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駿傳

《楊駿傳》是唐代房玄齡創作的一篇傳記。

作品原文

楊駿傳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為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後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籓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後父始封而以臨晉為侯,兆於亂矣。”尚書褚䂮、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後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

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後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頷之。便召中書監華皓、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勛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吉,鑑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後對皓、劭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跡,自此而始。

惠帝即位,進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慮左右間己,乃以其甥段廣、張劭為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並有俊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暗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逾年而改元,議者鹹以為違《春秋》逾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

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眾,為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眾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為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籓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暗,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為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為太子即為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後密通訊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托。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為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啟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

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眾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都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奸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群僚“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

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廄,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於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閻纂殯斂之。

初,駿征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為衛焉。

永甯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艸務}亭侯楊超為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作者簡介

房玄齡,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唐代初年名相。他年輕時博覽經史,18歲時中進士,官拜羽騎尉。李淵起兵反隋後,他投奔了李世民,協助李世民經營四方,削平群雄,並參與策劃了玄武門之變,為貞觀之治的到來立下了功勳,李世民稱讚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李世民即位後,房玄齡被任命為中書令,總領百司,掌管政務達20年,主持制定了唐初的律令、格敕和各種典章制度,並調整政府機構,精簡中央官員,為政府選拔了大量優秀人才。他任職期間善於用人,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後世把他和杜如晦作為良相的典範,合稱“房、杜”。唐太宗征高旬麗時,他留守京師,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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