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書 名: 段
作 者：徐海
出版社： 吉林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0年6月1日
ISBN: 9787560157283
開本： 16開
定價: 39.80元
內容簡介
《段祺瑞傳》細緻地描述了段祺瑞的一生。在敘述過程中，我們注意到了趣味性、嚴肅性與通俗性的結合，著力於吸引讀者。文中既有正史的敘述，又有雜官稗史的考證，妙趣橫生，其味無窮。適合各年齡段願意了解這一段歷史和人物的讀者閱讀。當然，《段祺瑞傳》並非一本歷史學著作，因此，我們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根據行文和讀者的需要，合理、大膽地進行了合乎文學規律的再創作和藝術加工，以期為讀者帶來最大的精神享受和閱讀享受。
由於學識所限，加之時間倉促，《段祺瑞傳》的不當之處自是難免，誠望各位讀者提出寶貴意見，在此先予致謝。
圖書目錄
第一章 初露崢嶸第二章 宦海沉浮
第三章 最後歲月
第四章 段祺瑞的日常生活與人際交往
第五章 旁人眼中的段祺瑞其人其事
附錄 段祺瑞大事年表
段祺瑞簡介
段祺瑞是曾活躍於晚清、民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地位顯赫，叱吒風雲。在北洋軍閥統治的17年間，段祺瑞同袁世凱、馮國璋等人不同，段是一個貫穿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代表人物。這期間，段祺瑞不僅能左右中國政局，而且成為中國命運的主宰。北洋軍閥集團的出現，可追溯到19世紀末年，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的時代。十幾年來，它逐步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軍事政治集團。而它能夠支配中國的統治權，則是在辛亥革命之後，在袁世凱統治時期達到頂峰。袁死後，北洋軍閥分為直、皖、奉三系，而北京中央政權，則由段祺瑞的皖系控制的時間最長。
段雖在政壇上幾起幾落，但不管是段在台上呼風喚雨之時，還是下野操縱時局之日，誰也不能低估他的作用。就是段徹底脫離政治舞台，到天津當寓公時，也受到各種政治勢力的矚目。
讀《段祺瑞傳》—— 瀟水
段祺瑞似乎不是好人，自從屠殺了劉和珍君等四十多人，魯迅和作人等人都把他訂到恥辱柱上了。今天看該書到段祺瑞的遺囑，其中說“我生平不事生產，後人應該體我安貧樂道之意”云云，方才一下子大驚，原來過去一點的人的學問，總是比我們要強。我觀《史記·高祖本紀》，說劉邦少時“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我也不甚明白，就看注釋，說是不願意從事老百姓（指家人）的農業勞動。如今看來，非也，倒是段祺瑞這個類似軍閥的人，告訴我們“生產”不是這個意思。
段祺瑞雖然滿不好，但有一點好，就是不貪財積斂，下崗以後，生計全靠著蔣介石周濟。所以，他說的“生產”，不是農業勞動的意思，而是“滋生資產”，也就是經營產業而累財的意思。
所以，劉邦的不事生產作業，也是這個意思，其中的“生產”，就是生息產業，“作業”，就是自己創業——猶如今人現在整天想著的東西。
後來，劉邦當皇帝以後，對老爹說：“我業之所就，孰與仲（我二哥）多。”也證明了，這裡的“業”，是作出產業的意思。所以，生產作業，兩詞是一個意思，跟“從事農業勞動”沒有任何關係，“生產”也不是現在所說的生產勞動的意思。
當時，劉邦對老爹說的原話是：“從前您常以我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老二。如今我業之所就，孰與仲多？”
這裡有個“無賴”二字，因此現在很多人的書里，就說劉邦小時候是流氓無賴。其實這無賴的意思，就是後面緊跟著的話所解釋的“不能治產業”，沒有依賴的意思。整個一句話，都是在說產業。流氓無賴，實在是望文生義了。
段祺瑞雖然不是專門治文學的，但是遺囑中的用詞，就幫著我糾正了一個對古文的理解，也順帶研究了劉邦的“流氓無賴”。其實劉邦說話都是算數的，除了對韓信實在不能算數之外，證明他有無賴品行的例子，也實在太少。
五四運動的時候，正是段祺瑞執政，這個運動不僅僅是幾千學生去廣場走了走，而是全國學生、商人、工人都隨後大鬧起來，終於形成了民族影響，而段祺瑞期間是沒有殺人和大力鎮壓的，遂使該運動得到擴張蔓延而形成歷史影響力。隨後劉和珍這次慘案，也是他執政的時候，這次是殺人了，隨後一個月，他就倒台，從此再沒復出。後來他終身吃素，據他自己宣布，是為了這次屠殺而自責。其實，這次慘案，不管是否他本人直接下令，確實是不應該殺人的。不過，有一點，我觀這次運動，和五四有不同，五四是學生民眾比較自發的。而這次，是明顯由國民黨等黨來領導的，大約在他看來，就危險了，所以就出了慘案了。大約是這樣吧，這也是我看《段祺瑞傳》上，所描述的情況。我觀當時的教授名人們寫的悼念學生的文章，似乎也有為學生這種行動，有惋惜的意思，比如魯迅也說了“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大約也是不很鼓勵這樣去情願吧。
而李大釗先生，固然是個可敬的人，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奮鬥，也是應該的，但是，也該想想這些徒手的學生們的權益。李大釗也隨後就被執政府背後真正有實力的張作霖先生，給捕殺了。原本是很同情他的，現在想想，感受也複雜了。
魯迅文中也提到了，“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這裡的八國聯軍，不是火燒圓明園的八國聯軍，是當時，受日本人支持的張作霖，向當時在北京的馮玉祥的國民軍進攻，此外日本的兩艘軍艦，也幫著向馮玉祥的國民軍開炮，日本又聯絡其它八國，向國民軍施壓，而馮玉祥先生，按此《段祺瑞傳》的說法，是得到了蘇聯的武器和資金支持（通過李大釗斡鏇成的）。所以，這裡馮玉祥和日本等八國及其日本支持的張作霖軍的對抗，實質上在蘇聯人看來，就有從前日俄戰爭的延續的意思。所以，該書說，蘇聯人，勢必要為馮玉祥張勢，而跟蘇聯關係很密切的李大釗等人，就組織學生民眾，發起聲討日本等八國的民間活動，以為助威。所謂“請願”，就是請求執政府要對抗八國，乃至驅逐八國公使。
所以魯迅的文章，主要談的就是婦女的英勇和安詳堅韌，而對於這個運動的其它的意義，則覺得很“寥寥”。李大釗先生，實在也應該體恤一下學生年輕的生命，而學生在愛國之餘，參與運動之餘，也要想想，不自覺地為蘇聯人的保家衛國，付出代價。雖然長遠是愛國的，但事件的直接起因，卻是愛了蘇聯這個國。保護了蘇聯，在日俄戰爭戰敗之後，不要被日本人進一步擴大在中國的勢力，而更威脅了蘇聯的國土安全。蘇聯一直希望中國建立一個親蘇的中央政府，而不是段祺瑞、張作霖這樣親日的政府。
學生在年歲很輕的時候，政治上不夠成熟，所以學生的運動，一定是要小心慎重的。這大約也是胡適一直嚷嚷叫他們“回到實驗室里去”的原因吧。但歷史總是不由人猶豫的，激情和激奮，總是要表達的。所以，這實在是個不可避免的歷史的現實了。
而段祺瑞先生，當其正幫著張作霖（依賴日本人）和馮玉祥開打的時候，見學生請願抵制日本等八國，為馮玉祥及其背後的蘇聯人從民間聲勢上搖旗吶喊，就下了殺手，也許在他看來，時事就不得不如此處理了吧。（因為如果蘇聯人（馮玉祥）戰勝，希望得到張作霖支持的他的政府，就要倒台。他當時已經沒了北洋兵做自己的政權基礎（後者早覆滅了），所以正依賴於張作霖和馮玉祥，二者的軍隊盤踞北京，張、馮互斗時，他選擇了支持和依賴張。）
總之，愛國的激情，一旦涉及到政治和國際政治，就變得複雜了。而段祺瑞總之是倒了霉，隨後一兩個月，蔣介石的南方軍打來，張作霖戰敗，他也就下崗了。回家念佛吃素去了。段祺瑞死年，和魯迅正相同，倆人都寫了遺囑，魯迅說“我的敵人一個我也不饒恕”，段祺瑞說了些鼓舞國民復興的箴言，以及我“生平不事生產，安貧樂道，喪事從簡”的話。報上當時還炒作比較倆人誰的遺囑寫的好。我不幸而呆在北京，有時就開車經過平安大道上的一個大府院，說是從前的段祺瑞執政府院，心情也就複雜起來，但是感想和結論，卻是“寥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