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教授]](/img/f/00f/nBnauM3XzETN2ADO3ADN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wQzL2Y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柯文[教授]")
個人履職
1962 年至 1965 年，先後在密西根大學和安默斯特學院任教。
1965 年到麻州衛斯利學院任亞洲研究和歷史學教授，兼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衛斯利女子學院歷史系主任，並將其主要精力都放到了教學之中。
於1990年、1992年分別編纂了紀念史華慈和費正清的論文集《思想穿越文化：紀念史華慈中國思想論文集》與《費正清的中國世界：同時代人的回憶》。
2003年，柯文教授重新整理了自己的近十年發表的論文，以《變換中的中國歷史研究視角》為名出版，對自己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進行了一次回顧與總結。
理解
費正清（英文名：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1991年9月14日），1907年5月24日生於南達科他州胡龍鎮，是亞瑟·波·費和羅萊娜的獨生子。父親是位牧師的兒子，早年立志跟隨其父從事教會，後從學法律，入考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法學院。1921年畢業後在南德克塔州定居，在胡龍鎮做律師，任市鎮律師。 [1]
母親羅萊娜對費正清的成長影響很大。她出生於德克塔，在芝加哥就 費正清學，最後又回到故鄉，但她所留戀的始終是芝加哥、紐約、波士頓和那裡的文化。她是美國大學婦女協會成員，隨後任該協會一分支機構主席。羅萊娜畢生為爭取婦女權利而工作，參加婦女選舉權的遊行和示威活動，組織各種集會，是位政治上相當活躍的人物，費正清早年的從政志向都與其母親的引導有關。
學術研究
柯文的主要著作有《中國與基督教：傳教運動與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 - 1870年》（1966 年）、《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1974年）、《十九世紀中國之改革》（1976年與石約翰合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984年）、《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1997年） 等。下面主要通過柯文的幾部著作的介紹，了解他史學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認識的發展歷程。
延伸
1929年秋，費正清赴牛津大學。他的專業方向為東亞研究，但當時他尚不具備漢語和中國歷史文化的基礎，好在當時牛津大學的學位論文不要求參加考試，也不要求相關的學術經歷。1931年論文完成後，費正清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是年，費正清在華盛頓美國國會檔案局收集資料，隨後在劍橋和巴黎查資料。
費正清在牛津大學的兩年研究收穫甚豐，他把現代中國作為研究主題，以中美外交和機構史為新視點，他的博士論文正是從以上三個方面探討中美關係的發展史，突破了傳統漢學的局限，具有相當的創新意義。
費正清認為中國研究不應只局限於西方的資料，還應依靠中國本土的資源，考察中國的觀點，這自然要求掌握漢語和在中國的生活經歷。牛津的治學研究隊伍十分有限，而且沒有漢語課程。費正清向羅德獎學金委員會提出申請，羅德獎學金委員會批准了他的申請，費正清成為第一位在遠東地區的羅德獎學金學者。
基督教運動與《中國與基督教：傳教運動與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 - 1870）》（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
在東亞歷史學習中，由於受到語言條件的局限，柯文最初的研究課題是關於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工作，因為畢竟有許多傳教士們留下的英文傳教資料可資參考。1957年，柯文在《中國論文》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論文《戈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對傳教士們在中國的不同傳教方式進行了比較。1962年，柯文又在《中國社會期刊》上發表了《關於清末反傳教士情緒的一些資料》，較為全面地匯集了清末以來基督教運動的歷史資料。1963年，柯文出版了《中國與基督教—1860-1870年間中國的傳教運動及排外情緒的增長》這本完成於1957-1958著作，該著是柯文的博士論文。關於這本著作的撰寫原因，柯文說，首先是便於利用資料來研究中國。因為傳教士的資料是西文，又涉及中國，利用這樣的研究機會可以比較快地進入對中國問題的探討。這是柯文自己對早年研究經歷的解說。在這本著作中，柯文分析了1860-1870這被很多歷史學家視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十年，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與新教）在中國的傳教情況和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而在被選入《劍橋中國晚清史》的《1900年基督教傳教團及其影響》，則更為全面地介紹了基督教傳教活動在中國的起源、歷史和發展情況。
在《中國與基督教》中，柯文主要是循著“傳教士對傳統社會制度的威脅”和“舊制度的反應：反基督教的暴力運動”這一思路，來論述基督教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認為傳教事業有許多不同的影響，每一種影響都引起了中國人一些不同的反應。他特彆強調了傳教過程中代表西方文化的傳教士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維護者紳士階層在思想文化上的衝突，認為“一旦把傳教士對紳士的敵視與紳士對傳教士的怨恨擺在一起看，人們對於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出現的文化衝突的深度和強度便有了一定的認識。”譬如：當時中國許多官，特別是下級官員，反對外國傳教士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紳士比中國任何其他社會階級更加深刻地與中國的文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堅持中國是一切文明中心的主張”所以，他們面對傳教事業的擴展，為了維護舊有的思想傳統就拚命反對基督教的傳播。總之，在柯文看來，代表“西方的”、“新的”、“近代文化”的傳教士與代表“中國的”、“舊的”、“傳統文化”的紳士階層之間的衝突和鬥爭構成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演進的一個側面；傳教運動給中國帶來的衝擊是一個遠為巨大的中西文化衝突的問題，這個問題具體表現在“外國傳教士與中國知識分子的相互誤解上。柯文觀察問題的立意很高。他在他生平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中就提出尖銳的問題。他認為當時研究中國的學者，往往過於重視西方衝擊與中國回應的過程，而忽略其他。包括從另一方面，審視中國衝擊——西方回應的過程。他說，傳教士到達中國時，碰到不少沮喪的遭遇與仇恨的眼光“這是他們來中國之前難以想像的”“他們警覺到這種蛻變，加上他們對中國的情況本來就不滿意……都深刻地影響著他們在中國的情景中怎樣作出回應”。這是柯文在他這本著作的最後一章所提出的問題和想法。這一想法實際上也影響了他以後的治學道路。柯文說，正是從這樣的思想出發，他醞釀研究西方衝擊——東方回應問題。王韜研究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開始的。
![柯文[教授]](/img/9/240/wZwpmL1MjMzcDM2QTN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0UzLzg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柯文[教授]《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 ：王韜與晚清革命》（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柯文的第二部著作《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從1964年著手寫作，到1974年正式出版，歷時十年。這是一部關於王韜與晚清社會改革的評傳，書中，柯文主要討論與王韜有關的幾個變革問題，諸如改良與革命的關係、時代變遷與歷史變遷的區別、以內部的變遷為基準量度社會變遷、“傳統”與“現代”的複雜關係、器物之變與價值觀念之變的對立、 世紀19與20 世紀中國的變遷的地域文化源流等。本書一反“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研究模式的偏頗，注重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連續性，柯文指出：“現代性是一個相對性概念”，“所有社會——無論多么現代——都會保有某些傳統特點”，而過去把傳統與現代性當作兩個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社會文化標誌，是一種非常僵化機械的認識，它排除了傳統文化中某些本質上並非“傳統的”內容，這些內容在現代化的侵蝕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因此，史學家沒有理由把自己局限於“現代的”與“傳統的”這兩個範疇之間，因為每個社會的組成元素中，總有些並不是正好符合這兩個範疇的東西。就王韜來說，儘管他對受“西方”影響的各種變革十分贊同，並成為19世紀70年代制度變革的最早倡議者，但他思想深處的認同仍是“傳統”的。另一方面，柯文仍然“把西方影響中國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觀的程度作為衡量晚清變革的決定性尺度，把19世紀後半葉較為激進的變革形式大都歸結於‘西方的挑戰’”，這種挑戰，在書中被轉化為沿海對內地的挑戰。在書的最後一章，柯文對王韜一代知識分子作了整體性研究，指出近代中國“沿海”具有創新功能，而這種創新只有經過“內地”的認可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取得成功。
柯文在是著中所闡述的思想，真實地反映了他學術轉化時期的中國史觀。柯文開始寫作時所持有的關於“中國”與“西方”、“近代”與“傳統”的假設，在著書的十年中受到了強烈衝擊。這種“衝擊”使他對以前的研究模式產生了懷疑，開始吸收和形成新的中國史觀。
此書對“從中國發現歷史”雖然有所強調，但根據後來柯文自己的反思，當時的這本著作，在分析西方衝擊和中國回應問題上，還是比較多地重視西方影響的因素。儘管如此 ，柯文自己沒有忽略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他說 ，70 年代初期以王韜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鋒報人為主題的研究 ，已經“標誌我漸漸向尋找中國內部的變革的動力的方向發展”。
發現歷史
![柯文[教授]](/img/5/db3/wZwpmL3EjMzEDMygDM0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4AzL4g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柯文[教授]《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1984）柯文在《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剛出版不久就著手於新著——《在中國發現歷史》的撰寫工作，力圖通過對戰後美國中國史研究史著的整理，解決久已積壓在內心的思想矛盾和理論問題。該著在全面批判戰後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模式的基礎上，系統闡述了他所倡導的“中國中心觀”。
柯文在這一著作的前言中，從史學家的任務與寫作前提入手，結合史學家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群體派別，介紹了本書是探討了美國史界研究中國的情況與演繹了一位史學家內心演變過程中某一時刻的狀態兩方面的相關寫作主題情況，同時也以早期的著作為線索簡單地闡述了寫作此書的背景經歷心理思想變化，特彆強調指出了寫作時所持的批評公正性態度，柯文正是在批判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柯文在序言中點明了寫作本書的主題，他說：“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研究西方衝擊之後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最嚴重的問題一直是由於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譯者代序第7頁）即對普遍影響美國史的三種模式前提假設進行界說、分析與批判，分析了產生的原因，說明了中國近代史研究側入角的探討的問題，概括介紹了這些問題的相關背景以及研究方向的趨勢，並逐一闡述了自己對三種模式進行批判的思路、理解與創新性的見解。
本書的寫作特色是先“破”後“立”。作者以四章篇幅從正反面闡述 “中國中心觀”這一主題，前三章分別批判三種種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第四章正面闡述“中國中心觀”的涵義。
第一章《“中國對西方之回映”癥結何在?》主要闡述了“衝擊—回映”模式；介紹了這一理論框架模式依據的前提假設，舉例出其代表性的著作，如鄧嗣禹與費正清合寫的《中國對西方之回應》等，這些著作都把研究視角注意力過多集中局限在中國對“西方挑戰”之回應上，帶有非常明顯的主觀性，沒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範圍交代清楚，並不能說明全部的問題，很容易使讀者和史學家陷入認識與理解上的錯誤境地。作者以晚清歷史及與之相關的歷史事件（如叛逆運動、改革運動、抗外運動）入手反駁該模式。他提出了從事件本身著手進行研究的觀點。
第二章《超越“傳統與近代”》，該章通過50、60年代代表人物及著作、李文森《儒教中國及在近代命運》，費正清等《東亞文明史》（上、下），以及威特福格爾《東方專制主義》等論點，提出“傳統—近代”模式並得出相關聯的論點：中國只有通過外來的強刺激才能從沉睡中驚醒；近代西方，而且只有近代西方，才能發現這一強激；這一震擊過程已經開始，其結束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國文化。接著分析原因，逐一剖析，提出問題的癥結：這種兩分法迫使我們對現象只能嚴格地按兩極來劃分，排除了任何中間的可能；引用了赫克斯特的“歷史能量守恆的假設”，認為在一定特定的社會中，花費在成對的兩極因素身上的能量固定不變的；它採用整齊勻稱的概念，來描繪和解釋根本上不勻稱的現實。最後通過重新界說傳統與近代的兩極對立對傳統的“傳統與近代”提出挑戰。
第三章《帝國主義：是現實還是神話?》主要闡述了帝國主義模式；開頭簡單介紹了帝國主義這一詞語的相關來歷與含義，從而指出帝國主義取向與反對派（贊成帝國主義在政治領域曾起過某種限度的作用）兩種派別。接著分別從帝國主義的新版：世界經濟論、大象和跳蚤；壯志未酬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問題的存在等方面進行逐一分析，旁徵博引，指出其優點與缺點。同時認為此模式與前兩種模式實質上都同屬“西方中心模式”，仍是強調西方的影響。
總之，這三種模式在當時的歷史環境條件下確實促進了當時美國史學研究的發展，但它們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與認識上的局限，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從總體上說就是“柯文認為前三種模式實質上同屬於－西方中心模式.，因為它們都認為西方近代的工業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國社會的內部，始終無法產生這種工業化的前提條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這些條件，因此它們都認為19、20世紀中國所可能經歷的一切有歷史意義的變化只能是西方式的變化，而且只有在西方衝擊下才能引起這些變化，這樣就堵塞了從中國內部來探索中國近代社會自身變化的途徑，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引入狹窄的死胡同”。……（譯者代序第8頁）
第四章《走向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該章是作者觀點的集中體現。作者重申三種模式的弊端及共性：認為都是認識論的問題。提出把中國歷史的中心放在中國並例舉了70年代以來，美國思潮的轉變，及一些代表作，並對這些代表作進行全面評價。認為只要從中國內部來觀察 19 世紀、20世紀的歷史，才會產生一幅與傳統看法不同的圖景。
柯文把“中國中心觀”歸納為以下幾個特點：⑴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的歷史；⑵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縣、城市，開展區域與地方史研究； ⑶把中國社會再“縱向”分為不同階層，推動下層社會歷史的研究；⑷運用歷史學以外的諸學科的理論、方法與技巧，並與傳統的歷史分析方法相結合。這些特點集中反映了柯文對於超越西方所界說的“現代化”是如何衝擊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這一思路的執著追求。
該書首先是一部學術史的回顧，作為方法論上的反思，是一部規範性的學術研究，該書不厚，便學理脈絡非常清楚。其次，該書全面地介紹了戰後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成果及趨向，涉及的美國當代史學學者125 人，對其中的代表人物進行了詳細評介。讓我們有幸在一本書中結識了100多位學者及思想代表作，並傾聽他們的對話。同時每章附有詳細注釋，共319條，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為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創造了條件。
![柯文[教授]](/img/7/fdb/wZwpmL1QDN0QTN0IzN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yczLyE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柯文[教授]《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1997）《歷史學的三把鑰匙—作為事件、經歷、神話的義和團運動》通過對義和團運動個案的研究，就“歷史學家究竟乾什麼?怎樣乾?”這一史學界千百年來的老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探討。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作為事件的義和團運動”是歷史學家筆下的義和團運動的史實，以敘事為主；第二部分“作為經歷的義和團運動”，討論了事件直接參與者的各種經歷：思想、感受和行動等，指出他們對正在發生之事的看法與後來重塑歷史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大為不同；第三部分“作為神話的義和團”，考察了後人是如何圍繞事件的本身，而產生各種神話化了的歷史。作者認為，就上述三條認識歷史的不同途徑而言，後兩條途徑對普通讀者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和影響力。作為事件的義和團，代表的是對過去的一種特殊的解讀；作為神話的義和團，代表的是以過去為載體對現在進行的一種特殊的解讀，對現在仍發生深刻的影響。
柯文在書中，旨在借義和團這一“典型”事件來說明一個歷史認知方式。他指出：“‘我’並不是對歷史任何方面都感興趣，而只對直接影響了歷史學家和神話製造者的觀念感興趣。”這就暗示了《歷史三調》關注的重點不是義和團運動本身，而是不同的歷史認知主體對歷史事件的思考方式和觀念。
所謂的“歷史三調”，實際上就是關於歷史學的三個認知層面。第一個認知層面是“事件”，它是由歷史學家建構起來的，以敘事為主，描述作為一個完整事件發展序列的義和團運動，有明確的起始點和終結點。第二個認知層面是“經歷”，是指對歷史過程的參與。在義和團運動中，參與者包括外國傳教士、清朝官員、華北農民、中國知識分子等各種不同的人。他們留下的關於義和團運動的日記、書信、筆記、口述史料，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充滿亢奮、不安、恐懼等個人感受的義和團運動。第三個認知層面是“神話”，是由神話製造者，主要是政治家和知識精英根據現實需要而構築的歷史，也是一種不確定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容。三個層面的認知主體各有其特點。歷史學家和神話製造者都知道事件的結果，因而他們具有歷史參與者所不具備的廣闊視野。但是，歷史學家旨在發掘所謂的“歷史真實”，著重研究歷史的複雜性、細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話製造者則是為了尋找思想資源，常常會用片面的觀點看待歷史，從歷史中找出個別特點、特性和模式，把他們當作歷史的本質。因此，這兩者在處理史料時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相對後者更加追求歷史的真實性。歷史參與者無法超越時空局限，在對歷史過程進行認知時不夠全面，但歷史參與者卻擁有前兩者所不具備的體驗和感受，他們所留下的資料為歷史注入豐富的內容。
柯文認為，事件、經歷和神話，作為不同的方式來喚醒過去，都是建立在歷史史料的不同體驗上。歷史學家對過去的“重新描繪”，目的“就是了解和概括過去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發生?”。“經歷”（experience）是指“各個不同層面的人們迅速加入的思想、感覺和行動。例如，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北部中國曾經發生過，並促使義和團運動在1900年春夏迅速發展起來的長時期旱災、外國妖魔的壯大、地方軍事化運動的擴展，以及人們對魔法、謠言、狂熱、早死或暴死輕信，都是一種“經歷”。柯文認為“經歷”作為已經過去了的事實不可能在現實生活空間中再現，它們“總是獨一無二的”，“那些摻雜在義和團運動的經歷，就象任何經歷過過去各個階段的經歷一樣是唯一的和不會重複的。”但當現實生活需要這些“經歷”時，就馬上被“加工成神話的形式，這樣的神話便成了社會的一個重要部分。”《歷史三調》為我們展示了解讀歷史的另一種方式。
學術評價
美國漢學的真正崛起，引起全世界矚目的是在1947年。此時，費正清在哈佛全面實施其地區研究規劃，開創新漢學，或稱“中國學研究”（Chinese Studies）。它以其明顯的政策性和現實性明顯區別於傳統的“漢學研究”（Sinology)。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思考和研究一度超過了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純學術研究。而隨著90年代費正清的逝世，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哈佛時代”結束。一大批學者開始對其前輩的研究提出質疑和批評，美國漢學研究進入反思期。柯文教授就是這一新時期美國漢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就對以往美國漢學研究進行了一次批評總結，並提出“中國中心觀”這一新的理論方法。此後，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強烈的對策性色彩逐漸消退，一輪以研究中國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浪潮被掀起。而此前早已分化的漢學研究和中國學研究的壁壘開始打破。
可以說，從那時起，在美國的中國歷史研究學界，柯文就一直自覺地扮演著一個內部批評者反思者的角色，定期地對自己及同行們的中國歷史研究進行學術批評與總結。
中國學者對柯文的歷史研究開始關注也是始於柯文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國中心觀”這一觀點後。今天，《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這本書幾乎己成為歷史學或海外漢學研究的必讀書目。從這本書的流行程度就可知道，它確實影響了相當一批中國歷史學史家的研究。
柯文的恩師史華茲曾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稱讚柯文。他說“柯文確切地掌握了歷史學和一些很困難領域的學術研究手段。他也始終注意關心一些總的問題，並很注意在必要的時候運用比較的方法。他的思路清晰，觀察問題立意很高。他的所有這些素質可以見諸於其著作，並且也將繼續見諸於其未來著作。我完全相信他是一個高效的、有魅力的教師。” 柯文的學術歷程驗證了史華茲給予他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