯利亞戰神號的來回船票,前往遠東,有效期是六個月。我的初衷只是作一次短期出遊,然而,從這一刻起,我已經估計錯了。我不僅沒有在半年後回美國,反倒在中國待了整整十五年,一直住到1940年10月中旬被日本人趕出來為止。
回首往事,我發現,我遇到的一系列事情,總與初看時的印象有別,這種情況,從我們的輪船靠近日本海岸時就開始了,可以說極具象徵性。在船上吃晚餐時,聽到通知說,午夜一過,船就要在橫濱港外下錨停靠,等凌晨時領航船來領航。沒想到晚上9點時,我突然看到了日本海岸的燈光,不禁大為振奮。只見一個龐大的、熠熠閃光的半圓形物體逐漸顯現,在船的前面劃出道弧線來——我想,毫無疑問,這應該是弧形的港灣。我們離開檀香山後,行駛了九天九夜,終於來到了目的地。正想著,我們突然就闖入了這些燈光中間,然後又劈波駛過。原來,那道光芒四射的弧形物體只是一支巨大的日本漁船隊。橫濱還遠在西邊,隔著無數英里呢。
我對案頭工作一向厭惡。這次的遠東之行,是過去二十一年裡的第二次叛逆之舉。1905年,我三年級未念完,便離開了史丹福大學,在華盛頓州斯波坎市的《發言人報》謀了一份實習記者的職位,周薪只有十美元。那個時候,在美國西北地區,日報社的文字記者薪水很低,而編輯或管理人員收入卻高,生活無憂。所以,到1912年時,我已經在斯波坎的另一份報紙《記事報》做過好幾份編輯方面或“坐辦公室”的工作。但是,遠離報導業務及寫作讓我極度不爽,因此,1912年,我辭了工作,前往英屬哥倫比亞,那裡有我買下的一大塊荒地。不過,我沒有當牧馬人謀生,而是樂不可支地住在一棟巨大的木屋裡,期望通過寫小說和劇本餬口。
可惜,對案頭工作的第一次背叛一敗塗地,我只得馮婦再做,重新乾起了報紙的老行當。1915年年初,我收到檀香山《星報》的電報,願意給我一個職位,遂前往。令人沮喪的是,甫一上任,便是擔任城市版編輯,又在辦公室里坐了一年。我一邊乾本職工作,一邊不停給美東的各大報及各通訊社投稿,試圖謀一份派駐遠東的差事,卻徒勞無功。這也在我的預料之中,因為日本已經從德國手裡接收了青島,從新聞角度考慮,遠東是一潭死水。全世界的興趣,都集中在歐洲戰爭上。
在檀香山那五十一個星期里,我日思夜想著要登上那些輪船,從檀香山往西,駛入日落的遠方。但結果卻相反,我又掉頭向東,駛回了紅日高升的美國大陸。另一份案頭工作在等我——《愛達荷政治家報》,報社地址在博伊西。在那裡,案頭工作一乾又是四年,職務是總編輯。接著,我移師洛杉磯,在《洛杉磯時報》工作五年,還是案頭工作。
緊接下來的一年是在好萊塢度過的,為塔爾梅奇(Talmadge)姐妹中的諾爾瑪(Norma)及康斯坦絲(Constance)寫故事及字幕。這是災難性的一年,令我極其不快。這段時間我收入極豐,超過以往任何時候。那時的好萊塢一片混亂,波蘭出生的高德溫(Sam Goldwyn)在電影裡糟蹋英語,鬧出許多笑話。但是,把壞事都算到他一個人頭上並不公平。百分之八十的錯誤,其實是電影行業里其他頭頭們犯下的。
其時,好萊塢正處於有聲電影到來的前夜。但對那個時代,我已煩透了。於是我再次對案頭工作反叛,動身去中國。我的經濟來源很不可靠。我和北美報業聯盟簽了一個協定,通過郵寄方式,向聯盟下面的許多報社供稿。若獲採用,稿酬是每一欄五至二十美元。記者朋友們管我這種收入叫“奴隸稿費”。
1926年年初,美國的報紙、美國的公眾對中國乃至整個遠東地區的事情,一概興趣寥寥。東京和北京的美國記者很少。在上海,全職的美國記者只有一人——合眾社記者。其他美英報紙的記者都是兼職的,他們的主業是為當地的英文報紙工作,偶爾才寄幾篇稿子給紐約或倫敦的報紙,只能算是副業。他們或拿可憐的低稿酬,或領極少的津貼,但平時不必寫稿,偶爾才根據來電要求寫點東西。
後來,一直被西方忽視的國民革命運動在中國南方日益蓬勃,我開始摸索著了解這場運動重要的世界意義。讓我震驚的是,即便在香港這么重要的城市,對這場運動的報導也極不充分。當時,我發掘了一件真正的世界性新聞,由於我的協定對象都不接受新聞電報,我決定把這個訊息轉投給合眾社。這家重要的新聞采寫機構在一棟樓房的四樓,大樓很髒,沒有電梯。門楣懸一塊律師招牌,律師有一個葡萄牙名字。進得房間,見裡頭只有一個中葡混血的青年,約莫十六歲。我問這是不是合眾社的辦公室,他回答是,又補充道,他父親是合眾社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