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當日上午，一架中國航空的道格拉斯DC-2客機由香港啟德機場起飛，原定途經廣西梧州及四川重慶，前往成都，但客機在離開香港空域後，旋即遭到日本戰機追擊。客機在廣東迫降河面後再遭到日本戰機多次掃射，最終沉沒水底，機上18人只有美籍機師、華裔無線電員及另一華裔乘客三人生還。這場空難也被視為民航史上首次有客機遭到軍機擊毀，並引起一定的國際關注。
經過
桂林號（機身編號32）是中國航空屬下的道格拉斯DC-2客機。該機負責來往香港－廣西梧州－四川重慶－成都的定期航線，而航線則由泛美航空承包營運。
1938年8月24日上午8時3分，桂林號由香港啟德機場起飛，當時機上共有14名乘客，以及美裔機師活士（Hugh Leslie Woods，又譯伍茲）、華裔副機師劉崇佺、無線電員羅昭明、及侍者武慶華4名機組人員。約半小時後，桂林號進入中國空域，機師活士發現8架日本水上飛機排出攻擊陣形而來，即把桂林號駛入雲層躲避，然而日本軍機從後追上，並開始射擊。活士將桂林號俯衝急降，並安全降落到一條河流之上。
日機攻擊桂林號之時，無線電員羅昭明已即向外拍電報，報稱“日機追擊”。後來桂林號迫降河面漂浮，機上乘客人員也沒有傷亡，故此羅昭明又電報“乘客均安”。這使到香港在24日的晚報俱指桂林號的人員安然無恙。不過，日本戰機很快隨後趕上，並多次以機槍掃射桂林號的機身，令到桂林號開始入水下沉。由於水流湍急，逃生困難，桂林號最終只有機師活士、無線電員羅昭明及男乘客樓兆念三人生還。
三名生還者對事件的經過有不同描述。活士稱桂林號在起飛後20分鐘於6,000呎高空進入中國空域，已經看到日本的8架水上飛機在前方巡邏。當時廣州戰役雖然尚未爆發，但日本海軍的第五艦隊已經在華南海域部署，並且有一艘水上飛機母艦派駐香港外海。活士將飛機折返香港新界並爬升至8,000呎，等待日本巡哨飛走，在數分鐘後才再次進入中國空域，不料日軍飛機已經爬升至超過11,000呎，並從後追擊，阻止活士折返香港。桂林號迫降後，活士又稱曾經進入機艙，並叫侍者武慶華打開機門，但機上乘客卻沒有離開。活士因此假定機上乘客不諧泳術，而返回駕駛室，最後泅水逃生。乘客樓兆念及無線電員羅昭明，則指活士從未通知乘客離開，後來機門遭人打開後，致使機艙大量入水，眾人才嘗試泅水逃生，然而飛機很快便向下沉沒。
從“桂林號”被襲到迫降沉沒水中，美籍機師活士始終沒有向乘客傳達相關訊息。在張惠長的寓所里，樓兆念了解到，活士在“桂林號”迫降到水面時就馬上跳入水中，他自稱想找一隻小船援救乘客，不料日軍戰機低飛掃射，他在水中浸泡了一個小時才上岸離開。樓兆念在赴澳途中問活士，日軍飛機襲擊“桂林號”時，為何不通知乘客，活士只答當時神經錯亂，不知所措。
相反，副機師劉崇佺在飛機剛降落時，從機前匍匐到機門，看見樓兆念等的傷情，急忙撕開內衣給他們包紮。當有人大喊“打開機門”時，劉崇佺仍回答要等待機師的指令才能開門。可惜的是，劉崇佺最後慘死在日軍的機槍之下。
空難原因與影響
日軍軍方從未公布截擊桂林號的原因，引發不少猜測。其一說法指日軍是打算行剌立法院院長孫科。在香港發行的日文報章《香港日報》曾經承認孫科是這次攻擊的目標，並指日軍飛機本來打算活捉孫科；而孫科原先的行程是在8月24日乘坐桂林號離開香港，但他最後卻乘搭了另一間航空公司。孫科的女秘書後來聲稱自己錯誤安排行程，意外令到孫科避過一劫。亦有猜測認為孫科是刻意發布錯誤資訊，令到日軍截擊錯誤飛機。
桂林號事件對中國銀行業亦有一定衝擊。當時交通銀行董事長鬍筠、浙江興業銀行行長徐新六、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機要科主任王宇楣三人俱在空難中喪生。
桂林號事件是民航史上首次有客機遭到軍機擊毀，在當時獲得廣泛報導。空難後中航及其他客運公司開始將航線改為晚間飛行，並且引進德國的無線電返航系統，協助制定航程。桂林號事件也加劇美國輿論對日本的敵意，但並未足以促使美國決定支援中國抗戰。
日軍襲擊“桂林號”的原因有兩種傳聞。《日軍謀殺銀行家徐新六內幕》稱，日軍襲擊“桂林號”，矛頭直指徐新六。兩年前，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布的《宋子文日記》披露，1938年6月，蔣介石在漢口國民黨一次高層會議上表示要在吳國禎和徐新六兩人中挑選一人擔任外交部長，以加強與美、英等國的聯繫。日本軍部獲悉，決定謀殺徐新六以除後患。
《日機擊落港渝班機“桂林號”》（《中山文史》第47輯）提供了飛機失事的另一種解釋。其中指出，孫中山之子、立法院長孫科當時已經購得班機票準備返回重慶，只因公幹未完，幸而沒有登上“桂林號”。因此，日軍的襲擊目標亦可能是孫科。
桂林號的下場
桂林號在空難後被中航打撈修理，然後更名為重慶號（機身編號改為39），繼續用作客機。為免引起乘客不安，中航在宣傳廣告中並未提及重慶號的前身。1940年10月29日，重慶號在雲南霑益縣降落後遭到日本飛機攻擊爆炸焚毀，機上12人有9人死亡，包括建築師錢昌淦。錢昌淦參建了錢塘江大橋，並在抗戰期間於滇緬公路建造橋樑，身後民國政府將滇緬公路其一橋樑命名為“昌淦橋”，以茲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