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20 世紀60 年代末，在核能、化工、基因工程等領域，有關風險接受性的爭論日益激烈。美國社會學家Starr 於1968 年提出了“多安全才夠安全？”（How safe is safe enough ？）這一問題，展開了對風險接受性的早期研究。經過後來許多學者的努力，風險接受性研究，現在已逐漸發展成為一個以一般意義上的公眾對風險的認知與選擇決策為對象的邊緣跨學科研究領域。
在心理科學方面，它與認知科學和決策心理學直接相關；在管理科學方面，它是風險溝通的理論基礎；在社會科學方面，風險對現代社會建構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傳播學方面，人們對待技術和風險的態度與信息的傳播過程有著密切的聯繫。這些領域所取得的大量的理論和實踐成果，對研究核能的風險接受性有很多有益的啟示。
三里島事故後，已經要求新建核電站的反應堆堆芯熔化機率降低到10 /（堆·年），放射性物質大量外泄的機率低於10 /（堆·年），但公眾對核電的接受性並沒有因此而得到改善。產生這樣的問題有多方面的原因。究其主要原因，是公眾與專家在核能風險問題上的態度存在極大的差異 。
核風險特徵
Knight（1921 ）從事件的結果是否可預見的角度認為，風險可分為機率風險和不確定性風險兩大類。事件的結果和機率可以確定的風險稱為機率風險，反之為不確定性風險。
全世界民用反應堆累計運行時間已達9800 堆·年，但其實踐（或試驗）證據還不足以驗證反應堆嚴重事故的理論估計值———10 ~10 （堆·年） 的可靠性。核安全分析在人因失誤、外部事件、低放隨機效應、廢料安全等問題上的估算中，還存在很多假設（或推測）。其不確定性導致人們對核能風險的性質和結果缺乏一致的認識（DemsetZ ，1999 ）。因此，公眾對核電的風險認知在很大程度上受風險的主觀特徵的影響。根據美國心理學家Slovic 和Fischhoff（1982 ）的研究，這些特徵歸為“熟悉性”和“憂慮性”兩個維度。
美國阿瑞根大學的研究人員，調查了人們對核電和其他類型的發電站的看法，結果表明，和其他類型的發電站相比，公眾心目中的核電風險具有以下幾個特徵———不自願、災難性、恐怖、致命性、未知、滯後和不可控制。核電風險的這些負向主觀特徵，使其風險水平往往被公眾高估 。
核風險廠址
車諾比核電站近年來人們逐漸重視核風險廠址（NRS）在正常運行和潛在事故情況下對周邊國家的環境和公眾可能造成的危害並對其進行分析，這些核風險廠址包括核電站、核動力艦艇和核材料生產、貯存設施等。共同關注的問題是：核風險廠址在事故情況下，放射性核素經大氣途徑遷移到鄰國的機率有多少？此外，三哩島反應堆事故和車諾比核電站事故證明需要對氣載放射性物質的彌散進行分析與評價。
在遠東地區存在許多核風險廠址，涉及俄羅斯、中國、日本和韓國等。幾年前，國際套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制定“生物圈輻射安全”（RAD）計畫，對目前存在的放射性污染問題進行獨立評價（當前主要是針對俄聯邦國家），特別是側重於潛在的跨國界問題，2003年年，IIASA 與中國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加強合作，開展課題包括遠東核風險廠址假想事故釋放放射性物質的跨國界大氣遷移問題的研究。
軌跡模式是描述氣團走過的路徑，近幾十年來一直被用來研究大氣中的動力過程。對於環境科學，其很重要的一點是可以用這類模式建立大尺度情形下空氣污染物源與受納體的關係。近年來，為了評價核風險潛在事故的後果，將該方法與放射性污染物的遷移模擬和分析相結合。目前該方法也與拉格朗日粒子彌散模式（LPDM）相結合用於模擬污染物大尺度的遷移擴散模擬，LPDM 模式可以更真實地表述污染物在行星邊界層中的遷移擴散，在該層中湍流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核電站由於在遠東沿海地區氣象場的複雜性，特別是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受東亞季風的影響，釋放點不同地理位置的影響結果也是很不相同的。在遠東地區存在許多核風險廠址，包括核電站、核動力艦艇、核材料生產、貯存設施等，涉及俄羅斯、中國、日本、朝鮮和韓國等國家，由這些核廠址釋放的放射性物質的大氣遷移的影響都應當予以考慮。在這裡，我們所建立的模擬方法為今後的工作打下基礎。為了評價核風險廠址的事故後果，我們需要了解放射性核素經大氣途徑遷移到鄰國的機率有多少，影響的程度有多大？
利用歷年氣象資料進行計算，確定核風險廠址對周邊國家和地區影響的機率場，以及隨時間（年、季節、月）的變化情況；評價來自核風險廠址大氣遷移的一般軌跡、流場、快速遷移（即小於1 天的遷移）和典型遷移時間，以及大氣遷移到所選關心地區的特徵。在確定了典型影響天氣條件後，套用擴散模式確定污染物影響的範圍和程度 。
關於核風險的討論
（1）任何技術都是個別的，總是具有局部性。
永動機永遠不會存在一個包羅萬象的、一勞永逸的技術，就像永動機那樣，當然也就永遠不要指望技術給人類提供一個絕對安全的港灣。
（2）技術總是開放的，具有超越性。
技術發展的邏輯一般而言，總是後項技術針對前項技術的問題而提出，因而具有滯後性。也就是說，技術上的安全性並不等於現實中的安全性。
（3）技術系統內部是充滿矛盾的，不同的技術之間經常存在相互掣肘的現象。
而且隨著技術的影響越來越大，彼此之間的干擾也不斷加大，某些大的技術干擾所引發的風險往往具有滅絕人類的性質。沒準兒有一天，人類的美好願望還沒怎么實現，其本身已經自取滅亡。這在如今已根本不是什麼危言聳聽，而是近乎準確的一個事實。也就是說，技術已經成為人類的末日殺手。
由於技術發展的後果不但不能最終解決人類的安全問題，卻反而增大了發展的不穩定性，於是這樣的時代被稱為風險社會。風險與人類的發展預期顯然是矛盾的，這個矛盾被叫做“自反性”，以標識科學技術導致發展問題的內在必然性 。
解決方法
在現代發展學看來，發展進步才是硬道理。以至於在發展浪潮的衝擊下，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各國面對科學技術的姿態，驟使科研的投入急劇增加，發展的速度不斷加快，而且現代化和全球化作為與科學技術發展相伴生的一種社會進程，攪動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致使整個社會處於無序和失控狀態。
核反應堆問題在於，發展是不是就單純地是好的。事實上，如果不反思發展的前提、發展的動機和目的、發展的手段等，盲目發展的後果是不堪構想的。在這個意義上，發展並非天然合理，發展是有原罪的。大致說來，科學技術在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益處的同時，也增加了發展熵，使人類的未來越來越成為一個不確定的變數。對人類未來的這種“確定性的喪失”，複雜性理論提供了較好的支撐。複雜性理論與發展理論之間的聯合早在耗散結構理論創始人普里高津和未來學代表人物托夫勒那裡就已見端倪，但是這項工作在新層次上還有很大的開拓空間。事實上，人類當下面對著兩種尺度的矛盾和衝突一一資源形成的地質紀年與資源消耗的發展紀年的矛盾、人類得利的短暫消費紀年與災害後延影響的漫長環境紀年的反差。這就提出了人類幾年、十幾年速生性的發展戰略除了如何面對漫長的自然地質紀年，也要考慮如何應對具有幾百乃至上千年的巨大環境後果的艱巨任務。
核彈頭就目前而言，核問題顯然是人類最大的安全隱患。全世界五萬多枚核彈頭可以將地球毀滅十次以上，再加上不計其數的核反應堆，小小的地球勢如累卵。人類利用核能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即如何從過去和平地利用核能，轉到現在安全地利用核能。那種“一地受益，全球遭殃”小益大害的缺德現象再也不能出現。因為人是族生動物，彼此本相輔相依。這種關係一旦被破壞，後果不堪構想，人類也就永無真正的安全可言。
對此，必須要有超前的意識，特別是要有危機意識，居安思危，謹慎地反思核安全、核開發戰略和政策，杜絕盲目地亂建核電站及核能的無序競爭。人類的文化也應該進入重建發展文化、提高行為約束道德等級的新階段，不再使福島成“禍島”，地球變“地獄”。有了這方面的反省，才可以在後續討論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 對人類區域惡性競爭的控制和消解，重建馬克思的理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