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工作
主要從事內分泌代謝疾病臨床與實驗研究，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研究重點為糖尿病及其遠期併發症機制與早期防治。1991年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自主功能性甲狀腺結節高功能機制研究”。主持並完成“九五”國家醫學科技攻關項目“2型糖尿病腎臟病變早期發現及防治研究”。
香港記者
楊永年，四川涪陵人。歷任國內編輯，香港記者。著有詩集3部、散文集1部、報告文學集1部，編輯散文集1部、攝影集1部等。
以前任職
楊永年同志1934年7月出生於今商洛市商州區沙河子鎮黨塬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50年12月參加工作，1955年12月加人中國共產黨。歷任商縣(今商州區)糧庫保管員，洛南縣糧食局會計、副局長，洛南縣財貿政治部副主任、縣革委會生產組副組長、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縣農辦主任，商洛地區機械廠革委會副主任，商縣革委會副主任、縣委常委、副書記，地區外貿局局長，商洛行署副專員、專員，商洛地委委員、副書記、書記，商洛地區人大工委主任，商洛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等職；中共十四大代表。
深入調研
1988年11月楊永年同志擔任商洛行政公署專員後的第一天，就驅車先後深入商南的趙川，丹鳳的巒莊庾家河，洛南的張坪，山陽的漫川，鎮安的柴、達、木，柞水的萬青，研究調查，總結民眾的實踐經驗，清理自己的工作思路，一跑就是二十多天。到第二年初的全區農村工作會議上，就明確提出了“決不放鬆糧食生產，大力發展多種經營，積極發展城鄉工業，多方努力開闢財源，嚴格控制人口增長”，達到三年糧、錢雙超億目標的40字指導思想。為了把這一指導思想更好地落實，這一年他下基層103天，先後深人到14個區、23個鄉、26個村、158戶、23個廠礦、7個企業單位搞調查研究。他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下基層聯繫民眾，不是‘身入’，而是深入。目的是吃透下情，看我們的決策符合不符合民眾願望，問題解決了沒有，解決的怎么樣。”在調研中他發現，鄉村幹部很難記住那幾十字的指導思想，更不用說民眾知道和牢記了。因此，他歸納出通俗形象具體的“五個一”，即：到1992年農村達到戶均一年修一分基本農田、戶均新造一畝經濟林、戶均一人掌握一兩門實用技術、戶均一年出售一頭商品畜、戶均有一人從事非農產業。以此來保證三年糧錢雙超億目標的實現。這“五個一”經地委行署討論認定後，他在1990年元月的全區農村工作會議上，作為商洛人民脫貧致富的奠基工程而布置。這一工程後來得到田紀雲副總理的稱讚。 1990年8月楊永年同志接任商洛地委書記，他做的第一件事還是下鄉到民眾中去走訪。這時他深入基層鄉村，一方面是看一看“五個一”的落實及收效，另一方面是為提出比“五個一”更全面更準確的山區建設方針而去吸收營養，採納智慧。他以九天時間，又一次到商洛最偏遠的鎮安縣柴坪、達仁、木王幾個區。他在總結、借鑑前幾任地委領導人提出振興山區方針和吸收新營養的基礎上，於這年10月召開的地委工作會議上推出了大念“山字經”，走“依山致富、興林抓牧、治坡造田、開礦辦廠”的路子。這就是後來家喻戶曉的振興商洛經濟的“十六字”方針。與此同時，對全區總體工作提出了抓“治黨、致富、治安”三件大事。 如今看起來，這些東西似乎有些古老、過時，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至九十年代都是動員、號召、導引、統領商洛200多萬人越過溫飽線、走上致富路的一面旗幟，有著不可估量的歷史功勳。正如1992年田紀雲副總理視察商洛時所說，商洛山高地薄，人均不到一畝地，卻能解決200多萬人的溫飽難題，這是前無古人，是過去舊社會任何朝代也辦不到的。
關注民生
1988年8月，商州市和柞水縣沿秦嶺主脊的幾個鄉遭受了毀滅性的洪災，人民民眾的生活和生產遇到了極大困難。這年農曆臘月，他到受災最嚴重的柞水縣九間房，一連查訪了28戶人家，問寒問暖．問年關生活。所見所聞使他憂心忡忡，他立即與隨同的地、縣領導和民政部門的幹部在鄉上現場辦公，決定給每個受災民眾供應麵粉10公斤、大肉1斤，每戶供應黃豆7公斤。並讓縣上買兩車蔬菜、一千米花布和油鹽醬醋、鞭炮、春聯等，送到災民手裡，讓受災民眾和往年一樣過好春節。事後他將年關民眾生活安排標準編成順口溜：“家家做豆腐，戶戶蒸白饃，臘月三十吃大肉，正月初一吃餃子，小孩個個穿花衣，村里敲鑼打鼓迎新春。”使幹部民眾都能記得住、看得見。後來省上領導來檢查生產救災工作時，連聲說好，認為既生動形象，又具體實在，成了當時省、地民政部門的工作標準。國家民政部還在有關檔案中將此做法推廣全國。 1992年臘月，楊永年同志手拄拐棍，踏著積雪，冒著寒風，去連年遭災的商州市楊斜東嶽廟堡子溝村。當他走進村民陳良厚家後，得知其長年有病，債台高築，其妻和75歲高齡雙腳殘疾的老母親經常外出討飯時，淚流滿面痛聲疾哭，挽著其母的手愧疚地說：“我們的工作沒做好，讓您老人家受苦了。今後不要再出去要飯啦，有事寫信到地委，我叫楊永年。”他立即召集有關部門的領導現場研究，決定由地區直接下撥10萬斤返銷糧，限臘月二十六日送到民眾手裡。在此之前的10月，他到山陽縣漫川檢查農田基建時．得知有一兒童在上學路上不慎摔了跤，一腿骨折，因家裡困難一直末進醫院，便叫陪他檢查的縣上領導李邦印同志帶他去看望。到該孩子家把困難情況問明後，他從自己身上掏出200元交給其大人，並派自己乘坐的小車，當即送往商洛醫院。又給商洛醫院打電話，要醫院組織最好的大夫做好手術。一切安排妥貼後，他語重心長地對坐在一起的縣、鄉幹部說：“老百姓什麼時候最需要我們?就是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幹部要出現在民眾面前，並幫助民眾解決困難，這才是共產黨的幹部。否則，高高在上，不知民苦，不解民難，遲早會被民眾把你趕下去的。”他回地委後，還專程去醫院探視。出院後，他又派自己的小車送回漫川。至今山陽人民還經常念叨這件事情。
上世紀七十年代，楊永年同志擔任商縣縣委副書記，主管財貿工作。當時商縣百貨公司職工劉丹扛，全家七口人，5個孩子中有3個正在上學，靠一月四十多塊錢的工資很難維持生活。幾個春節都是大年初一就出門討飯。怕街坊鄰居笑話，每天早出晚歸，兩頭不見天。一個大學畢業的國家職工竟落到如此地步，使其產生了輕生的念頭，想結束生命……。楊永年同志從走訪中知道這些情況後，1978年臘月二十八日上午讓妻子南彩絨和大兒子楊長治，擔著擔子，提著罐子，來到劉丹扛家，從籃子裡拿出米、面、肉、豆腐、白饃、豆渣饃等擺了一大攤，最讓其感動的是還有一罐醪糟醅。此舉感動得劉丹江喉嚨哽噎，說不出一句話來，兩眶熱淚，直往下流。
類似於這樣的事情還可舉出很多很多。當我們知道這些樸實無華的“故事”後，對每至清明時節他的墳頭總有許多不知名者獻上鮮花、糖果、菸酒之事，就不難理解了!這不是簡單地懷念一個人，而是人民民眾懷念一代基層共產黨人的真情實感。
關愛幹部
為了培養一支甘為商洛人民脫貧致富的幹部隊伍，仙殫精竭慮，言傳身教，在實踐中發現，在工作中培養，大膽提拔，放手使用，無私無畏。這叫一些任人唯親買官賣官的政治腐敗者聽起來，就是不可思議的“天方夜譚”。
他對幹部從不求全責備，只要思想素質好，政治上求進步，肯乾敢幹，就大膽使用，賦予重任，特別是年輕幹部。商洛市政協原主席唐慶華、市人大原副主任李邦印，當年在商縣時分別是糧食戰線上的普通職工、鄉下的公社書記，就是在他的提攜舉薦下，一步一個腳印走到今天。
1990年雷生輝擔任商州市市長後，楊永年同志曾將其約到辦公室專門就用人問題交談了近三個小時。在紀念楊永年同志逝世十周年的時候，雷生輝同志已調任省扶貧開發辦主任，他在撰文回憶這次交談時說：至今我還珍藏著老書記關於用人的“經驗之談”。老書記說：”古人講，國有三不祥。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不祥’就是不吉利，有衰亡的兆頭。一個當權者，用人者，有人才而不識，識了人才又不用，雖用了卻不讓其擔負重任，有這‘三不祥’，你就幹不成事，幹不成大事。”正是得益於老書記的開啟和指點，我才始終堅持大膽選用德才兼備的有識之士不動搖。
楊永年同志將他的一腔熱血、畢生精力獻給了黨的事業，獻給了商洛人民。1993年12月4日在丹鳳縣巒莊調查研究工作時心臟病突發，病倒在一位農民家的土炕上，12月23日與世長辭，終年59歲。
雖然楊永年同志已長眠商洛山15年了，但商洛人民永遠懷念著他。
清朝官員
楊永年，福建船政輪船“福星”號管駕。船政輪船在閩台海峽海面和祖國海疆，擔負著繁重的海上救險任務，堪稱海上救護神，深受國內外人士讚揚。1872年6月25日，英國商船“吞頓”號、“絲馬兒”號在台灣基隆遇險。英國政府急忙請求中國政府給予救助，朝廷命船政儘快派船前往。船政決定把這艱巨的任務交給富有經驗的“福星”號管駕楊永年。楊永年迅速帶領全船官兵，馳往基隆。在茫茫大海中，他們終於找到了英國遇險船隻。落難的英國人盼到救星，喜出望外。中國艦船幫助他們脫離險境，引進安全的港灣。這是福建船政輪船水師第一次在國際搶險急救中發揮作用。這次成功解救，使得船政名聲遠楊。1873年10月，沈葆楨主政的船政當局上奏朝廷，為艦長楊永年等人請功，朝廷給救險官兵諸多獎賞。
防疫處處長
楊永年,（1901--1987）字松亭，遼寧鳳城人，於1928年10月獲得日本文部省授予醫學博士學位後，在河北大學醫學院擔任了一年多教授。1930年4月但任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簡任技正兼防疫檢驗系主任，開始從事衛生防疫事業。1931年被衛生署派赴歐洲波蘭、捷克、匈牙利、德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及瑞士等國考察生物學，並在英國皇家醫學院研究生院、美國中央衛生研究院研修生物製品二年。楊永年先生於1934年從歐美考察回到南京，擔任南京中央衛生試驗所所長。
1938年1月，楊永年被派為西北防疫專員，帶領國際聯盟防疫團在西安工作。1938年6月，又被國民政府衛生署派為西北防疫處處長。兼任蒙綏防疫處處長、西北衛生專員、清理煙土委員。期間與鄧寶珊過從甚密。6月20日到蘭州任職，從西北防疫處前任代理處長楊守紳手中接管了西北防疫處。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楊永年奉命離開蘭州到上海籌設中央生物化學製藥實驗處，後擔任處長。
新中國成立之後，1950年，楊永年奉調到武漢的中南生物製品所擔任所長，後調任河南醫學院副院長。
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楊永年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接受審查，造反派組織到所在單位進行調查。“文化大革命”後，落實政策。楊永年由河南醫學院副院長調任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顧問，主任技師。1987年楊永年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6歲。《甘肅防疫志》[甘肅省檔案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