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波縣誌稿》，對梅山學館有這樣記述：“民國十一年以前，各鄉國小，尚不成立。出其門者，徑直投考中學，多列前茅。” 從它閉館至今已近80餘年，但它的聲望現今還得到水族民眾的稱讚。考察梅山學館的發展軌跡，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1867年至1897年的三十年——為初創發展階段；
二、1897年到1922年的二十五年——為教學成熟，成就最高的黃金階段；
三、1922年至1927年——由於新的辦學模式的衝擊，加之潘樹勛病故，學館關閉，為結束階段。
水族自古就有自已的語言和文字。現當代學者已經證明：水族古老文字——水書，與華夏甲骨文同出一源。由此文字撰寫而成的，集水民族自己的天文曆法、宗教迷信、哲學倫理、文學藝術於一體的古老典籍——《水書》，構成了中華文化中獨具特色的水族“水書文化”。古老文字表述出來的文化意識，至今還在主導著水族社會。但就水書這一文字本身來說，在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之後，到了明清時期，逐漸遠離語言，只停留在古老宗教儀式的活動中，而又只為少數的水書先生一群人所掌握運用。這一古老文字的致命弱點，加上漢文化的浸潤，“水書文化”就注定了要被另一種新文化代替的命運。清代中國西南“改土歸流”徹底完成後，漢文化對各少數民族的影響逐漸顯出強勢。於是，水族社會悄然興起了“漢文化熱”，從清乾隆年間開始，不少的漢族教師被聘到水族地區教私塾，以後，經百餘年的發展，逐漸地演變成為了水族學者自己辦教育，傳播漢文化的新局面。梅山村的家族私塾學館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誕生的。 潘一志的曾祖父潘鍾靈出生時，家境已擁有了20來畝水田。衣食不愁後，讓潘鍾靈有更多的時間和興趣去參與農田以外的活動，他交友互往，行蹤遠涉。廣泛的與外界接觸，使得他學會了漢話，並略通漢文。擴大視野，長了知識，於是他將長子潘文秀讀書學漢文作為一件大事來做。潘文秀果不負重望，考上了縣學生員，成了梅山村乃至周邊村寨中第一個漢文化的秀才。
潘文秀進縣學，真是天荒得破，整寨整個家族喜躍忭舞，不能自禁。潘鍾靈更是大悅過望，他出錢出力在梅山寨門外豎起了兩塊“秀才石”，把它定為家族的大本大宗，以激勵後人。這兩塊“秀才石”，如今還豎立在梅山新寨的村中。兩塊原始片狀巨石右低左高，並列相側而立，石距近1米寬，右石出地面約1.5米，左石出地2米有多，其上無字，現今石片上長滿了藤蔓。歲月的滄桑並沒有消磨此石對人們的鞭策和鼓勵，“梅山學館”正是在此石的激勵下成長壯大的，潘文秀、潘樹勛、潘一志三代文人，正是在此“秀才石”的啟迪下擎起了水族地區的漢文化教育大旗，而且獨領風騷幾十年。
潘文秀在縣學學成之時，正值清鹹豐、同治年間的水族潘新簡農民大起義風起雲湧，此時的水族文化與漢文化伴隨著政治軍事的對抗也產生著對立。這種局面讓潘文秀一時無所適從。戰亂科舉也不暢通，潘文秀便回鄉辦私塾教授族內子弟。此時的梅山學館只教授自家的子弟，以後才擴大到招本寨本族外的弟子入學。
梅山學館在自己的初始階段就以積極的態度關注著水族的社會生活，培養了幾位傳播漢文化的塾師。在潘文秀教育的家族子弟中，其中有他的獨子潘樹勛、侄子潘樹儒、侄曾孫潘茂輝等，三人都是學成以後當塾師的。對於子孫輩的成長，父潘文秀傾注了畢生的心血。
潘樹儒初次受聘到離梅山30多公里的壩街村去做塾師，剛到任就受詰難，一氣之下趁夜而回到梅山。潘文秀知道後，令其連夜返回，他要侄子為梅山爭氣。潘樹儒平時文章尚好，就是弱於詩聯應對，這次是答不上人家出的譏諷聯自覺無顏跑回來的。潘文秀問明出聯是“樹大根深不住無毛鳥”後，當即一笑，隨口答道“河涸水淺豈藏猛蛟龍”。樹儒驚起，撥腿便回往壩街村趕。天亮時潘樹儒掛出潘文秀送給他的應對聯，壩街的人並不知道潘樹儒的一夜奔波，個個服氣。潘樹儒得此教訓，以後專攻詩聯，成為了遠近頗有影響的詩聯能手。在潘文秀的幫助下，在村外遊走教書的潘茂輝，一直把塾師當到了民國初年，行跡遍及了水族山區，直到自己老死方止，為水族地區的教育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潘文秀等到兒子潘樹勛的學識水平趕上自己後，便將家族私塾交給兒子，自己專心做學問，創作詩詞。偶爾他也到學館去，講講學以解兒子的勞頓。
梅山學館傳潘一志的父親潘樹勛之手時，已經辦學20多年，學館擴大，生員增多，由只收家族子弟入學，發展到招收村外的學生入學，逐漸辦成了一所頗具規模的塾館。梅山學館的開創是歷史發展之使然。經考證，潘文秀是開啟水族人學習漢文化，並取得功名的先驅，也是水族人自己教授漢文化的首批漢學學者。
在潘文秀主講教學時，學館每年只有幾個學生，而到潘樹勛主講後，學館招生的面擴大了，教學的層次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梅山學館此時已由家族啟蒙師塾，發展成了適應社會需要的青年學館。讓梅山學館發展壯大，並領水族地區漢學塾館之先的塾師應是父潘樹勛。
潘樹勛（1864—1927），名秋，字小桐，幼年就接受其父的嚴格教育。“才智以德行節操成長”是潘文秀對樹勛的要求。潘一志在記述其父、其祖時有這樣的記載：“先嚴幼受庭訓，先王父督學嚴，而尤以節操相淬礪”。“督學嚴”的潘文秀將潘樹勛造就成了年少就通讀四書五經的神童。
潘樹勛隨其父堅持家學，直學到二十多歲，才到縣城裡李肇同門下再深造。李肇同是荔波縣名宿，其德行和學問都是士林的表率，潘樹勛受業其門下，學問大長進。學成後，潘樹勛也不意科場，回鄉接手父親執教的學館。
此時的潘樹勛已年近三十，二十來年的積學，他已是飽學之士，加上他在李家門下受業時頗得李肇同賞識，因此梅山學館很受社會的歡迎。投學者逐年遞增，家裡的住房遠遠不夠用了，於是潘樹勛求得父親的同意，決定將學館搬出村外，擴大招生。校舍選在寨南門外，水田中央的一座小山丘上。經鄉親們的通力合作，一座新型學館建成。山丘上下原是一大片的松竹林，建好的學館就座落於竹林之中，加上野生的梅花，頗具中華文人追求的境界，是一處讀書的好去處。學館除講課的書屋外，還建了學生留宿房及伙房。那小山丘頂原本就平整，四周松竹花草茂盛，稍稍修理，一個學生休閒、運動的院壩就出來了。在學館的北面山丘下，迎著小溪築壩攔水，一潭被竹林圍護的清水潭，便成了學子們的“清神池”。潘樹勛在父親的指導下，在學館東面的荒地上破石開鑿一口水井，解決了就地飲水問題。水井鑿好後，潘樹勛命名為“文秀井”。
建好的新校舍迎來了第一批學生，學生中的年齡差距很大，學習的程度也有所不同。為方便教授，潘樹勛將學生分為啟蒙班和提高班兩個班，提高班的學生家遠者可免費留宿。為方便管理，潘樹勛將家搬出山寨，在距學館百十米的山腳下，祖上所立的“秀才石”旁，就是後來被叫做“新寨”的地方築屋安居。家居與學館遙遙相對，潘樹勛在這裡一乾就是三十來年。經幾年的努力家族私塾擴展成了完全的留宿學館，招收的學生擴展到了鄰縣。由於要求留宿的學子越來越多，梅山學館辦成了青年學館，啟蒙班便只成了附屬。
民國前後，是梅山學館辦學的鼎盛時期。學館裡兩代人設壇講學，遠近學子多會於此師從。青年學子喜歡這雅正規範的學館和幽靜的環境，更喜歡這一對父子塾師。就是晚上，桐油燈下先生的講經說典聲，也令學子神往。梅山學館的教學，在當時可稱得是典型的學以致用，學用結合。無論寒暑，無論春秋，祖父的梅山學館堅持長年全日制教學，農忙時便放農忙假，讓學生回去幫家裡做農活。因此很受鄉人的歡迎和支持。教授的課程除傳統的漢學學館的四書五經外，還有文章作法、珠算、賬簿、貨殖、中醫及農用方技。除此，先生還將本地歷史、風物、傳說等編成教材，教學生了解社情，了解書本之外的社會情況。潘樹勛考慮到，水族人的日常生活、生產勞動、倫理道德都離不開《水書》。梅山學館還兼顧水族的“水書文化”教學，也講授水民族的《水書》。這種將漢族文化和水族文化融合在一塊的教學，更受四鄉水族民眾歡迎，因此每年有30來名青年學子宿館聽課。一時，荔波、三合、都江三縣邊區的青年子弟以能到梅山學館深造為榮，於是學館越辦越紅火。《荔波縣誌稿》有記載：“荔波、三合、都江邊區學子先後受業者數百人。”從縣誌的記載中可想見當時的盛況。
學校辦得有規摸後，每年幾十個人的吃喝問題，要依賴村寨解決，這到促進了梅山的農副業生產。雖然梅山學館不以生產為教學內容，但是那些逐年完善學館環境的勞作，還真是村民和學子們共同勞動來完成的。比如“文秀井”和“清神池”的開鑿及“仲秋曬書”等都有學生參與。梅山發達的農業，良好的生態環境，也給青年學子們增加生活上的自然食品。每年春夏，學館四周的竹筍學子月餘食用不完，加上四周水田的黃鱔、泥鰍和小溪的魚蝦，可是葷素間搭，每人都能省下不少的菜金。
一個好的塾館，除了有好的塾師、好的環境，學館的藏書也是吸引學生的必要條件。梅山學館的藏書，在水族地區可算首屈一指。每年的“仲秋曬書”，也就成了人們長久的談論話題。每當第四批端節（水族的年節，在農曆九至十月間，總共分七批過端）來臨，我們三洞鄉的潘姓人家，都沉浸在喜悅中。就在這一時段里，梅山及鄰村的村民們，能兩次嗅聞得到股股的樟油濃香，這香氣是從梅山學館裡飄漫過來的。隨著學館藏書的逐漸增加，為了防霉和殺蟲，每年秋天，祖父潘樹勛都要把所有藏書搬出館外進行晾曬，與此同時，要將蒸餾出的樟樹油噴塗藏書室的書櫃、書箱。蒸餾樟樹油，就成了祖父一家人每年端節前必做的一項技術活。每當蒸餾製作一開始，樟樹油的香味就瀰漫四周，此時鄉親們便知道樹勛先生要曬書了。待晴天一現，在秋陽下，整個學館就忙碌起來。近萬冊圖書，要依類按架搬出搬進，師生一齊動手，至少要三五天才能完成。當所有的教室、走廊及院壩攤滿書籍之後，樟樹油濃濃的芳香又從學館裡幽幽地飄出來，漫過田野，飄進村中的木樓，飄進端節前的每一處場所，香味襲人，令人振奮。不少的村民，不自覺地走近學館來觀看曬書。因為怕搞亂圖書的排架秩序，怕一些孤本善本受到損傷，所以，曬書時謝絕外人進入。遠遠近近尋香而來的人說觀看曬書，也就是隔著學館的圍欄，聞著馨香，靜靜地觀賞端節前這神聖的場面。這就是梅山學館於端節前，送給各寨村民的一種獨特享受。
梅山學館培育的學生，大多數都是三縣邊區的子弟，他們學成回去多數也是當地的塾師，為傳播漢文化在作薪火相傳事，而這一薪火相傳運動的軸心正是梅山學館。從這一意義上講，梅山學館就是當時民間層面的“師範學堂”。查史，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荔波始設縣學，縣學也只能在縣城，教授也是朝庭委派的。水族地區設義塾一直要等到光緒元年（1875年），而僅有的三所義塾，都不在梅山寨所在的三洞裡。至於要在三合、都江、荔波三縣交界地的水族山區設學館，那根本就是連想都不要想的事，而梅山學館卻作了這空缺的填充。梅山學館的創立，早於朝庭設義塾的前8年，直到梅山學館創辦32年後的宣統年間（1909年），三洞鄉才開始有朝廷設的初等國小。在這近兩代人成長的漫長時間裡，還是梅山學館和由它培養出來的一批批塾師，承擔著水族地區的漢文化教育。據此，說梅山學館獨領塾館風騷一點都不過份。
就在梅山學館鼎盛期，中華大地新型公立學校興起，到了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水族地區的私塾教育形式終於走到了盡頭。潘文秀於光緒二十八年（1903年）辭世，潘樹勛一直將梅山學館辦到1927年，最終因年老體病和新型學校的衝擊，梅山學館只得關閉。潘樹勛在畢生的教職活動中堅持課餘寫作，所著作品《小桐詩鈔》、《在教雜錄》及《泐睢民謠》等，可惜皆毀於1929年的兵燹大火，只有部分詩作流傳民間。一首《貪官》表達了潘樹勛對時政的態度：
“設吏為民役，盡見役民官；民役官不見，役民官不完。”
這種呼籲為民的官吏產生之吶喊，可現出梅山學館的“民本”思想教育的深度。現被收入中國歌謠集成的《三都縣卷》的76行詩《錢歌》極富哲理和辯證的思想，將金錢的利弊剖析透徹明晰：“你去我不煩，你來我不歡”。對錢與物，潘樹勛的超凡而實際，在這詩中透出的境界是何尋的放達。
執教一生的潘樹勛就在梅山學館閉館的當年死去，凡他教授過的子弟及子弟的後人無不悲痛萬分。水族治喪叫“開控”，為潘樹勛開控的那些天，三縣邊區的幾代學子自發雲集梅山，頓時悲聲四起，哭聲撼天動地。幾天的治喪，加上親戚和周邊村寨的人士，奔喪弔唁者人數逾萬，一時“控”堂人涌如潮，蘆笙舞場人山人海，龍獅飛舞，炮聲聒耳，熱鬧非凡。梅山村外竟成了集市。出殯時，送葬隊伍延綿數里，首尾不相見。送葬的人們由百丈白布牽引，在阡陌山路間送走德行和學問都享譽四鄉的一位師塾先生。在這恢宏的佇列里，在這瀰漫於學子們的哀思中，人們看到了梅山學館的業績。閉館以後的學館及它的塾師，作為民間口碑的材料不斷在流傳，至今於三都、荔波的水族社會中，當年開控時的盛況還被描寫得有聲有色。當時，送葬歸來的正餐，殺馬數匹，宰牛屠豬數十都為學子親朋所資。人們送走亡者，歸來會飲村寨，由於席數之多，已無桌席，好在是中秋時節，村外田裡空閒，人們就在田壩間圍著梅山學館，以天為帳，以地為席，遠近的親友、學子會飲田間。用谷桶（撻斗）盛糯飯，將破開的竹子去內節連線為渠，導引酒水至村外席間，讓飲者們自取飲用，肉和豆腐應有盡有。
當“控”散人終後，梅山學館的歷代弟子，到學館去告別，又是一番的哀傷，此時哀中的感激同樣震撼人心。關閉了的學館，在自己歷史的終結點上送走了主人，迎來了回歸故地的學子。講堂及幾間房屋內同時響起了讀書聲，他們在誦讀師恩，他們在告別過去，他們和梅山學館同時也在展現一種輝煌。
1929年，一場兵災大火吞沒了整個三洞鄉的二十八個大小村寨，梅山村及學館地無法倖免。大火燒了幾天幾夜，梅山學館的木板牆壁檁子椽皮都被燒盡，而講堂的幾根大柱就是不倒。被燒焦的六根大柱，遙對百十米遠的山下那默默不語的“秀才石”，一直穩穩地立在學館的舊址上。潘樹勛的家人及梅山周邊村寨的人士，沒人敢去動那六根大柱，任它們在風雨中站立，在歲月中消失。那六根柱子至今還在人們口傳中聳立，這種敬畏的情感，完全是對一種文化的傾心，是對一項事業的崇敬。
在以後的歲月里，三洞鄉及其及周邊的水族居住區的學生，漢學文科的成績一直都十分的優秀。這一現象，存在於一個民族接受另一個民族的文化的超越中。重人文學科教育的梅山學館及與它同時代的水族地區其它漢學私塾，承擔了這種超越。從梅山學館學成走出社會，並為漢文化的傳播作出貢獻的現代人物中有不少的優秀分子。就水族的三洞地區，就有三位師從潘樹勛承接教育有所成就的人。一是寨羅村的潘輔之，一是良村的韋紹喬，三是潘一志。三人在梅山學館讀書和在上世紀的三四十年代都被人稱為“水族三傑”。
潘輔之所居住的寨羅村與梅山村一山相隔，兩村同屬一氏族。輔之在梅山學館就讀到1927年考入貴州省立第五中學（設在都勻），1931年畢業回鄉辦教育，以後從軍抗日，抗戰結束後辭軍歸里，設館於本村，培育家境困難未能入公學的子弟讀書，直到1951年逝世。他曾在十多個村寨開辦民間學校，輔助韋紹喬創立鄉縣立完小，並在其校任教。他有一首承繼梅山學館始志教職的詩，很受後人讚譽：“救亡勝利即辭官，育李培桃意志頑；繼把杏壇圖細繪，繡成艷景始心歡。”輔之教學認真，頗具潘樹勛之風度，至今還為鄉人讚頌。
韋紹喬是潘文秀的庶外孫，從小就同潘輔之和潘一志一塊在梅山學館接受良好的教育。直讀到梅山學館閉館後，才考入貴州省模範中學。1931年畢業回鄉任教，1937年自發動議成立建校委員會，撤廟房創辦三洞鄉縣立完小，出任首任校長。他教學有方，三洞國小第五期畢業生中，有8人考入貴州國立師範（設在榕江縣），32人考入都勻、獨山、荔波中學。升學率達百分之一百，韋紹喬因此名動荔波全縣。以後他又在鄰縣三都、獨山等地執教，1944年出任獨山縣府秘書並在獨山中學兼教員。由於性亮直，不附權貴，一年後棄官返鄉辦私塾直到1951年辭世。韋紹喬在文學、書法領域造詣頗深，至今民間還口傳他的很多詩詞聯，他書寫的各體書法如今在三洞、水龍等鄉的墓碑上還能見到。
潘輔之、韋紹喬，二人離世都過早，才華未能盡展，但在梅山學館教育的承接人中，二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梅山學館的學生中，潘一志算是成就最大的一個人物了。他的人生軌跡，最終是在政治活動和史學研究及詩詞創作上展示著輝煌。在教職工作中，作為潘樹勛的兒子，潘一志沒有順從其父親的意願，接辦梅山青年學館，他同潘輔之、韋紹喬一樣，將私塾教育擴展到了辦新學育新人的層面上來繼承梅山學館的辦學精神。潘一志在教界，他任過中國小教員、教導主任和校長、縣教育科長等職，在荔波、榕江等縣任職時，他嘔心瀝血，勤奮工作，曾為當時的教界楷模。現在荔波縣城，尚有七、八十歲左右的一志當年的學生，談起一志的師範行為時，人人肅然起敬。他們說：“潘先生風度文雅，管教學生嚴格，我等受益非淺”、“先生之言清語明，聲靄容嚴，教導有方，講解透徹，使人靜聽無厭，感受深刻。”此種口碑反映出來的，正是梅山學館遺風在新時代的再現。
梅山學館六十年的歷史，在中華史上、在水族史上，劃上的痕跡雖然很淺很淡，但它彰顯的精神——自覺接受漢民族先進文化，促進中華各民族的交匯融合、共同前進的思想——永遠是價值無量，輝煌無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