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楊震方《碑帖敘錄》札記
少時讀此書，驚其核博，愛不釋手，至頁腳為穿。及長稍觀是類書，則疑惑漸增。今略陳一二以就教於江湖方家。
如此書中201頁虞恭公溫彥博碑條，原文如下：唐貞觀十一年（六三七）刻，岑文本撰歐陽詢書，為陝西醴泉唐太宗（李世民）昭陵陪葬碑之一。楷書三十三行，行七十七字。額篆書陽文題：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虞恭公溫公之碑。此碑為歐書中典型之作，全文約二千八百字。所存最古之本有八百多字，故宮博物院現藏兩本均為宋拓。此碑書法平正清穆，與九成宮互爭優劣，原石雖存，但下半漫滅，如不據舊拓難知其妙。楊守敬謂：“虞恭公溫彥博碑為最晚年之作，平正婉和。其結體不似《醴泉》開張，不如《皇甫》之峻拔。惟原石損甚，海內無全文拓本。”。清康熙中（1662—1722）無錫秦氏有翻刻本甚精。
原文為繁體。以近日購湖北教育湖北人民1995年共同出版《楊守敬集》略加對校，就發現問題不少：首先這方碑在楊氏一生中有特殊的位置和意義（另詳他文）上面這段話見於《學書邇言》，原文謂：“虞恭公溫彥博碑最為晚年之作，而平正婉和。其結體不似《醴泉》之開張，亦不似《皇甫》之峻拔。惟原石損失太甚，海內無全文拓本。”五十字的引文錯引五處，且不注出處。
《敘錄》所引《學書邇言》句偶然字誤，或非關緊要，大意未失。至其不注引述出處，亦不過“宋元間坊肆之陋習”（四庫館臣譏陳思語）。況餘生長荒僻，見聞未廣，所依書又非善籍古本，如同編《楊守敬集》第十三冊記述惺吾先生與森立之版本議論之《清客筆談》一觀之下，則可置疑處即復不少：如：522頁森立之句中：拙著有數種，淨（按：疑當為待）書成，則痛請正誤爾。526頁森氏：先生名字、別號、其他何地產等（此句不可解），且不論詩文，一掃是祈。等等不一一舉。然編者謂從手本輯出，不知其原筆誤如此耶？抑或編者不諳書道省筆通假之理定字有誤，又或兩者皆無誤而排印錯？不見原本則不可解。至於同書之532頁森氏朱筆注條目云：此ハ刀布オイウ。中之オ為ト之誤則決然。以是觀之，則吾所據之書亦非可據耳。然《敘錄》是論最值商榷處有二，一曰：“所存最古之本有八百多字，故宮博物院現藏兩本，均為宋拓”。夫拓本者愈古則存字愈多自不待言，依是言則足使人誤認後拓者固當少於此數也。然則惺吾先生《望堂金石.溫彥博碑跋》云：“乾隆間翁覃溪閣學使工至關中洗石精拓全碑，其可釋者幾二千字，自書釋文行世。”則可知乾隆間尚有兩千字本，即王編《金石萃編》時所依本雖跋雲幾近千字，而餘數之實在千數之上，況以字數論拓本以決新舊，固非當行家法。王壯宏《崇善樓筆記》評舊內府藏本云：“（首行）‘碑’字直畫伸出；（第九行：太子洗馬）李綱之李字兩點明白；（第二行）歷、（第五行）的、（第卅六行）駕字俱未損；（第卅六行：夷體泉室）室字也未挖成堂字；天地橫潰之潰字顯然可辨”並據此斷為“宋拓無疑”。且筆記又云：“1959年1月3日歸上海文物保管會保存”，余按此拓為清內府藏本，有石渠寶笈、嘉慶御覽之寶等印，則吾不知此本終落於何處？抑或故宮所藏兩本無此本在內？另《敘錄》此碑釋末句云： 清康熙中無錫秦氏有翻刻本甚精。
此論亦不知何出。仍舉惺吾先生《評碑記》曰：“今關中有重刻全文鉤摹精甚，其底本當是唐搨本，未知今在誰家，惜不得一見之，是碑無錫秦氏亦有重摹本，然不及此全文者遠甚。”至於七十三歲處衰年亂世仍念念不忘：“近日陝人傅氏以所存之字按原碑字數盡換刻之，重複拉雜不顧文理，唯翻刻頗精，無識者以為是得舊本重翻，其實盡出杜撰”。
至於是碑書藝之論，余亦從王元美：“如郭林宗雖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其他如《來齋金石刻考略》卷中、《金石文字考略》卷六、《石墨鐫華》、《墨林快事》見仁見智可供參看。
此策札記作完，或謂《敘錄》收碑帖一千六百通，成書亦早，不宜輕易苛責。則吾復何言？
蓋可以余嘉錫先生語解嘲乎？“譬之射然，紀氏控弦引滿，下雲中之飛鳥，余則樹之鵠然後放矢耳。易地以處，則紀氏必優於作辯證，而余之不能做提要決也。（《四庫提要辯證》序）”
是成於2005年尾，大戰在即，書之以休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