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該書分為兩編，第一編“史學理論”，第二編“史學史”。該書根據作者的精神哲學體系來說明歷史，認為精神就是世界，它是一種發展著的東西，分為美、真、益、善四個部分。精神的自我意識就是哲學，哲學就是精神的自我意識的歷史，或者說，歷史就是精神的自我意識的哲學。歷史與哲學兩者在本質上是同一的。反對實證主義歷史哲學，提出思想產生歷史，思想活動就是歷史。認為精神的方式有差別也有統一，它們的具體活動即發展與歷史。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研究歷史總是現時現刻的思想活動，研究歷史問題都是由現時現刻的興趣所決定。而且對該歷史問題的解釋是從現時現刻的興趣來思考和理解的。如果沒有現時的興趣使人們想到某一歷史事件，則這個事件不會引起人們的思考，這個事件也不會在人們的思想中復甦。
作品目錄
| 第一編 史學理論 | 第二編 史學史 |
|---|---|
| 一 歷史與編年史 | 一 若干初步問題 |
| 二 假歷史 | 二 希臘羅馬的史學 |
| 三 作為普遍的東西的歷史的歷史。對“普遍史”的批判 | 三 中世紀的史學 |
| 四 “歷史哲學”在觀念上的起源及其解體 | 四 文藝復興時期的史學 |
| 五 歷史的積極性質 | 五 啟蒙運動的史學 |
| 六 歷史的人性 | 六 浪漫主義時期的史學 |
| 七 選材與分期 | 七 實證主義的史學 |
| 八 差別（專門史）與劃分 | 八 新的編史工作 |
| 九 “自然史”與歷史 | 人名索引 |
| 附錄 | |
| 一 真憑實據 | |
| 二 專門史的相似與相異 | |
| 三 哲學和方法論 |
創作背景
克羅齊把自己的理論體系稱為“精神哲學”。1902—1909年間，他完成了《精神哲學》的前三卷：第一卷《作為表現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第二卷《作為純概念科學的邏輯學》，第三卷《實踐哲學——經濟學與倫理學》。他在這三卷書中系統闡述了“精神哲學”體系的基本觀點。他認為：精神具有兩種形式，即理論的和實踐的。理論的精神又分為直覺的和邏輯的兩種形式，實踐的精神也分為經濟的和倫理的兩種形式。這就是克羅齊所謂的“精神四度”（或四階段、四範疇）。在他看來，“精神四度”不是對立的統一，而是差異的統一。它們彼此聯繫，依次演進，循環往復，構成封閉的系統、即惟一的實在。在確立了這一理論體系的框架之後，克羅齊於1915年出版了《精神哲學》的第四卷，即《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進一步從歷史的角度闡述了自己的理論體系，並且明確說明自己這一理論體系的終極目的就是要理解歷史。
克羅齊寫作《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不僅僅是為了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而且還有著鮮明的針對性。他從自己的“精神哲學”體系出發，決心粉碎“實證主義的堅冰”，批判“歷史是科學”的觀點。他的批判鋒芒不但針對著蘭克學派那樣的客觀主義和貌似科學的實證主義史學觀，也針對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史學理論。
作品思想
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在確定了真歷史的內涵之後，克羅齊提出應該嚴格區分“歷史”和“編年史”。他認為“歷史”是與生活相關的，是需要憑據的，而“編年史”只是歷史材料的記錄，這兩者的差別主要是由記錄者不同的精神狀態造成的。並且克羅齊對傳統認為先有“編年史”，後有“歷史”的順序提出質疑。他認為“精神本身就是歷史”，把一切歷史看作是精神的產物，認為歷史的產生需要內在動力（即精神），若無精神存在，歷史就是編年史。
另外對於歷史的真實性問題，克羅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普通史，即發生過的全部歷史的圖景是不存在的，歷史不可能被全部還原和記錄，但不能因為沒有普遍史就否認了歷史的真實性。克羅齊認為真正的歷史是人類所記錄、研究、理解和可以利用的歷史，歷史發生的那些客觀事件，作為人類無法把握的事物，在他看來是沒有意義的，因此他認為否定普遍史不等於否定歷史中的普遍的東西，“歷史”在其基本形式上，是用判斷（即個別與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綜合）來表述的。他舉例說：“當我們談到政治史的時候，我們不會僅僅談希臘或羅馬的政治史，而是各種國家的政治史都會涉及。而文化、文明、進步、自由或其他仟何類似的詞，就是一種普遍。”從而他得出：普遍史就是歷史和哲學的統一。
最後，克羅齊認為，真正的歷史應該拋棄歷史哲學和歷史決定論，因為它們“扼殺思想所想的活生生的事實……把它的抽象因素分開”。這種做法對記憶和實用是有價值的，但這抽象分析作用的價值不應當誇大。真正的“歷史”中，“被歷史地思考著的事實在其本身以外無原因，亦無目的，原因與目的僅存在其本身中，是和它的真正性質及質的實情是一致的”。人們對於歷史的理解不斷豐富和加深，“不是因為重新找出了人類事物的抽象原因和超驗目的，而只是因為對於人類事物的認識不斷獲得了增長”。歷史決定論和“歷史哲學”曾經發揮著一種烏托邦的積極作用，並促使著人們思考，但是作為一種用超驗的方式看待歷史的“歷史哲學”卻已經解體。
作品影響
對20世紀的西方史學來說，克羅齊的《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產生了重要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要弄清當代西方史學理論變化的學術淵源必須了解該書中提出的史學觀點。關於這部書的學術內容，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它雖然在史學認識論上確實闡述了某些有價值的見解，但是從總體上看，它把近代以來的西方資產階級唯心史觀和主觀唯心主義的史學觀發展到了極端，成為倡導唯心史觀和主觀唯心主義史學觀的一面旗幟。克羅齊提出的“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歷史認識的主體在歷史認識中的能動作用以及現實生活對歷史認識的影響，從而揭穿了以蘭克學派為代表的西方傳統史學標榜的客觀主義的虛假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克羅齊對“普遍史”和“決定論”的種種抨擊中，對客觀的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及其可知性的斷然否定中，顯然包含著對唯物史觀的直接否定。他荒謬地把“社會主義的普遍史中的預見”與“基督教普遍史中的啟示和預言”等等混為一談而加以抨擊，充分表明了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立場。這顯然是《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一書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界中引起特別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長久以來，被如此真誠地誤讀和濫用，以至於它的真實出處反而顯得無關緊要。
事實上，仔細閱讀克羅齊的《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傅任敢譯），精準考察這個經典短句在書中的定位，便不難明白著名的“克羅齊命題”何以在觀念傳播史中淪為庸俗的經驗懇談。
由於讀過克羅齊原著的人太少、引用克羅齊名言的人太多，所以人們會下意識地以為，這個短句在原著中被多次表述並廣泛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