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權威思維的表現形式
(1)迷信權威人物迷信權威人物，這是中國人權威思維的集中體現。正如《孝經·卿、大夫章》所說：“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受此心理的影響，在對待知識的態度上，中國人多是採取不敢懷疑的尊重式學習；至於學習知識的方式，則多採取接受與吸收的學習方式。9致使一些“小人物”在著書時，明明是自己寫的著作，卻硬要託名是“黃帝”之類的“大人物”寫的，非用此法，其著作或思想就難以為別人承認，別人也不會予以接受、採納。正如《淮南子·修務訓》所說：“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人說。”這使得一些變法人士，往往假借聖賢之口來表達自己的改革或改良思想，典型者如宋代的王安石著《三經新義》與清代的康有為著《孔子改制考》。這種惡習在今天的中國學術界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術界裡仍有相當的市場。如有些人在寫學術文章時，一篇七八千字的文章里，竟有多達上百處的引文，以為不這樣做，不能增強其觀點的權威性。這類文章若是史學類文章，或許還“情有可原”，因史學類文章只能靠證據說話，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不過，遺憾的是，情形並非如此，一些“純粹的議論文”也採取這種寫法，這不能不讓人產生此作者有“湊字數”、“無病呻吟”或“底氣不足”的感覺。
又如，2003年7月18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誌在“新聞聚焦”欄目中推出了一組關於中國SARS研究的專題報導。據其報導：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研究小組從最早一些患者身上獲取的標本中發現了一種新的病毒。他們把這種病毒接種到細胞培養基和乳鼠上，用電子顯微鏡拍了照，發現這種病毒有一個清晰的帶釘刺的光環，屬於一種人們還不知道的會致人死命的病毒：冠狀病毒。到2003年3月的第一個星期，這個研究小組已經有了初步的證據，證明這個新病毒可能確實和這次流行病有聯繫。但遺憾的是，研究小組沒向世界公布這一研究成果，從而使“中國科學家失去了一次嶄露頭角的獨一無二的機遇”(《科學》雜誌編者寫的題頭語)。之所以未及時向世人公布這一最新研究成果，其主要原因是：當時，公開的口徑是，被稱為SARS的這場流行病是一種衣原體引起的，語氣柔和的微生物學家楊瑞馥說，他是發現了冠狀病毒的軍事醫學科學院研究小組的成員之一。衣原體假說是資深微生物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提出的。衣原體假說中已經有了很大的市場，所以楊瑞馥說，要挑戰這個假說“大為不敬”。於是，這個研究粵小組既沒有謀求媒體關注他們的發現，也沒有通報世界衛生組織網路中的任何一個實驗室。否則，協調世界衛生組織這個網路的德國病毒學家克勞斯·斯托爾說，他們就有可心能加快這個集體探索的進程，即使提前不了幾個星期，也會提前好幾天。“這些科學家理是第一個看到S．ARS病毒的”，最近訪問了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斯托爾說，“可我們一點也孚不知道。”給斯托爾打一個電話，或者發一封電子郵件，就可能確保楊和他的同事們在1疾病史上有一個更突出的地位，甚至可能在權威科學雜誌上發表一兩篇論文。但這一黃金機遇最後卻失去了。後來，出生於中國台灣而在美國成為科學明星的何大一也說，洪濤的理論的興衰成了又一個寶貴的教訓，“中國人太尊重老師或長者的意見了”，“年輕的科學家應當學會在數據不符的時候給權威多一點挑戰”。同時，受崇拜權威人物心理的影響，中國人一向有“尊重長輩”的規矩：在任何情況下，如果你的長輩在場或直接參與，那么你應該尊重和聽從他們。教師是父、君的代表，所以應得到同樣的待遇。
漢語中表不聽話的詞語，多是“還嘴”、“辯嘴”或“強詞奪理”之類，因此，在課堂里學生用保持安靜、沉默、複製出教師認為重要的東西或照著教師的指令去做來表示對教師的尊敬，不敢越雷池一步，導致言語流暢者寥若晨星，致使學生沒有受到提高與長輩辯論本領的訓練，於是，在其他方面都很聰明的中國學生，他們在創造性、言語流暢、有說服力地論證、自我表達能力及刻苦完成深層型式作業等方面的發展情況，卻比其他文化的學生遜色。這是我們不能不予以深刻反省的。反觀一些已開發國家如美國，人們多有與權威挑戰的心態和喜好，你越權威，越有人“找碴”，科學的進展，也就是不斷戰勝權威的過程。反映到對待知識的態度上，美國人多是採取懷疑一切的態度；至於學習知識的方式，則提倡個人要進行創造性的學習。同時，西方人因強調個人至上，注重培養孩子的自我表達能力，以便使別人能理解自己；而中國人因強調權威，進而注重培養孩子傾聽別人表述的能力，以便使自己能理解別人。因中國人缺乏必要的自我表達訓練，因此，中國人的自我表達能力普遍較差，再加上中國人喜含蓄，漢語言又有一定的模糊性，言不盡意之處甚多，這都是造成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易出現障礙的直接原因。
(2)尊經．
中國人崇尚權威，進而出現尊經心態，因為經書或是先聖親手寫的(像朱子撰寫’的；《四書集注》)；或雖是由其弟子記錄的，但其思想卻是先聖的(像《論語》)。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中國傳統文化進入了“經學時代”，尊經的思維方式也開始大為流行。自此之後至清代，許多學人將某一學科的原始經典神聖化、經典化(對儒者而言，主要是四書五經)，在他們眼中，經書包括了全部真理，經典上所說的都是正確的，經典上沒講的也都不必講，以經典的是非為是非，以經典的內容範圍為學術應當固守的範圍。在這種經學思維模式下，他們一張口一下筆，必是“子日”、“《詩》雲”，這就是論證的大前提。許多學人將一生的精力與才智幾乎都用在為經書作註疏上，這種經學箋注的思維方式也反映到科學領域中，例如對《內第經》、《神農本草經》和《九章算術》等也採取了經注的形式。這導致中國產生了一種土名叫國小的獨特學問：以訓解或闡釋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的學問。這使得自秦漢以後直至清代的2000餘年的漫長歷史中，無數學人即便有了一些心得體會，有了一些自己獨到的見解，也多採取“述而不作”的態度，即便要著書立說，也多不是“另起爐灶”苫來寫一部書，而往往是採取“注經”的形式，將自己的思想通過箋注的形式附加到經註裡，並且多遵循一個不成文的規矩：注不犯經，疏不犯注。
於是，後人注經時雖有的“我注六經”或“六經注我”的差異，但從總體上看，有一點是共同的：多不敢脫離經塞書定下的大框架，而只能在經書定下的“框框”內做文章。真可謂是“在螺螄殼裡做“道場”，其思想沒有根本上的發展，導致一門學科自始至終維持在原來的思想體系上。與尊經心態相一致，中國古代的教育也是自童蒙開始就教兒童背誦先賢的文章，先從童蒙教材如《三字經》和《千字文》背起，然後是《論語》與《易經》之類的經典文獻，一本背熟後，方可背誦另一本，這就是所謂的“包本”。熟記之後，再由先生闡發書中的微言大義，學生作文也多是竭力論證經書觀點的正確性。中國的先生們一般不鼓勵學生“質疑”或發問，也不鼓勵學生暢談自己的幻想或對未來的憧憬，而只鼓勵學生被動地接受。學術與教育況且如此，更不用說一般的民眾了，更是唯經書之語是從。在這種傳統的長期薰陶下，中國人養成了保守的心態，當一新事物出現時，一些學人習慣於從經典著作里去尋找依據，不這樣做，心裡就感覺不自在、不踏實。
這種流弊至今仍在或隱或顯、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中國人。西方已開發國家則不同，他們的先生多鼓勵學生“質疑”或發問，也鼓勵學生暢談自己的幻想或對未來的憧憬。這種差異反映到教育上，西方已開發國家如美國的課堂上總是鬧哄哄的，學生不懂教師講解時，多半會主動發問，假若學生不懂又不問，西方的先生會責怪學生“既不懂，為何不問”；中國的課堂多是靜悄悄的，學生洗耳恭聽教師的講解，認真地做筆記，遇到不懂的東西，心裡雖很想問，但又怕問得不妥而招致教師的責罵，中國的先生會責怪學生“你為什麼不懂”。這種崇拜經學的思維方式，從根本上說，束縛了中國人創造性的發揮，限制了思想的自由發展，對中國文化的發展造成了嚴重阻礙。這是我們今日重新檢討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時，不能不予以反省的。
(3)崇古權威人物
也罷，權威著作也罷，多與先聖先哲密切相聯，順理成章地，中國人因崇尚權威，進而崇古。崇古心理的特徵是：認為過去的都是好的，現在的都是壞的，進而重過去而輕現在和未來，喜歡借過去來說明現在乃至未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崇古心態的具體表現就是推崇上古社會，一些政治家、思想家乃至普通的平民百姓，都將上古社會視作黃金時代，“法先王”常常成為統治者制定規章制度的依據，而不敬先王或“數典忘祖”一定會招致國人的一致反抗。正如《孟子·離婁上》所說：“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苟子·非相》也說：“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辨，君子不聽。”中國古人心中的聖賢像堯、舜和禹，也都是生活於上古時代的。因此，古人多生活於祖宗的陰影里，祖宗定下的規矩一定要遵守，由此中國人養成了祖宗崇拜心理。正如F．R．Kluckohn和F．L．Strodtbeck所說：“歷史上的中國，就是以過去取向為第一序的價值優先，祖先崇拜和一個很強的家庭傳統，這是這種優先表現的兩個例子。因此：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沒有什麼新的事物發生在現在或未來，所有的新事物，都已發生在遙遠的過去。驕傲的美國人第一次使中國人看到汽船，可是中國人卻說早在兩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有這種船。”
即使在當代中國，這種崇古心態仍有較深厚的“民眾基礎”，這從古裝戲在現在的影視等媒體中大行其道中就可見一斑。先是熱炒帝王戲，如《康熙微服私訪記》和《戲說乾隆》之類；然後是熱炒古代名臣，像《鐵齒銅牙紀曉嵐》和《狄仁傑傳奇》之類；帝王和名臣熱炒之後，就炒作帝王的兒子或女兒，像《還珠格格》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之類；連這些也炒完了，再也沒什好炒了，有些人居然靈機一動，熱炒起廚師之類的“小人物”。對於當代的一些現實性題材卻少有熱衷。這一現象折射出這樣一個事實：很多現代中國人“身”雖生在當代，“精神”卻生活在古代，眼睛多是向“後”看，厚古薄今，迷信祖傳秘方，每遇不順，則以“人心不古”作為攻訐的口實，對現在乃至未來沒有絲毫興趣。於是，在中國，歷史學一向是顯學，有些人更是凡事都喜歡從歷史上去找依據。據說，有人就認為足球本起源於中國，理由是據《水滸傳》講，宋代高俅就是靠踢得一腳好球而平步青雲的。也有人認為，現代計算機的二進制是中國人發明的，理由是《周易·繫辭上傳》里的“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運用的就是二進制的原理。
這真是當代的“阿Q”!魯迅先生若泉下有知，不知該作何感想?!崇古心態讓中國人“幸福”地生活在歷史裡，卻無視現實生活里一些隨處可見的嚴酷事實。暫且不說現代中國人日常生活里享受的“現代文明”，如汽車、飛機、火車、電子計算機等都是由西方人發明的，就連中國人最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在中國社會裡也未起過什麼大的作用。西方人用羅盤針航海，從而發現了新大陸，中國人卻用它看風水；西方人用火藥製造出轟毀中世紀牆垣的火炮，並用它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人卻用它做爆竹……與中國人這種崇古心態截然相反的是，一些已開發國家的民眾如美國民眾，他們對過去的興趣不大(即便要講過去，也是為了藉此展望未來)，將注意力集中在當代乃至未來，於是，在這類國家中，一門新興的學科——“未來學”生機勃勃地發展起來!這類國家的人民的眼光也多向“前”看，新發現與新發明也層出不窮，不但給個人帶來巨大的財富，也促進了整個國家的向前發展。尹凱士(AlexInKeles)說：“一個人愈趨向於現在及將來，而不趨向於過去，愈現代化。”這句話對當代追求現代化的中國人而言，應該是有所啟發的。
(4)喜歡求同思維
中國人崇尚權威，進而喜歡求同思維，以儘可能使自己的想法與權威相一致。因此，中國人喜歡“依葫蘆畫瓢”，即習慣“照著”或“模仿”權威去說、去做；並且，在中國文化里，像“英雄所見略同”之類的話語，因帶有較強的求同思維的意蘊，一般多具褒義；相反，像標新立異之類的詞語，因帶有較強的求異思維的意蘊，一般多具有貶義色彩。西方智者對自然的奧秘充滿了好奇心，形成了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學精神。古喜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雖是三代師生關係，不過，其思想既有繼承性更有求異性，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自古至今，西方思維方式從主流上看善於隨著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思潮尤其是科學的不同歷程而變化，這種求異忌同、標新立異的開拓精神使西方科學文化在繼承、懷疑、批判、挑戰與的否定中不斷推陳出新。
權威思維產生的原因
(1)農業社會為古代中國人習慣於權威思維提供了溫床在農業社會裡，多數人依種田或種地而生存。在古代科技水平相對落後的情況下，農業主要依靠的是自然環境。中國不少農村至今還流傳著這樣的話語：“天給你吃的，你不用做也有吃；天不給你吃的，你做死也沒有吃”；“請老天爺賞口飯吃”；“今年年份好或今年年份不好”。從中就可折射出上述的道理。一個地方的自然環境，在正常的情況下，後一年與前一年相比，很少有較大的變化。於是，耕作知識與技術的嫻熟主要是靠經驗的累積。這導致在這種環境裡生活的人，越是生活得久，即越是年長些，他對這一地區的自然環境因見得多識得廣而了如指掌，自然做出合乎自然規律的正確判斷的機率要大得多，自然也越有說話的權威和權力；而一個年輕人，因對這個自然環境的變化經歷得少，經驗自然不如年長的豐富，其說話的權利自然少，自然少有權威。於是乎，長輩告誡晚輩常用的一句話是：“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飯還多，我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多。”於是，中國人就產生了崇尚權威的心理，因權威人物往往是年長者，故而中國人又養成尊老的心理，“家有一老，勝似一寶”的諺語，就是中國人這種心態的寫照。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一種前喻文化，久而久之，中國人進而形成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靜態思維觀念。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進一步推論，在當代中國，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推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也必將進一步加快。當中國社會發展到這樣一種水平：農業人口只占全部人VI的極少數，全國絕大多數人口主要從事非農業性的工作；並且，即使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也主要採取現代化的手段來從事農業；同時，知識(廣義的)的發展日新月異，父代所獲得的與此大異其趣的是，中國人的名言則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樣，“當仁，不讓於師”的優良傳統並未為廣大中國人所發揚。這並不是說西方人就沒有權威思維，事實上，在一些西方人身上也存有嚴重的權威思維。如由於不認同權威，愛因斯坦小時候一度被人認為注定一事無成。有一次，愛因斯坦的父親赫爾曼·愛因斯坦問路易波爾德中學的訓導主任，自己的兒子將來從事什麼職業較合適，訓導主任說：“做什麼都沒關係，你的兒子將一事無成。”後來，愛因斯坦大學畢業後，也無法進入學術機構，只能在一個專利局做一個小職員。愛因斯坦早年所經歷的這種“遭遇”，從很大程度上說，與一些西方人崇尚權威思維有關。知識經驗到了子代時多數已成為過時的知識經驗，甚至只要過短短的幾年時問，原來是很新的知識就變為過時的知識(如有關計算機的知識)，那么，年長者的權威就會越來越小，年輕者說話的權力就會越來越大。若果真如此，中國人迷信權威人物的心態就可能會發生變遷，中國文化也將由前喻文化轉變為後喻文化
(2)封建專制思想迫使古代中國人使用權威思維大致自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至清代滅亡為止，漫長的封建社會主要是一體化的政治結構。它要求社會與個人的信仰和觀念一元化、一體化、同步化，造就了傳統文化的“大一統”思想。“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奸禁。”(《淮南子·汜論訓》)這是嚴厲打擊異己的開端，不過，這在先秦時期還只是“個別現象”，沒有形成“氣候”。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則開了用政權來大規模鎮壓異己的先例，其後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常常利用政權來打擊異己，如清代廣開“文字獄”就是一明證。至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為漢武帝採納並成為漢代的“國策”後，中國封建社會所追求的大一統就有了明確的思想依據。同時，儒家倡導的三綱五常，宣揚禮樂教化，維護大一統；科舉考試制度要求人們按統一的八股文寫同類文章，表達同一種觀念。這諸多因素的相互結合，形成了以皇帝為最高權威的一元化政治制度。因此有人說，中國文化的發展如同一人長跑，而西方文化的發展如同多人接力，這是頗有啟示性的一種說法。
(3)中國式的“學習”“有利於”中國人養成權威思維如前文所述，中國式的“學習”“有利於”中國人養成權威思維。中國人推崇權威思維，又使得中國人習慣於中國式的“學習”，二者相互作用，致使權威思維一代代傳承下來，在當代中國人心中仍有廣泛影響。這在前文已有論述，這裡不多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