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雅斯貝爾斯說：“對我們來說，軸心期成了一個尺度。在它的幫助下，我們衡量各種民族對整個人類歷史的意義”。軸心時代作為一個“唯一性的事件”，在人類歷史共同的總進程中清清楚楚地占有它“唯一性”的位置，而且，它還具有“交流人性”和“延續人性”的現實性和必要性。我國有學者稱這是一個創造了“元典”的時代，是一個在它之前都“趨進”它，在它之後都“回味”它的時代;“一個民族的中心價值大體是在這一階段定型的，而這些價值對該民族此後的發展則起著範疇的作用”。
普世價值就寓於軸心時代之中。
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即軸心時代概念，是針對占據西方歷史哲學主流的基督教的歷史哲學（以耶穌的降生為軸心）的缺陷提出來的。我們知道，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說的一段話揭示了大多數西方人的“歷史觀”：
上帝只有被認為是“三位一體”以後，才被認為是“精神”。這個新原則是一個樞紐，“世界歷史”便在這樞紐上旋轉。“歷史”向這裡來，又從這裡出發.但雅斯貝爾斯明確地指出，基督教僅是其教徒的信仰，而非全人類的信仰。因此，這一普遍歷史觀的缺陷在於，它只能為虔誠的基督徒所承認。換言之，西方的歷史觀不具備“普遍性”。因此，超越和突破西方歷史觀的狹隘性，找到一個“即便在經驗上不必是無可辯駁和明顯確鑿的，也必須是能使人領悟和信服的，以便引出一個為所有民族——不計特殊的宗教信條，包括西方人、亞洲人和地球上一切人——進行歷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就是必要的。正是基於這一動機，雅斯貝爾斯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時期內即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精神過程中尋找歷史的軸心。他發現：
正是在那裡，我們同最深刻的歷史界限相遇，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人開始出現。我們可以把它簡稱為“軸心期”。
這個“軸心期”，即我們所欲研究的軸心時代。
客觀地說，關於古代世界中幾個主要文明（或文化）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內都經過了一次精神的覺醒或跳躍的思想，學術界早已有此共識，它並不是雅斯貝斯個人的獨創。我們發現，西方學界第一次注意到“軸心時代”這個歷史現象是十九世紀初葉。當時，法國的東方學家亞貝爾·雷慕沙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間，在古代東西方幾個主要文明的區域裡，大約同時發生空前的思想躍進。十九世紀中葉，德國學者拉蘇斯在他的論著里《歷史哲學新探》和維克多·馮·施特勞斯在對老子做評論時已經把這個現象提高到歷史哲學的層次去反思。
雅氏的新說法基本上是在韋伯的比較宗教史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突破”這一觀念實際上也早已涵蘊在韋伯的著述之中。1963年菲施賀夫譯韋伯有關宗教社會學的著作為英文，帕森斯為該書寫了一篇很長的“引論”，對“突破”的觀念作了重要的發揮，稍後帕森斯自己寫《知識分子》一文又繼續闡釋此義，並提出“哲學的突破”概念。毋寧說，雅斯貝爾斯的真正貢獻是把軸心時代及其突破的問題提得更尖銳、更集中、更系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