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楊敏之1933年四月出生於河南省豐潤縣豐登塢鄉楊家莊
讀書時期在村里積極參加抗日組織兒童團活動，後入唐山省立中學就學
1947年因家庭困難而輟學。同年參加革命工作,先後在中國共產黨開辦的豐潤縣銀行任會計、會計股長。
1948年冬選調入冀東區黨委南下工作團第三大隊第八中隊,不久隨軍南下。
1949年7月在河南新鄭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進入湖南,分配到湘南工作。先後在零陵地區幹部學校和零陵地委任會計和總務長。
1952年9月至1954年10月,任江華縣一區、四區區委副書記、書記和縣委宣傳部副部長。
1954年11月調衡陽,先後任湘南區委黨校教研科長、衡陽地區科技辦公室副主任、衡陽市委宣傳部長、市委常委、秘書長。
“文化大革命”中遭衝擊,下放到市五七幹校勞動。
1970年2月後,任衡陽市第三機械廠革委會主任、市革委會辦事組副組長、市工交辦副主任、主任。
1973年11月後,任中共衡陽地委宣傳部副部長、衡陽市委副書記、市長。
1983年8月,衡陽地區與衡陽市合併,地改市,任衡陽市委副書記、市長。
1985年任中共衡陽市委書記。
1988年3月至1998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
1994年兼任湖南省小城鎮建設領導小組組長。
是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十三屆、十四屆中央紀委委員。
2014年7月29日凌晨2時28分，因糖尿病併發症在湖南長沙去世，享年81歲。
個人事件
2007年3月郴州“官場地震”後，受南方周末特邀請楊敏之點評湖南郴州市前公安局長孫湘隆甘冒丟帽甚至丟命風險抵制原紀委書記曾錦春貪贓枉法的正義作為。楊敏之說了這樣一番話：
孫湘隆的事情我聽說了，包括他下面的陳正民被曾錦春 “雙規”的事我也聽說了。
我曾經說過，在一個地方，一般是市委書記說了算，在當時的體制下，對李大倫是沒辦法監督的。誰敢監督比自己官大的人？誰敢監督管自己的人？誰又敢堅持原則不唯上？很多腐敗案的當事人都是一把手，李大倫在郴州可以稱王，這個教訓是很深刻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孫湘隆真的憑自己的原則性和一身正氣頂住了壓力，那真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話說回來，在現在的制度下，指望人人都像孫湘隆這樣也是不現實的。如果僅僅靠個人的覺悟來防止腐敗、抵禦腐敗，那肯定是不行的。舊的體制上的障礙才是問題癥結所在。我認為這裡至少有四個結：
第一個是權力越位。溫家寶 總理在今年全國“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說過，“反腐敗首先還得從制度上入手。因為造成腐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權力過於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權力沒有邊界是最大的禍害，而我們的權力之間沒有邊界或邊界模糊。這種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必然給尋租活動提供土壤和空間。
第二個是反腐敗的主體錯位。除了必須依靠黨的自律以外，還應該讓人民也成為反腐敗的主體，也就是黨要喚醒人民反腐敗。溫家寶總理說，反腐敗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減少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加強人民對政府的監督”。
第三個是監督缺位。從縱向上講，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們建立健全了各種監督機構，從表面上看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監督體制，但是從結果上看，往往只有自上而下的監督，而無自下而上的監督。
第四個是教育失靈。從這幾年的事實大家可以看到，教育不可謂不多，但腐敗蔓延的勢頭卻並沒得到遏制。這說明，反腐敗教育雖然重要，但教育只能影響人們的選擇，而不能決定人們的選擇。當體制、機制、制度給人們留下較多的作惡空間時，教育必然失靈。這是人性使然。你提倡什麼並不重要，而制度的導向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跑官要官買官能夠得手，就會有人去跑、去要、去買；如果講假話，搞政績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會有人去做；如果“一把手”說了算，就會有人在一把手面前卑躬屈膝，溜須拍馬，等等。但是有的人看不到這些，他們老是迷信空洞的說教，甚至不惜浪費巨大的資源。
人物評價
“敢於直言”是眾人對楊敏之的一致評價，也被認為是官員身上難得的特質。熟悉者稱，楊敏之膽識過人，晚年更勤于思考、敢於反思。 作為南下幹部，楊敏之的高中文化已屬高學歷的代表。他說起話來，條理清晰，善於用老百姓的語言，又帶有哲理。
說話直接、實事求是的性格也讓楊敏之在進入湖南省紀委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在退休後，其對反腐與制度的思考也深入。楊敏之更是直言“反腐敗實質上就是與舊體制、舊制度的反覆較量”、“只有改革，才能遏制腐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