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
生平簡介
林光矩的3個玄孫黃岡團風縣回龍山鎮林家大塆，今有由當地民眾自發集資修繕的“林氏三兄弟”故居。“林氏三兄弟”是黃岡牡羊山林氏家族的第八代，在他們的父輩時代，這還是一個殷實的家族，有水田，有染鋪，還在武漢開了一家頗具規模的布行。論輩分，林育英是林時朗的侄孫，林育南和林彪（林育容）則是林時朗的孫子。“林氏三兄弟”是堂兄弟關係。
年長的林育英（1897—1942），後來化名“張浩”，是中共元老之一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林育英年齡最大，“出道”卻在堂弟林育南之後，他是受了後者影響才走上革命道路的。而林育南又是在中共元老之一惲代英的引導下參加革命的。
林氏三兄弟中的林育英，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是在堂弟林育南的引導下走上革命道路的。為了革命事業，他乾過很多工作，辦學校、當工人、辦工廠、領導工運。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他歷盡千難萬險。林育英到蘇聯參加共產國際會議，肩負重任返國後，在同張國燾的鬥爭以及抗日救亡鬥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如果不是因傷病早逝，他會有更多的傳奇，也一定能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毛澤東一生惟一的一次給人抬棺，就是替林育英抬棺，足見他的貢獻和影響之大。
革命歷程
林育英當林育南從黃岡考入武昌“中華大學”附中部之後，結識了教務主任惲代英，隨即加入了由惲創辦的“互助社”。1921年7月，惲代英、李求實和林育南、林育英在他們創辦的“浚新國小”內發起成立了帶有共產主義性質的“共存社”——這也就是中共正式成立之前湖北“共產主義小組”的淵源了。
惲代英後來讓林育英去上海熟悉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922年2月，林育英在武昌由惲代英、林育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誕生不久的中共把全部精力用於發動工人運動，林育英也成為中共早期的“工運”骨幹。當“二七”大罷工發動之後，他奉命去長沙開展工作，熱烈地鼓動人力車夫開展要求降低租金的工人運動，1500名人力車夫在他的帶領下，浩浩蕩蕩地在長沙街頭示威，高喊著“老闆不減租，我們不罷休”的口號，最終迫使人力車行老闆答應工人的請求。
1924年5月，蘇聯為了援助正在萌動的大革命運動，接受中國同志去蘇聯學習，林育英被組織選中遠赴蘇聯，在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翌年7月，林育英化名“林春山”回國，不久即參與領導了上海的工人運動。其時正值北洋政局動盪，是年12月，上海總工會舉行萬人集會，提出“反奉倒段”的口號，引起當局的鎮壓。在軍警圍毆中林育英頭部被戳傷，留下了嚴重的腦傷後遺症。
大革命失敗後，林育英潛伏長沙，負責恢復中共湖南省委和組建工會。湖南反動軍閥何健聞訊廣為搜捕，林育英無存身之所，索性剃去頭髮，化裝成僧人，以化緣和乞討為生，跋涉月余，潛入黨中央所在地上海。1930年4月，組織上派林育英去東北籌組中共滿洲省委，林育英為省委書記。不久由於叛徒出賣，林育英被當地日軍逮捕，敵人對他嚴刑逼供，非要他承認是“共產黨大頭目林育英”，但他始終沒有吐一個字。
1932年1月，林育英經營救出獄，但身體已遭受嚴重傷害。翌年1月，林奉命赴莫斯科，任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這時正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革命形勢發生轉變之際，也是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的關鍵時刻。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在海外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其時由於左傾中央導致紅軍反“圍剿”戰爭失利而被迫長征，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已失去電訊聯繫。為了儘快與中共中央建立聯繫，共產國際指派林育英回國。於是林育英化名“張浩”，扮成商人，帶著密電碼，牽著駱駝，跋山涉水，月余後穿過茫茫無際的沙漠，終於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瓦窯堡，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和毛澤東等相會，並與弟弟林彪團聚。
“張浩”的到來是中共黨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由此與共產國際恢復聯繫。隨後在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浩”向大會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為之後的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礎。“張浩”的到來還解決了此前中共黨內和軍內嚴重的分裂問題，即紅軍長征過程中，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圍繞“北上”和“南下”產生爭論。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多，一再拒絕中央的北上進軍路線，而“張浩”行前已得到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意見，認可中央的政治路線，於是毛澤東和張聞天請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讓張國燾改弦更張，不使紅軍發生分裂。
1936年1月22日，陝北的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會後毛澤東對“張浩”說：“目前張國燾與我和聞天、恩來的關係很僵，我們發電報，他聽不進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裡很為難。張國燾比較相信共產國際，你如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會聽。”“張浩”自知使命重大，隨即致電張國燾和隨四方面軍行動的朱德，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表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兄等對中央的原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並多次致電要求張國燾取消另立“中央”的計畫，儘快率隊北上，並希望一、四方面軍消除分歧，共同統一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之下。張國燾不敢背負“違背共產國際”指示的罪名，於是被迫宣布取消擬議中的“第二中央”。後來張國燾寫《我的回憶》，稱其時他“對張浩極為看重”云云，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張浩”調停的功勞。
接下來的西路軍事件，“張浩”也發揮了一定作用。
援軍政委
西路軍事件是與東北“抗聯”、南方游擊戰爭並列的中共黨史上三大曾經蒙受重大損失、挫折的事件。對它的表述，《毛澤東選集》新版中有新的注釋，即：“一九三六年七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後，由於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並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於同年十月到達甘肅會寧。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畫。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
與“張浩”有關的一些材料。就在原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兩萬餘人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並陷入困境後，當時進入祁連山的部隊首長連續給中央發電，請求中央派部隊救援。至1937年2月，中央軍委決定抽調部隊組成“援西軍”，劉伯承任司令員，“張浩”任政委。就在“援西軍”日夜兼程西進時，突然收到了西路軍發來的電報，電報稱西路軍已陷入絕境，經過數次血戰，迭遭挫折，幹部和戰士大部分犧牲、被俘，餘下的人員被迫上了祁連山的康隆寺，也已彈盡糧絕，在這種情況下，“援西軍”是“遠水解不了近渴”，也就不必渡河了。此時中共中央也來電要求“援西軍”暫時屯兵於當地，一面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一面進行整訓。這一期間，“張浩”與朱德、張國燾等不斷致電前方的徐向前、陳昌浩等人，轉達中央和軍委對西路軍行動的意見。而由於全國形勢的急速變化，以及通訊手段的極端落後，事實上在西安事變之前，處在河東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也自顧不暇，至於對河西的遙控指揮，可能並不完全正確。此後，西路軍以失敗告終。根據中央的決定，“援西軍”隨即展開了對張國燾錯誤行為的批判，這一批判由於牽涉長征途中和渡河後的種種是非，以及山頭等問題，未免在批判中出現某些偏差。有人就認為紅四方面軍與張國燾是一回事，相關爭執非常激烈。“張浩”則很快發現了這些傾向，他致力於統一認識，把批判張國燾的鬥爭引入正軌，並深入各軍、師、團，一次又一次地向幹部、戰士作報告，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對基層官兵進行教育，引導他們深刻認識張國燾錯誤的嚴重性，同時按照中央規定的政策界限，將張國燾與紅四方面軍的廣大幹部和戰士嚴格區別開來。
抗戰時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林彪為115師師長，林育英為129師政委（先以政訓處主任的名義）。據說毛澤東曾不無調侃地說：“假如林育南還在，乾脆八路軍這三個師都由你們林家包了。”然而此時“張浩”積勞成疾，加之兩次入獄給他帶來的身體傷害，已經很難擔當艱苦的軍旅工作了。當時劉伯承看到他發病時的痛苦情形，心情極為難受，只得向中央如實報告他的病情，請求讓他去延安治病，並另派人來接替政委一職。1938年春，“張浩”被調回中央，接替他的是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
在延安，“張浩”一邊養病，一邊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安吳堡“青訓班職工大隊”和延安“工人學校”就是由他創辦的。當時他還任中共中央“工委”副書記，並曾主編《中國工人》月刊，還是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在陝北時，“張浩”還曾多次應邀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課，寫了數萬字的講義《黨的建設》，內容包括黨的戰略和策略的轉變、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如何開展工人運動等。這本《黨的建設》幾經作者修改，後由“抗大”用鋼板刻印，成為廣泛使用的一本理論結合實際的優秀教材，並成為後來整風運動中的一本學習讀物。
意外的是，《黨的建設》於1938年被國民黨特務組織“中統”發現，核定後抄送呈報蔣介石。國民黨當局頓時“如獲至寶”，因為這是他們的特務機關在抗戰中獲得的第一本中共的“秘密檔案”。而蔣介石看後也竟然頗有會心之處，他還用紅鉛筆加注了一些眉批，“足資參考”，“所見甚是”，以及“吾人亦可採用”等。1938年11月1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說：“共黨教育與經驗是由其國際百年來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訓而成，故其紀律最嚴，方法最精，組織最密，任何黨派所不及。讀共黨之《黨的建設》一書，深有感也……”
蔣介石還讓幕僚長陳布雷將此書及蔣的眉批翻印千冊，分送國民黨高級幹部閱讀，並囑咐陳果夫參照此書，起草關於國民黨組織和訓練的教材，即後來撰成的《黨員調查工作須知》（1945年在國民黨“六大”上散發），一時風行於國民黨內部。
毛澤東守靈
中共領袖集體為張浩抬棺送殯1941年8月，“張浩”病情惡化，被送往延安中央醫院搶救。翌年2月，林彪在蘇聯養傷痊癒後取道新疆回國，剛剛抵達延安，得知兄長病危住院的訊息，匆忙趕到醫院，總算得以在林育英生前相聚。其時林育英已經說不出話來，但還是艱難地叮囑林彪向中央反映林育南等人的冤案。
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中央醫院逝世，享年45歲。治喪期間，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雲、葉劍英等輪流為他守靈。毛澤東還為他題寫了輓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並為他的墓碑題寫了“張浩同志之墓”幾個大字。
毛澤東為人守靈、題寫輓聯、抬柩、題碑，大概只有過這么一次，這也說明毛對“張浩”是極為看重的。
（圖註：中共領袖集體為張浩抬棺送殯：毛澤東（抬棺者第一人）、朱德、任弼時、林伯渠（第二人）、楊尚昆（第四人）為張浩抬棺。右第一人張浩夫人塗俊明，右第二人林漢雄。）
林育南
人物生平
林育南林育南（1898—1931）是“三林”中的老二，他比林育英小兩歲，比林彪大八歲。
林育南在黨內先後擔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部長和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及代理省委書記、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秘書長、中共中央《紅旗日報》主編、全國蘇維埃中央準備委員會秘書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等。
林育南是“三林”中最早的革命者，而他的革命啟蒙人是惲代英。林育南很早就成為武漢地區學生運動的中堅分子，甚至還參加過北京的五四運動。就在中共一大成立時，1921年7月，他還與惲代英等在林家大重新成立了旨在“企求階級鬥爭、勞務政治的實現”的組織。待董必武、陳潭秋這兩位中共一大的湖北小組代表返回武漢後，林育南隨即莊重地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成立之後的一個“大手筆”——“二七”大罷工，林育南是主要領導人之一。
林育南是中共黨早期傑出的革命家、宣傳家和政論家。他在五四運動和大革命時期，組織指揮了一系列影響較大的青年、工人運動，收回了外國租界，籌備了多次國際及全國性的大會，創辦、主編了近20種影響甚大的報刊，撰寫了大量戰鬥性強、文詞優美的政論文章，而且都是開創性的工作。如大多數名人婚姻不幸一樣，他的婚姻也有頗多波折。可惜的是，這位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風華正茂的我黨奇才，被叛徒出賣給敵人，並借敵人之手殺害了。
革命歷程
林育南後來曾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和《中國青年》的主編，若干年之後又重返武漢領導湖北工人運動。在大革命的高潮中，1927年2月，他和劉少奇、李立三等發動了數十萬民眾，召開反英示威大會，並一鼓作氣收回了漢口的租界。然而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已明顯走向低潮，繼瞿秋白的“左傾”之後，李立三並未吸取教訓，“左傾”迅速升溫。難能可貴的是，此時的林育南頭腦清醒，他對李立三關於中國革命形勢的分析頗有憂慮，並多次與李談話，希望李能客觀和實際地分析形勢。可是被蘇聯城市革命模式沖昏頭腦的李立三聽不進意見，林育南只得轉而與黨的其他領導人如羅章龍、林育英、張昆弟等交換意見，以取得共識，藉此抵消李立三錯誤的消極影響，結果竟受到李立三的指責和批判。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所謂“立三路線”的錯誤已形成，黨的事業面臨嚴重危機。林育南繼續向李立三進言，同時又與觀點相同的何孟雄、李求實等向中央反映情況，並建議重新改選中央領導機構。是年9月底，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結束了李立三左傾錯誤在黨內的統治。這年冬天，中共中央決定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蘇區舉行，通知林育南赴中央蘇區做大會的籌備工作。就在途中，國民黨對紅軍發動了第一次軍事“圍剿”，通往蘇區的道路被封鎖，林育南等人被迫潛回上海，他失去了在根據地繼續革命的機會，也失去了與弟弟林彪會合的可能。
林育南返回上海後，1931年1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後來人們稱之為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次“小文革”，當時有相當部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未到會或被排擠在會外。就在這次會議上，“立三路線”迅速升級為“王明路線”，還得到了莫斯科的青睞。與“立三路線”鬥爭過的林育南，又要面臨一場更加殘酷的黨內鬥爭了。
深懷著對中國革命的責任感，林育南等人不能聽之任之，在黨內體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另外召開黨的會議，並聯名多人發表了反對王明的《告同志書》。王明等人則把當時在蘇聯甚囂塵上的“大清洗”式的殘酷黨內鬥爭經驗帶了回來，認為不如此則是不革命或反革命，他們不容許有任何反對和質疑的聲音。
被捕疑案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何孟雄等分別在上海漢口路的東方旅社和天津路的中山旅社開會，就在會議進行中，他們幾乎同時被國民黨軍警包圍和逮捕了（前者還包括龍大道、歐陽立安及“左聯”作家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李偉森等）。這就是著名的中共黨史上的一大謎案“東方旅社案”。一次事件竟使如此之多的中共機關遭到破壞，使如此之眾的黨內幹部（皆為反對王明派別的人）遭到逮捕（其中數十人被秘密槍決），不可不謂蹊蹺。
原來，那天下午，一個租界的巡捕化裝成茶房，走進了東方旅社的第31號房間，當他斷定在裡面開會的7個人都是共產黨之後，馬上向守候在外的巡捕發出信號。數十名巡捕一擁而入，將毫無防範的7人抓住，隨後密探們又抓捕了後來到會的李求實（即李偉森）等人。與此同時，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捕。這次大搜捕整整持續了一夜，翌日共有36名共產黨人落網。他們很快被移送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
這是國民黨特務在1930年代破獲共產黨組織的一個“傑作”，當時蔣介石得知這一訊息後，立即派陳立夫前來勸降和處理。結果陳立夫費盡口舌，沒有一人願意改變自己的信仰。失望之餘的蔣介石見勸降不成，指令就地處決。1931年2月7日深夜，何孟雄、林育南以及“左聯”五烈士等共24人英勇就義於上海龍華。魯迅聞訊後悲憤地寫下了《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
“東方旅社案”背後有什麼隱情？後來也有不同的說法。一說是當時蘇區反“圍剿”捉到了國民黨大官張輝瓚，國共雙方曾就此有幕後的談判交易，國民黨給出的條件有換人（以中共在押政治犯交換）及20萬元，同時張的眷屬也私底下加緊進行交易。不料後來事情有變，張被斬首且人頭被釘在木匾上沿贛江順江而下，以此作為對國民黨“圍剿”的警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張輝瓚被處決後第10天，“龍華二十四烈士”英勇就義，這難道是巧合么？抑或是國民黨對張輝瓚之死的一個報復。
多年後，陸續披露的史料表明，這一案件與當時王明等宗派主義者的陰暗和狹隘心理有關。王明等人當時已獲知國民黨特務在東方旅社密布網羅，與會者隨時會有被捕的危險。不久又確有與會者被捕的訊息傳來，王明等人竟無動於衷。在有人提出應予營救時，王明指示靜觀其變，讓江蘇省委和中央都不要插手，他甚至不無幸災樂禍地說：“這是他們反黨反中央搞分裂活動的必然結果，是咎由自取。”在林育南等人壯烈犧牲後，王明仍然毫無悲憫之意，繼續向烈士身上潑污水，說他們雖然死了還是要清算他們的錯誤云云。（據陳修良在《潘漢年非凡的一生》一書中回憶：林育南等被捕後，“大家聽到這訊息都很著急，只有省委書記王明的態度非常冷漠，說什麼這是‘咎由自取’，說這批人是‘反黨的右派分子，進行反黨活動才被捕的’。他幸災樂禍的表情，引起大家的憤慨。潘漢年執拗地問他：‘怎么辦？’王明這才指著潘漢年說：‘你去調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說：‘此事要同中央商議，省委不要管。’”在相關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同陳紹禹談話記錄》的檔案中，也有當時中共江蘇省委給獄中支部書記的指示，赫然寫著：“別把反對派列入自己的組織。”）
組織結論
直到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才推翻了王明強加給林育南等人的不實之詞，在《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強加於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的所謂“右派”的問題，“主要地是六屆四中全會宗派主義的‘反右傾’鬥爭的產物……”
當年“東方旅社案”的告密者，最早有人說是叛徒王掘夫（即唐虞，一稱唐禹），這是事後“特科”的陳賡通過內線得知的情報。原來王掘夫是留蘇歸國的中共黨員，據羅章龍回憶，在蘇聯時他就是王明的心腹，回國後曾在中央工作，在李立三時期，他不曾得到重用，只是管理財務工作，且被李立三發現有貪污行為，於是被調離中央，並給予了紀律處分。失意的王掘夫本就是沒什麼信仰的“混混兒”，受處分後，竟暗中向國民黨當局秘密寫信自首，伺機出賣同志。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他佯裝擁護羅章龍派的主張，取得接近羅章龍等的機會，並從內部探聽到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將在東方旅社31號房間開會的訊息，於是向租界巡捕告密。不過，將“東方旅社案”歸咎於叛徒王掘夫一人（當時成了叛徒的還有汪盛荻等），畢竟不能使人信服，因為根據當時中共地下工作的原則，似乎一人難有如此作為，加之被捕者都是清一色反對王明的人，則不能不使人產生其他的懷疑。
多年後，隨著“撥亂反正”時期的到來，康生問題被揪了出來，於是有人又將此案的謎底指向了康生，說王雲程（時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曾親眼目睹了康生具體出賣林育南等人的過程。王雲程原來也是留蘇學生，曾一度當過共青團中央書記，是王明的親信，後回國被捕叛變，解放後再度被捕。他寫供詞說：“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個追隨者，都是死於趙容（康生的名字）領導下的……”有文史學者稱：隨著王明的逐漸得勢，康生最終選擇了把政治賭注押在王明一邊，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樣的人才能對付敵手，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進了新的中央委員名單，康生自然急於證明自己在派系鬥爭中的才幹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殺人計。王雲程後來在“文革”中由康生提請槍決，這也再度留下了一個謎底。（據說康生也有被捕的經歷。1968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檔案清查小組給張春橋打過一個報告，稱康生的歷史檔案少了90多頁，不知去向。）
另有《炎黃春秋》上發表的《誰是告密者——龍華二十四烈士被捕之謎》一文，稱告密者就是王明，而作證者則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王克全。
以上種種說法，特別是揭發王明、康生落井下石造成“東方旅社案”的，都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一種帶有“演義”性質的推論。如果要加以證實，需經過有關部門認真的核查，特別是公布相關檔案。
卻說林育南犧牲後，林彪一直不知詳情。直到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之後，林彪才得知堂哥犧牲了，無比悲痛。
林彪
生平簡介
林彪林彪，原名林祚大，字陽春，號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蓉）、育榮、李進等。
林彪是在兩個哥哥的帶動下參加革命的。當林育南和惲代英在林家大開辦“浚新國小”時，林彪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當時他聽從林育南的勸告，由私塾轉入“浚新國小”讀書。後來，林育南又介紹他到武昌“共進中學”讀書，在這裡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啟蒙和薰陶。如果不是後來發生了林彪詭異的結局，林家兄弟留在歷史上的評價也許不會那么懸殊。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他們的感情生活，也多有相似之處。
林氏三兄弟中，林彪最為複雜。他既是軍事家，又是出名的權術家，又惟他結局最慘。自堂兄林育南引他走上革命道路後，從北伐戰爭到新中國成立的每個階段，他南征北戰，組織指揮了許多關鍵性的大戰役，屢建奇功，假如沒有他和彭德懷指揮的鐵軍在湘江戰役中起了關鍵作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難以通過蔣介石的最後一道封鎖線，中國革命有可能因此失敗。
在東北戰場，因他的出色指揮，消滅了國民黨大部分精銳之師，而且從白山黑水打到海角天涯，所以毛澤東特別器重他。“文革”中，他急於得到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謀害毛澤東。怎奈他魔高一尺，毛澤東道高一丈，使他粉身碎骨，葬身異國。
革命與愛情
彼時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戀愛神聖”新觀念的影響，革命者可謂革命與愛情兩不誤。當然，一如中國革命的殘酷、跌宕，革命者的愛情歷程也多不能一帆風順。林育南、林彪，其戀情的曲折和幽深，多為人所不知。筆者以為，試圖破解林彪內心世界的一道視窗，就是其複雜曲折的婚戀史。一代將帥，卻在愛情史上飽受挫折。
這是林家兩兄弟的婚戀關係：
林育南——汪秀芝（髮妻）、陸若冰（戀人）、李蓮貞（妻子）。
林彪——汪靜宜（髮妻）、陸若冰（林彪的單戀對象）、劉新民（即張梅，後林彪與葉群結婚，與劉離婚）、孫維世（林彪的單戀對象）、葉群（妻子）。
陸若冰，其兄陸沉是中共黨史上的重要人物，由於這一關係，這位盧姓（後改為陸姓）小女子從反抗包辦婚姻開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大革命的“紅都”武漢，她得以與湖北的一批革命家朝夕相處，有惲代英、李求實以及“三林”。其間，林育南對她漸漸有了好感。至於小弟林彪，也正是情感朦朧的年紀，對著亭亭玉立的陸若冰，他也有了莫名的愛慕。而陸若冰卻是以姐弟友情對待林彪。
陸若冰晚年，有人好奇地詢問當年故事，陸安詳地回答：“林彪打仗膽大，追求女人膽也大……我拒絕了林彪的追求，主要有四個原因：其一，他比我小……其二，我太年輕，書未讀完……其三，我知道他在老家有未婚妻……其四，我看不上林彪，青年時的林彪個性奇特，形象太差，特別是他頭上長的黃癬，看著很不舒服。他暗戀我幾年，我全不知道。那時，他的條件那么差，鼓那么大的勁追求我，可以說是‘蓋被子墊竹蓆——一面發燒！’”
陸若冰拒絕了林彪，與林育南最終也沒走到一起。1925年，林育南被調到上海負責工人運動，其時林育英正在上海任中共上海滬西區委書記，兄弟見面，談到私生活，林育南痛慨自己在婚姻上的痛苦，以及對陸若凍的愛戀，沒想到林育英聽後堅決反對弟弟的想法，不僅如此，他還找陸若冰作了一次長談，要求她與弟弟斬斷情網，最後又自作主張，給弟弟介紹了一個對象——上海紗廠女工李蓮貞。
林育南聽大哥的，與李蓮貞結婚了。然而，兩人的志向、情趣相差甚遠，婚後矛盾接踵而來。陸若冰晚年回憶，當年她在上海，經常看到林家夫妻吵架。
林育南苦澀於夫妻關係的時候，陸若冰已被組織調到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社，給副總編輯肖昌年當助手，這對“假夫妻”後來成了真夫妻，且生有一女。1930年，肖昌年因叛徒告密，被國民黨逮捕後慷慨就義，那個女孩也因病夭折了。陸若冰找到已是“中華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籌委會”秘書長的林育南，希望黨組織重新給她安排工作，以便在工作中暫時忘卻悲痛。不過，那時的林育南正忙於革命鬥爭，無暇兒女情長。但在這年年末，林育南原本奉命赴中央蘇區，因路上受阻而滯留某地，其間突然思念起陸若冰來，並且連續給她寫了好幾封信（有幸得以保存下來）。在林育南折回上海之後，兩人又見面了，他們相互傾訴了彼此的思念之情。
“東方旅社案”發生後，陸若冰接到了林育南的暗信，馬上去探望，結果獄方說林是“重政治犯”，不許見面。陸只好將幾本小說和身上僅有的5元錢交給獄卒，請求轉交。這是他們最後的聯繫了。林育南犧牲後，李蓮貞另嫁他人，陸若冰後來曾在全國總工會、甘肅省圖書館工作，晚年為武漢市政協委員。
有人曾在黃岡拜訪時已88歲高齡的陸若冰，談起林育南她感慨萬千：“在我接觸的黨的早期領導人中，林育南是特別優秀的一位。他思想敏銳，頭腦冷靜，智慧超群，口才、筆功出類拔萃。我在與他一起工作的時光里，在他身上學到許多東西。很可惜，他犧牲得太早了。對於他，我是很尊敬、很喜歡的。他也很喜歡我。因這樣那樣的原因，我們沒有結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堂哥林育英反對得太厲害。他不願為我們的愛情傷害兄弟之間的感情，但在我的心裡，他永遠是我最喜歡的人。可以說，他如不犧牲，肯定要與我結婚。古人說，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仔細一想，此語一點不假。”
黃埔人才
卻說1925年林彪中學畢業後，在林育南和林育英的動員下，決定報考廣州的黃埔軍校。當時林育南給林彪回信說：“中國的革命，最終要靠軍事解決問題，共產主義事業需要大批軍事人才。我和你八哥（林育英）搞黨務、工運，你搞軍事，我們林家三兄弟就各有所長。”這兩位哥哥還特意給在廣州的惲代英、蕭楚女去信，讓他們幫助弟弟。10月，林彪經過在上海的初試，去廣州參加複試，最終如願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不久，他便將原名“林育容”改為“林彪”，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虎將戰神
林彪不久就成長為一員虎將。北伐革命，他在葉挺獨立團任見習排長。南昌起義，他榮任連長。井岡山鬥爭，他的軍事才能更為毛澤東所賞識。當時在毛澤東身邊的“哼哈二將”，一個是林彪，另一個就是“彭大將軍”了。
那還是1928年7月，中國工農紅軍的元老之一、紅四軍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被叛徒殺害，毛澤東深感痛惜之餘，為之作輓聯曰：“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卻工作誰承受？”王爾琢的二十八團以戰鬥力頑強著稱，可謂紅軍的中堅力量，王爾琢犧牲了，誰能成為他的繼任者呢？毛澤東以詩發問。後來朱、毛推舉林彪擔任此團團長，林彪不辱使命，至1929年春紅四軍整編為3個縱隊，22歲的林彪擔任了主力縱隊第1縱隊的司令。那還是井岡山風雨飄搖之際，處在國民黨重重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之下，形勢至為險峻，於是紅四軍中出現了“紅旗能打多久”和“井岡山要守到何時”的悲觀思想，林彪也因動搖而發出一封信，對紅軍的前途提出質疑。毛澤東讀此信後，寫了一封回信對他進行批評和幫助，此即宏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彼時的林彪和後來的林彪，就在這一點上被聯綴了起來。後來黃克誠將軍公道地說：“林彪寫信給毛主席，提出‘紅旗能打多久’的問題。在黨內來說，一個下面的幹部，向黨的領導反映自己的觀點，提出自己的意見，現在看來這是個好的事情……林彪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儘管觀點錯誤，但敢於向上面反映，就這一點說，是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態度……據我了解，像這類的事情林彪不止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見還有提得更厲害的。”
蓋棺難定
林彪，23歲的紅一軍團紅四軍軍長，25歲的紅一軍團總指揮，親歷和指揮了五次反“圍剿”戰爭，抗戰之初又取得了平型關大捷，一時“抗日英豪”、“民族英雄”、“無敵元帥”、“常勝將軍”等美名揚天下；繼之，從東北下海南，聲名赫赫的“四野”掃蕩大半箇中國，可謂英武。“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此間種種，足以讓人讀史而長嘆矣。
今見詩人、雜文家曾彥修先生有一闕《說林彪》，堪為本文結句，不妨抄錄於下：
四字真經帝業開，
一封朝奏滾將來。
敢問世間謀策士，
幾率是摔或不摔？
（ “四字”指“四個第一”、“四個偉大”等，“朝奏”指廬山會議設立國家主席一案——作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