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探賾索隱、暢玄論經——王葆玹先生簡介王葆玹，男，1946年11月生於北京，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碩士學位。自1981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現為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指導中國學生及國外留學生。
王葆玹先生自幼受其父親的影響，一直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濃厚興趣，靠自學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他目前的研究範圍側重於春秋晚期至唐代的經學各派、道家和玄學及新近出土文獻，涵蓋哲學、歷史學、文化學、文獻學、文字學等學科。在研究方法上致力於考辨和義理的有機結合；在考辨文獻資料和歷史事件的基礎上，進行思想分析，並與西方哲學加以比較；在闡微現幽的基礎上，注重巨觀把握。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正始玄學》（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西漢經學源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玄學通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今古文經學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合著，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王弼評傳》（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已發表的主要論文有《中國學術從百家爭鳴向獨尊儒術時期的轉變》（《哲學研究》1990年第1期）、《天人三策與西漢中葉的官方學術》（《哲學研究》1990年第6期）、《老子與稷下黃老之學》（《哲學研究》1990增刊）、《從馬王堆帛書本看繫辭與老子學派的關係》（《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輯）、《帛書要與易之義的撰作年代及其與繫辭的關係》（《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輯）、《今古文經學之爭及其意義》，（《中國哲學》第22輯）等30餘篇。
王葆玹先生初以研究正始玄學而知名於學術界。他不僅詳細論說了玄學發生的思想淵源，而且著重指出玄學的發生有它深刻複雜的社會政治原因，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五行三統說和三代道統說被最高統治者所擯棄， “追蹤上古”、“ 參跡三皇”、 嚮往“通遠”的政治思潮逐漸流行，鼓勵了玄學的誕生。更為重要的是，早期玄學家們曾直接發起“正始改制”的運動，玄學思潮則直接誕生於這一運動之中。王先生的這些看法已被海內外學術界普遍接受和廣泛徵引。湯用彤先生指出魏晉玄為本體論，漢代哲學為宇宙論，被學界奉為圭臬。王葆玹先生髮展了湯先生的思想，認為“體用”、“本末”的概念有一個演變的過程。王弼的本體論在他的《老》學中接近於普羅提諾的的哲學，而他的《易》學中的本體論才真正接近於亞里士多德的本體論。王葆玹先生在解釋清談的形式、考辨竹林七賢、論述嵇康的音樂理論、剖析向郭《莊學》等方面也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王先生進而在整體上對玄學的名稱、性質、分期、人物、流派、論題及學說體系、影響等作出了精當研判，還發掘出了玄學方面不少的佚文，被稱讚為“目光如炬、動中肯綮”。
對於儒家的歷史地位，學術界一般認為是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王葆玹先生從整個社會政治和文化思潮的演變之中考察了“獨尊儒術”的歷史過程和具體事件，通過甄別大量史料，證明漢武帝時的文化政策實際上是以儒家為主，兼容百家。漢成帝時，罷免包括諸子的傳記博士，才是“獨尊儒術”的歷史起點，同時也是“漢承秦制”的終點。和這一問題有關，王先生指出劉邦、項羽楚漢之爭的文化意義是齊文化、秦文化與楚文化、魯文化的較量，漢初以來的儒學史是旨在革除秦制、排斥秦文化，發揚魯文化的歷史。
有關老子思想的文化屬性，學界通行的看法是把老子學說視為楚文化的代表。王葆玹先生則論證認為老子是陳國人，而陳是有虞氏舜的後裔。《論語》中記載舜“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老子講“無為”、“無為而治”正是秉承了舜的思想；虞舜時代為小邦寡民，且陳又為小國，因而老子才有小邦寡民的理想社會；根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陳國風俗是“婦人尊貴”。由此可以知道老子為什麼有“知其雄、守其雌”這樣奇特的命題。王葆玹先生的這一構想，被學者肯定為“很合理的、也是很有啟發性的”。
1973年以來，馬王堆帛書、定州漢墓竹簡、郭店楚墓竹簡等地下文獻陸續面世，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王葆玹先生對這些文獻也非常重視，並做了多方面的探討。尤其在帛書易傳的研究中，他所主張的帛書《繫辭》與其卷後的《易之義》為不同學派的作品，前者屬道家，可能是戰國晚期老子學派的作品，後者屬儒家，是秦代後期儒家魯學的作品；帛書《繫辭》中的“大恆”為原文，今本《繫辭》中的“太極”為漢儒迴避漢文帝名諱而改；帛書本《繫辭》所缺“大衍之數”章乃原本如此，今本“大衍之數”章為漢儒所加等觀點引起了學術界的很大反響。1992年前後，學術界正在為《周易》的學派歸屬展開激烈爭論，王葆玹先生在辨明帛書《繫辭》屬道家作品的同時，強調通行本《繫辭》乃至整個通行本《易傳》，都是儒家作品，儒家思想始終在整個傳統文化中占據主流地位。
近年來，王葆玹先生對經學問題十分關注。他認為，世界上較重要的民族無不有其獨特的經典，在兩千餘年的中國史上，各種典籍以五經為核心，各種學問以經學為核心，重要的思想無不以解經的方式提出（即使是最富有反抗性和創造性的思想家也不能例外），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模式可以概括為“經學模式”，中國的傳統思維模式可以概括為“經學思維模式”。 王葆玹先生特別指出，當今學者對五經與經學的看法，主要受宋明儒學的影響，以為五經以《周易》為首，所講的主要是道德形上學，而未意識到先秦儒家的主張本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周易》在其中的地位並不顯著。王葆玹先生把經學分為三大派系：今文經學的系統、古文經學的系統和形上學化的經學系統（包括魏晉玄學、隋唐經學、宋代理學及明代心學等）。自先秦以來，經學史上發生了幾個重大的轉折點，第一，是漢武帝尊崇儒術、設定五經博士，使經學取代黃老學而處於官方學術中的主流地位。第二，是漢成帝從事禮製革新，以致罷黜百家，形成獨尊今文經學的局面。第三，是西漢哀平時期劉歆等人創建古文經學，開啟了今古文經學紛爭的歷史。第四，是曹魏正始時期玄學的興起，是經學中的《易》學玄學化，使禮樂文化趨於衰落。王葆玹先生的這些看法在經學研究日益被看重的形勢下，影響日益擴大。王先生目前正在從事《周易》與傳統文化、郭店楚墓竹簡與經學等課題的研究。
王葆玹先生對朋友、對學生皆以赤誠相待，認為做真學問必須擺脫眼前利害的糾纏。平時喜歡圍棋、太極拳、中醫、中外經典電影等，尤其對西方古典音樂情有獨鍾，認為其中蘊含著極高的人生境界，至少可以提高人的抽象思維能力。他同時認為未來中國文化的復興，應立足於禮樂文化的復興。（平復）
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wbxjianji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