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生
我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既沒有轟轟烈烈的豐功偉績，也沒有驚險曲折的傳奇故事。 我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中國人，既不是英雄，可也不也是狗熊。 不過，你要想知道在20世紀的東方，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度里，那些紅色知識分子的遭遇，請你看看“我這一生”，也許不會使你失望。 作於2002年
在90歲生日宴會上的致辭
林向北我的一生是平凡的。在革命的征途上，也只是普通一兵，但我身處的這個時代是不平凡的，在這波瀾壯闊的洪流中，我經歷和見證了許多難忘的往事。
在這漫長的歲月里，我度過了三個不同情況的三十年。
第一個三十年，基本上是在白色恐怖的情況下度過的。
在這段時期內，雖然環境十分險惡，工作異常艱苦，生活也十分困難，但，敵我友陣線很清楚，奮鬥目標很明確，就是抗日救亡，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因而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不怕死，不怕累，日以繼夜的拚命工作，終於迎來了幾代人夢想的新中國。
在此期間，同志間團結互助，和睦相處，真是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心情十分舒暢。
第二個三十年，基本上是在“左禍”橫行的紅色恐怖的情況下度過的。
建國初期，正當大家熱火朝天，為新中國的建設拚命工作的時候，忽然“左禍”橫行，全國人民生活在紅色恐怖下喘不過氣來。在這期間，人妖顛倒，是非混淆，惡人當道，好人遭殃。天天斗，年年斗，斗得來你死我活，人人自危。我也像成千上萬的不幸的人們一樣，被莫名其妙地打入了另冊，過著似人非人，似鬼非鬼，長達二十餘年的屈辱生活，直到“四人幫”被打倒了，才有幸活了出來，但，每每想到在那暗無天日的恐怖時期的情景，想到被冤死的親人和戰友，我總是熱淚盈眶，萬分難過。
第三個三十年，基本上是在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期中度過的。
在這期間，國家興旺發達，人民安居樂業，再也不會提心弔膽的擔心半夜鬼敲門了。
我的晚年也是兒孫滿堂，家庭和睦，老伴相依為命，互助體貼照顧，兒孫都很爭氣，沒有後顧之憂，盡情的享受幸福的天倫之樂。
作為一個 老兵，今後更當保持晚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於社會和子孫後代的工作，以不辜負人民對我的希望。
父親的一生
林雪（林向北長女）
父親老了，步履蹣跚，書稿中卻印滿了青春的腳印。儘管青春是人生最華麗的樂章，所有的人都在其中朝氣勃勃鬥志昂揚，可是它依然有著平凡和精彩之別。父親的青春，居於兩者之間。說它平凡，是因為他雖然十幾歲就參加了革命，而且從來都沒有停息，可至今沒有能夠成為什麼大人物。說它精彩呢，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活著都是為了自己，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為了人民，並將此作為終身的理想，無怨無悔。父親就屬於這“很少”中的一員。精彩的另外一個原因，還在於家族中很多的人，和他一樣都先後歸屬於這個陣營，他們為了這個理想去顛沛流離，去鋌而走險，去捨生忘死，其中發生的那些故事，今天的年輕人大都只能看著電影去驚嘆。
有的時候，“理想”會勝利，個人卻未必。對於“理想”最後的獻身，居然會以屈辱的形式來呈現，這讓很多人始料不及。可是沒辦法，古今中外，很多傑出的人都這樣屈死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他們的血肉墊平了一路上的溝壑，托起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只是後來的人，千萬別以為他們很傻－－因為歷史的過程不大可能被“跨越”或者是“省略”，也許只能以這樣悲愴的方式去警醒？想想看，如果沒有這種“另類”的犧牲，能夠喚起後來種種的反思和痛悔嗎？如果那些可怕的思維方式不能在反思和痛悔中清除，那么後來的你我，恐怕也很難僥倖逃脫，而我們的國家，也不會有今天，更不會有未來。
當那個時代離我們漸漸遠去，“理想”這個詞已經日益生疏，“崇高”不再令人高山仰止，“獻身”更成了茶餘飯後的笑料。那么，就看看這些故事吧。只是把他們當成故事來看看而已。你會發現這些漸行漸遠的人們，在“理想”光輝的照耀下，煥發出莊嚴的美感，令今天的世界驚顫不已。
他們真的很優秀。
真的。
相關事件
我的青少年時代
我的家族在清朝晚期，還是富有的工商業者，到了民國家境開始敗落。父親是個孝子，直到癱瘓的祖父去世後，才留下我這個沒娘孤兒，隻身闖蕩天下。他在四川軍閥楊森辦的軍事政治學校受訓，在共產黨人朱德、陳毅的教導下，接受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為內容的“新三民主義”的影響。畢業後回到家鄉雲陽，作了團練局長，打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處處與他姐夫、縣裡的財政局長“唐羅漢”作對。其時我也在“唐羅漢”家讀書，在校成績高於所有表兄弟，引起他們的嫉妒和輕視。 我由祖母撫養，從小嬌生慣養，聰明倔強，闖了不少禍事。一天，父親拿出一套《中山全集》和《新青年》季刊，送給我作為10歲的生日禮物，叮囑我不只是做一個孝順的兒子，更希望做他志同道合的同志。此話影響了我的一生。 父親被縣裡土豪密告“通共”，關了數月，無罪釋放，在縣裡又當了個掛名的國民講習所主任，借著推行“新生活運動”假戲真唱，帶著青年學生，沿街掃地，戒毒戒賭，把縣裡“名妓”扭送公堂，惹下大禍。1935年初，共產黨在雲陽組織暴動，父親又以“共黨”嫌疑，抓進監獄。他在獄內，把一個人間地獄，改造成模範監獄，得到普遍讚揚，後經縣裡名人保釋出獄，社會上送了他一個“林瘋兒”的美名。 父親再次遠走高飛，將我送往忠縣一友人處讀書，自己去重慶尋找出路。我在縣中參加運動會，取得四個第 一的好成績。後又經一網球名人指導，譽滿當地網壇，加上會寫文章，在全縣大出風頭，引得多名女生暗中追求。我參加萬縣的網球賽，初生牛犢不怕虎，一舉打敗了十多年的網球霸主，被選為出席全國運動會的網球代表，後因抗日戰爭爆發，全運會停止，未能成行。 正是寒冬臘月，我忽然得到一件由重慶寄來的人字呢大衣，父親來信說是他的好友、女英雄陳聯詩所寄。我多么希望這個陳聯詩，就是我的母親。 此時我已17歲，回家鄉在國小校教書，忽得父親來信，陳聯詩在萬縣被捕。我即赴萬縣，與父親一道，為照顧和營救陳聯詩，多方設法，四處奔走。 父親為我設計了一個特殊的稱呼：讓我稱呼陳聯詩為“詩伯”。
萬縣“七君子案”
抗戰中，由於對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方針極為反感，全國進步力量與國民黨當局的鬥爭尤其激烈，發生了若干引起全國轟動的大事件，其中逮捕救國會的七位領導人沈君儒、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時、李公僕、史良的“七君子案”就是一例。這個時候，萬縣的一些抗日救亡的積極分子也橫遭迫害，有七個人或者被捕，或者逃亡，被人們戲稱做“萬縣七君子案”，其中的七個人，有五個是我的好朋友，一個我認識，剩下的一個，則就是我自己。 萬縣“七君子案”的第一人，叫賈希夷。 “七七事變”以後，抗戰全面爆發，萬縣也成立了各界抗日後援會，只是這樣一個官方的組織，顯然不能滿足各界人士抗日的願望，於是各行各業又自動組織起來成立了各種救亡的團體。首先是以《萬州日報》發起的、由文化界知名人士參加的萬縣市文化界抗日聯合會，領導者大都是那些早年的共產黨人。我在這個聯合會的宣傳組任副組長，組長叫賈希夷。賈希夷，1907年1月生於四川省儀隴縣立山場的一個破落世家，與朱德是同鄉。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在葉挺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11軍補充團任中尉排長、第26師司令部中尉副官、第24師司令部任上尉副官等職。1927年加入共產黨並參加“南昌起義”，擔任賀龍的上尉侍從副官，兼任“賀龍手槍隊”隊長，負責起義部隊和領導人的安全保衛工作。1931年，中央特科的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叛黨投敵，我黨的情報系統遭到重創。賈希夷奉命參與恢復、重組中共中央軍委政治保衛局（中央特科），從此在董必武、徐特立、李克農等中央領導的單線聯繫下，開始了隱性埋名的特工生涯。他曾經打入蔣介石的侍從室，作過侍從副官，還以各種身份深入到國民黨的軍界和政界，屢建奇功。1935年，賈希夷在中共中央情報局的直接領導下，以新四川通訊社記者身份為掩護，在重慶進行秘密活動。這個時候，白區黨組織幾乎全部被破壞，四川也不例外，只有他們的新四川通訊社還有黨的關係，在繼續工作。賈希夷在這個通訊社作社長，陳養山與陳克寒分別做編輯和記者（陳養山解放後曾任公安部副部長、中央檢察院副檢查長，陳克寒解放後曾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和市委副書記）。他們通過各種關係，收集了國民黨和四川黨政軍的大量情報，如蔣介石的軍事動向、軍力配備、及國民黨軍隊與四川地方軍閥派系的鬥爭內幕等。賈希夷還曾經指派他的女搭檔劉一平以詩伯的服裝店為掩護，為華鎣山游擊隊運送軍火及被服；還計畫策動地方上一些進步的武裝起義，配合詩伯的丈夫廖玉璧在華鎣山建立起一個範圍和軍事力量都比較強大的游擊隊根據地，據後來劉一平說，他們還將這些情況向中央特科的領導徐特立作過匯報，徐特立同志很支持他們的計畫。可是不久，廖伯父犧牲，游擊隊員們被迫分散隱蔽，計畫未能實現。 這段時間，父親也在重慶，參加了新四川通訊社的活動，還經常給我寄來一些通訊社的稿件。不久賈希夷在重慶暴露，轉移到了萬縣，住在他妻子的娘家裡。那時候的賈希夷，不過三十來歲，人長得很英俊，加上思維敏銳，頭腦清醒，對人熱情，說話煽動性極強，很快成為萬縣年輕人崇拜的偶像。當時我心目中的偶像有兩個人，一個是女英雄詩伯，另外一個就是男英雄賈希夷。我常常與賈希夷一起去監獄裡看望詩伯，他與父親一樣叫她詩姐，他們談話的聲音很小，還用些隱語，我不大聽得明白。後來賈希夷告訴我，他想通過國民黨上層的關係，把詩伯營救出來，可是詩伯她不同意，理由是華鎣山游擊隊早已經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她自己也是早就上了特務黑名單的人，要是敵人知道了這個被關在萬縣監獄裡的女教師陳聯詩，就是他們到處找不到的那個華鎣山女共匪陳玉屏，不但會弄巧成拙，還會連累幫助過自己的一大批人。 我與賈希夷經常組織一些中國小教師和學生成立宣傳隊，沿街貼標語，喊口號，唱救亡歌曲，演街頭戲，把整個萬縣市抗日救國的氣氛搞得濃濃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萬縣的二馬路平平電影院作宣傳，原本只能夠坐六七百人的電影院，那天來了1500人以上，很多人站在那裡聽。開始學生們唱了幾首抗日救亡的歌曲，接著就由賈希夷作時事報告。他說到日寇在淪陷區的暴行時聲淚俱下，接下來又揭露國民黨不積極抗日，反而鎮壓人民大眾的抗日愛國運動，喊得聲嘶力竭。聽眾在他的帶領下不斷喊著口號，整個電影院人聲沸騰。就在這個時候，有人急急跑來告訴我，說他妻子生了孩子，要他趕快回去。我寫了一張條子遞給他，誰知道他看了條子就像沒有看到一樣，繼續聲嘶力竭地向聽眾喊著，根本沒有停下來的意思。我看沒辦法了，只好自己跑到街上去買了兩斤紅糖，三斤雞蛋，急急趕到他家裡，才知道孩子已經下地了，而他家裡卻什麼都沒有。我趕快把雞蛋煮好，放上紅糖給他夫人端到床頭，也算是給月母子吃了“定心蛋”，同時安慰賈夫人，說是賈希夷有點事情，辦完了就回來。若干年以後，我與他夫人和女兒再談起這段往事，賈夫人非常感慨地說：“賈希夷一輩子為了革命不顧家庭，哪個女人跟著他都是吃不盡的苦，沒想到最後他卻落了那樣的下場。” 賈希夷在平平電影院演講後不久，一天晚上平平電影院正在放電影的銀幕上，突然出現了毛澤東的頭像，隨後觀眾湧出了電影院，到大街上遊行喊口號。國民黨當局對此忍無可忍，終於對賈希夷下了毒手。沒幾天，他突然不知去向，我急了，到處打聽，最後找到了賈希夷的叔叔賈罕西，他的夫人就是曾經幫助我與楊光清秘密傳書的李禾芳。賈罕西當時在國民黨政訓室工作，與我父親很熟，通過賈罕西，我們才知道賈希夷被關在萬縣高筍塘國民黨中央軍第十軍的軍部，罪名是“漢奸嫌疑”。 我來到軍部的高牆外，不敢到門衛上去打聽，只好沿著牆外一路喊著他的一個鮮為人知的名號——懷湘叔。頭天我沿著牆外喊了一圈，沒有動靜，第二天我又去，站在一棟樓房外面喊了一陣，突然發現在第三層樓上有人伸出頭來，我一看正是他！他不敢說話，只是暗示我等一下，就把頭縮了回去，不一會就用一砣泥土包上一張紙扔了下來。我拾起來一看，是叫我於第二天上午十點，在樓房左邊的廁所外面等候。第二天，我按時到了他指定的地方，咳了一聲，他就從廁所的牆縫裡塞出來一張用練習簿寫成的長信。信上說審問他的時候以為他是共產黨，結果一聽說他與國民黨重慶行轅有關係，就沒有再追問，可能要不了多久就會出來。從信上看，他的情緒不錯，說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話，還在鼓勵我們繼續戰鬥。我拿了這張紙條，高興得不得了，回去就組織了一批學生前往交涉，我自己則以各界代表的身份找到政訓處的秘書周承林說理，可是沒有結果。不久，第十軍轉移去了湖北沙市，將賈希夷一起帶走，直到第二年的10月，才將他釋放。 賈希夷解放後因為“歷史複雜”被打成了“右派”，死得很慘。這一段我後面還要提及。 “七君子”中的另外一個，是父親的朋友吳昌文。 吳昌文是四川梁山（今梁平）人。1924年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讀書，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黨。曾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一直在團中央負責交通聯絡和刊物的發行工作。1932年，他被團中央委派到江西中央蘇區領取活動經費，同行的兩個交通員被敵人殺害，他與薛子正（解放後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裝成傳教士，才得以矇混過關。1933年，他在中央蘇區工作時，正值國民黨的第四次大圍剿，面臨著敵人的步步進逼，他帶著部分受傷的兒童團員撤退到洪湖中。很多兒童團員被敵人的炸彈炸死，他自己頭頂著兩個孩子泡在血腥的湖水中，靠著蘆葦管伸出水面呼吸，潛伏了整整四天四夜，才被漁民救出。這個時候，他和兩個孩子已經極度虛弱，身上的皮膚都被泡掉了一層，經上級批准，才回到萬縣他姐姐家養病。1934年夏季，紅軍打到川北，他約了一個叫余治民的人，一起到川北去找紅軍。這個余治民，曾經是國民黨十九路軍大刀隊的隊長，而十九路軍因為積極抗日，與共產黨的關係很不錯，軍中的有些將領還是共產黨員，比如賈希夷就曾經在第十九路軍搞過廣播工作，與余治民很要好。吳昌文與余治民到川北去找了一大轉，最終沒有找著神出鬼沒的紅軍，只好回來，乾脆就留在了萬縣，和我們一起參加了當地的抗日救亡活動。賈希夷與我在前面打衝鋒，余治民與吳昌文兩個人在背後出主意做參謀，吳昌文是學美術的，刻傳單，寫美術字的活兒都由他承擔了。就在賈希夷被捕後不久，國民黨政訓處又找了個什麼罪名把吳昌文也抓了起來，在監獄裡關了半年，最後吳昌文的姐姐找人說情，送了好多的“包袱”，才被取保釋放。 “七君子”中還有一個傳奇人物，叫劉建國，湖北宜昌人，曾經是川北“紅燈教”的頭目，“神兵”的首領，這人身材魁梧，“匪氣”極重，曾經獨自一個人跳上川江中一艘輪船搶劫，不但搶了旅客的銀錢，還繳了船上護航隊的槍，然後乘一艘木筏，揚長而去，後經地方團隊多方搜尋，毫無結果。劉建國自稱有“刀槍不入”的功夫，我們常常在他家裡聽他神侃，侃到高興處，他遞給我一把菜刀，然後亮出肚皮，讓我用菜刀去砍，用多大的力氣都行。我雖然有過“飛天蜈蚣”的綽號，卻終歸是良家子弟，哪裡見過這樣的場面，掄起那把雪亮的菜刀，麻起膽子砍了兩下，只覺得他那肚皮就像彈簧一般，那刀一挨上就被彈了回來，肚皮一點損傷都沒有。我狠了狠心，加大力氣再砍，誰知道用力愈大，彈得愈是厲害。劉建國看我戰戰兢兢的樣子，忍不住哈哈大笑，拍著自己的肚皮說：“林老弟，你不行，你不過筆桿子厲害，卻是一幅菩薩心腸。”他湊近我的耳朵，悄悄地說：“我這肚皮里鼓的都是氣，你硬砍怎么行？其實你只要一拖刀，我就完了。” 劉建國好象也是在街頭宣傳中認識賈希夷的，很快也成了賈希夷的崇拜者，在我們的勸導下決心改邪歸正，兩口子在萬縣街上做起了掛麵生意。他賣的掛麵頭天撈起來放到第二天再下鍋熱來吃，照樣利索，不泥不糊，生意很好。劉建國常常把掛麵攤子交給他老婆去管理，他自己也積極參加了我們的抗日救亡活動，經常送些掛麵給我們這樣的單身漢加餐，還接濟那個不顧家的賈希夷，給他家裡的花銷和零花錢。賈希夷被捕後，有訊息說國民黨的縣黨部到處在打聽余治民和他劉建國的下落，他與老婆半夜逃走了，余治民也走了，以後再也沒有音信。 在這個時候，“七七事變”爆發了，救國會被捕的“七君子”被迫釋放。訊息傳來，我立即寫了一篇題為“由救國無罪而談到目前的抗戰”的文章，揭露國民黨執行的“救國有罪，抗日有罪”的嘴臉，以“光頭”的化名，在《萬州日報》上最顯著的版面上發表出來。 事隔不久，我的一個朋友楊潔清被捕了。楊潔清是重慶附近長壽縣的人，他的叔父楊公達，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楊潔清比我長几歲，是個大學生，性情急躁，也是個很激進的理想主義者，與長壽地方上的土豪關係惡劣，被密告共產黨嫌疑，只好跑到我們雲安鎮，躲在滴水寺那個廟子裡，幫著編寫佛學刊物。那時我在雲安鎮河北國小教書，與他認識了，常常聽他海闊天空地吹牛，覺得他的知識面很廣。我到《萬州日報》後，他也來到了萬縣，因為生活沒有著落，就來報館找到我，由我介紹到報館收電訊新聞稿，也和我們一起積極參加了抗日救亡活動。有一天，他在街頭宣傳結束後回報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抓去了，關進了國民黨市黨部隔壁的一個小房子裡，說他煽動民眾，為共產黨作宣傳，詆毀國民政府。特務審問他，說是你們報紙上常常有一個叫“光頭”的人寫的文章，煽動民眾起來反對蔣委員長，這個“光頭”住在什麼地方？！楊潔清靈機一動，說我只知道南門河邊街上有一個“光頭剃頭鋪”，我常常去那裡剃頭，不知道那個叫光頭的老闆，是不是你們要找的光頭，你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楊潔清很快托人把這個訊息傳給了我，我立即從報館的宿舍轉移出來，找了個關係住進了警備區司令部。我不知道後來特務查出了真相沒有，可是即使他們有這個本事，也不敢到劉湘的警備區來抓人，所以我躲了幾天，見沒有什麼動靜，也就大搖大擺地出來了。楊潔清不久也被放了出來，被我們送往延安陝北公學去學習，後來被黨組織派往隱藏在敵人內部的一個師長張知俠（即電影〈佩劍將軍〉的生活原型）處，作了秘書，派上了大用場。 “七君子”中還有一個女的叫范淑貞，是萬縣市一個國立國小的校長，也是個抗日救亡的積極分子，上了特務的黑名單。賈希夷被捕之後，特務開始大抓我們的人，我們通過關係，也趕緊把她送去了延安。 就這樣，特務們列上黑名單的七個人，即：賈希夷、吳昌文、余治民、劉建國、楊潔清、范淑貞和“光頭”我，有三個人被抓過，四個人跑脫了。由於局勢的變化，連“國家級”的“七君子”都放了，還在法庭上把國民黨當局駁斥得狼狽不堪，萬縣市級的“七君子”當然也就沒事了，被抓進去的不久就放了，沒有被抓的也就“逍遙法外”，大搖大擺地活躍在抗日救亡的戰線上。
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詩伯出獄。當年曾幫助華鎣山游擊隊購買槍枝彈藥的楊森部旅長雷宗厚，招募了包括詩伯領導的游擊隊員在內的數千名新兵出川抗日，途經萬縣，約詩伯同行，並委以團長重任。可是不久，雷宗厚隻身歸來——他的部隊被日本飛機炸散。詩伯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好回到家鄉。 1938年初，萬縣共產黨的組織恢復，我第一批入黨，隨即赴農村發展黨的組織；籌建我黨領導的國華中學；參加由國際友人艾黎等發起的進步組織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成為中共雲陽縣委的青年委員，打入國民黨的黨報做記者；成立兒童宣傳團，協助孩子劇團和皮鞋少將江民聲的抗日宣傳活動……終因“扯得太紅”，被當局“驅除出境”，在離開家鄉前，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去看了我的外公外婆，享受到真正的天倫之樂。 我去重慶找到父親後，去岳池接來詩伯及其女兒廖寧君，將寧君送往孩子劇團。在兩位老人暗中撮合下，兩家人的合影，實際上成為我與寧君的訂婚紀念。 我隨任國民兵團副團長的父親到四川西北部江油縣。1940年初，由我介紹父親重新入黨，以後江油的黨組織有了迅速的發展，我任特支書記。上級準備在調來詩伯，負責建立北川農場，作為游擊根據地，後因事機不密暴露，我們相繼轉移。 父親又到綿陽民食供應處，我再次去岳池接詩伯及其子女來綿陽，寧君因孩子劇團被迫解散，到成都藝術專科學校讀書，其弟亞彬在綿陽讀書。詩伯自己組織板車運送軍糧，經過近兩年的奔波，終因過於辛勞積勞成疾，到成都友人家養病。 我和寧君在特務的追捕下連夜出走彭州，在山上破廟裡當了國小教師，女兒冰華在此出生。我們全家去到成都，寧君則加入了進步劇團中華劇藝社，我以做煤炭生意為掩護，父親在成都中山公園做管理員。我們還在東門上賣下力人歡迎的“挨刀飯”飯。 抗日戰爭勝利後，父親去到重慶，在民生公司做總務科長，我和寧君詩伯先後回到岳池，參加華鎣山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
革命老人劉孟伉
劉孟伉，四川雲陽人，出身於平民家庭，後師從其堂兄晚清進士劉貞安，文辭詩賦及書法篆刻俱佳，其中又以書法為最，是我們黨內少有的學者型革命家。他是我父親林佩堯一生中最敬仰最親近的摯友，也是我的岳母陳聯詩親密的戰友，又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在他105周年誕辰和含冤去世30周年之際，我懷著崇敬的心情，來回憶那些難忘的往事。 我父親的摯友 說起來，劉伯父和我是父子兩代人的交情。他曾經寫過一首詩，詩的開頭就寫道：“交遊破當世，取友唯二林，一林既已死，一林尚復存”，其中的“一林既已死”，就是指我的父親林佩堯。 劉伯父與我的父親是同鄉，又是患難相共情同手足的摯友，我父親一生中最為尊重的兄長。父親常常說劉伯父有學問，有骨氣，愛憎分明，一身正氣，是當今少見的奇才。劉伯父也常夸父親忠厚，老實，剛直不阿，捨己為人，是個難得的好人。1946年，父親去世的時候，劉伯父很悲痛，為他寫了一首很長的悼念詩，這首詩一直到1968年才拿出來給我看，並給我談了父親的一些情況和他當時的心情。 1946年，劉伯父和父親一起，同住在重慶王園(今重慶市博物館)的一間草屋裡。當時父親受黨組織派遣，在重慶民生公司任總務課長，事務性工作很繁重，還得在北碚為民生公司辦“茶房訓練班”，日夜不停地奔忙，為的是能掙到高工資，養活好幾個沒有職業的朋友，以及負擔一些來往同志的路費。劉伯父說，你父親簡直是累死的，死的時候一分錢也沒有，還是由中共代表團送來的100萬元法幣(等於後來的100元人民幣)才得以安葬。父親性情忠厚且耿直，並因此一生坎坷。入黨之後他廢寢忘食地為黨工作，卻因為說話做事喜歡直來直去，常常遭人嫉恨，甚至被人暗算，死的時候才46歲。劉伯父說，真是好人命不長啊，你父親要是去了解放區，也許能夠乾出一番大事業的。 1968年，劉伯父在省文史館的家裡，第一次拿出了詩稿對我說：“我好幾次想把這首詩念給你聽，但是一想到你父親的死，我心裡就難過，害怕回憶起那些往事。我知道像你父親那樣的好人，在那個社會裡是活不長的。我也自信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我才能寫出這樣的詩，因為只有我，才是真正的了解他。” 劉伯父的詩是這樣寫的：“闊肩短乾林季子，只知事事不畏死，一事眾手束無策，肩上君肩寧掛齒。前年臥病巴子國，力疾猶堪理煩劇，秋風一夜哭江頭，可憐累死無人識。我謂君愚不可及，君誦我言常太息，寧知君竟從此畢。鳴呼!已矣!君今不可作，愚者何如智者樂。世上聰明人何多，將君不死奈君何!”’ 我岳母的戰友 劉伯父在談起我父親的時候，還常常談到我母親去世得太早了，父親長時間一個人單獨生活，要是有一個好妻子在他身邊，他也許還要多活些年。說到這裡他欲言又忍地說：“本來有一個好機會，可是他又失掉了……” 劉伯父說的這個“好機會”，就是指父親與我的岳母陳聯詩的終身友誼。而劉伯父本人，也和詩伯有一段難忘的戰鬥友誼。 1936年夏天到1937年冬，詩伯被關在萬縣監獄期間，劉伯父就通過我的父親和詩伯認識了。他了解詩伯在華鎣山地區長期堅持武裝鬥爭的經歷，也知道她會打雙槍，而且還會畫畫，對她的為人非常欽佩，常常去獄中看望，還為她在獄中作的畫題字賦詩。詩伯出獄時，已經是1937年的冬天，此時盧溝橋事變已經爆發，全國的抗日救亡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而國民黨卻在戰場上節節潰敗，廣大民眾紛紛寄希望於共產黨。當時的萬縣和成都、重慶一樣，都是四川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地區，但是由於紅軍長征後這裡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都急於和黨取得聯繫。劉伯父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曾經參加過劉伯承領導的順瀘起義，後來也失去了組織關係。他經常帶著歐陽克明、郭汶、李英才、趙唯及進步人士肖中鼎(隨後入了黨)等人，來我和詩伯的住處——萬縣中山公園的九五圖書館密談，商量如何根據黨的號召、政策，開展抗日救亡的宣傳和鼓動工作等等，而大家更迫切的，是如何通過各自的關係，和黨組織取得聯繫。這時候，身為國民黨萬縣第九區保全副司令的肖中鼎，通過劉湘軍中的核心組織——武德學友會的聯繫，在成都找來一個自稱有黨組織關係的廖某。此人一到萬縣，就以欽差自居，到處指手畫腳，出些壞主意。大家心裡起了疑惑，就查他的來歷，原來這人以前的確是黨員，後來被捕，關進了國民黨的反省院，在裡面表現不好，出來後黨組織根本沒有和他接關係。假象被識破了，廖某隻得灰溜溜地逃之夭夭。 黨的組織一時沒有找到，但是劉伯父和大家一起，一直在抓緊進行兩項工作。一是利用當時的《萬州日報》，大力宣傳抗日救亡活動和我黨的抗日方針。《萬州日報》本來是軍閥劉湘主管的報紙，可是此時的劉湘經過我們黨的工作，已經主張“聯共抗日”，加上歐陽克明和郭汶在裡面當編輯，報紙常常刊登新華社的通訊和《新華日報》的社論，以及一些進步言論，在抗日民眾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另外的一項工作，是積極籌備抗日武裝。這項工作一方面由肖中鼎這個“萬縣第九區保全副司令”進行。他掌握著下川東九個縣的民團武裝，所屬各縣的國民自衛總隊的總隊長雖然由縣長兼任，但是其副總隊長大都是些年輕的進步軍官(如在萬縣的顧培南，在忠縣的我父親林佩堯，很快都入了黨)；另一方面就是依靠劉伯父和趙唯。作為早期的革命者和川東名士，他們在萬縣、雲陽、奉節、巫山等縣的中上層人士中一直都有很大的號召力。劉伯父和同志們還一致認為，詩伯曾經長期在華鎣山搞武裝鬥爭，有帶兵的經驗，常常認真聽取她的意見。大家覺得應該牢牢掌握這批地方武裝，只要黨組織一聲號令，無論是組織隊伍出川抗日，還是保衛川東門戶，維持地方治安，都將大有作為。 工作正在積極進行，上級黨組織於1938年的春天正式派人前來，與劉伯父、歐陽克明、李聚奎等人接上了組織關係，並成立了當地黨的領導機關，一切活動都遵照黨的統一安排。關於組織地方武裝的計畫雖然沒有實現，但是這些一度失去聯繫的黨員們，能夠積極主動地按照黨的大政方針進行工作，這是黨性堅強的表現。劉伯父和詩伯在這些活動中結成的戰鬥友誼，也一直保持下來。 籌辦川東抗大——國華中學 1938年的夏天，我已經入黨，在萬縣河口場國小教書。有一次，我回萬縣匯報工作，碰上劉伯父和李英才談論籌辦一所我們自己的學校——國華中學的事情，他們正為沒有房子在著急，問我有沒有辦法，我答應試試看。回到河口場國小，我分別找了幾個學生黨員了解情況，當時就有鍾克明兩兄弟表示，他們家的院子很寬，可以說服父親把房子讓出來。我和鍾氏兄弟一起去到他們家，向老父親說明來意，曉以大義，老人很爽快就同意了。我立即趕回萬縣，向劉伯父說明此事，第二天就由我帶路，他和李英才一起，趕到離萬縣城關50多里的楊河溪張家灣鍾家院子，主人熱情接待了我們，並滿口答應讓屋興學，劉伯父圍著院子屋裡屋外轉了一圈，非常滿意。這個棘手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大家都很高興。 1939年夏天，我受組織派遣，調往江油協助父親工作，行前到國華中學找萬縣中心縣委書記黃蜀澄轉組織關係。一進校門，就看到劉伯父寫在學校院牆上的八個大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心裡不由得滾過一股熱潮——這不正是延安抗大的校訓嗎?想到1938年初，我還在《萬州日報》工作，報社總編李春雅給了我30塊大洋，準備讓我和劉伯父的大兒子劉祥綸一起去延安。可是因為緊接著我就入了黨，由組織上決定留在後方工作，從此我和日夜嚮往的延安抗大無緣，留下了終身的遺憾。沒想到現在劉伯父就在家門口，為後方的年輕人建立起了一個“抗大”，這真是革命的種子遍地開花啊。 沒多久就聽到國華中學被查封的訊息。我在重慶又見到劉伯父的時候，他不無幽默地對我說：“我早就料到國華中學這個才生下來的胖娃娃活不長，會發‘臍瘋’死的。” 的確，蔣介石不能容許共產黨人在他的心腹之地，建立一個宣傳民主進步的學校。可是國華中學在它短暫的歷程中，為我們黨和民族進步陣營培養了大批骨幹，它在國統區的政治影響，是不可磨滅的。 困境中的嶙嶙傲骨 1939年下半年，國華中學校查封，萬縣的黨組織也被破壞，一些黨的負責人紛紛離開了萬縣，轉移到重慶。我父親來到重慶兵役署“受訓”，準備隨後去江油，我自己則奉命隨同前往，路過重慶的時候，我們和劉伯父及黃蜀澄、李英才等人一同住在重慶大梁子怡康旅館。我們這些人都列入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不能出去公開活動，可是每天又要吃要住，連八角錢的食宿費也難維持。這時候的詩伯，為了維持華鎣山同志們的生活，已經回到了家鄉，在渠河上當了“船老闆”，她從家鄉運來了一船生薑，打算賣了接濟我們，可偏偏不當時令，賣不出去，好容易低價出手了一百斤，只夠我們三天的費用。眼看連我父親去江油的路費也沒了著落，這時候劉伯父才站出來，說：我有辦法，不但一伙食旅館費不愁，還可以常常打牙祭。 劉伯父說的這個辦法，就是刻印賣錢。劉伯父雖然出身於一個平民家庭，卻有幸從小師從他那位身為晚清進士的堂兄，通曉文史詩賦，尤其是書法金石，在川東一帶早就有了名氣。只是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脾氣：若是趣味相投的朋友，他自己貼上好石頭，刻上你的名字，還要刻上邊款，有時候還要用微刻附上一首他自己作的詩。可是對那些出得起錢的軍閥財主和大老闆們，他的原則是“要敲就敲夠”，如萬縣環城路老風祥銀樓的老闆請他寫一個招牌，就“老風祥”三個字，就給了150個大洋，還請他吃了一頓飯，送了一件皮衫。現在大家一聽說他要親自出馬掙錢，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可是又聽他說每天只刻一個印章，大家又很失望，說我們四個人的生活，你刻一個印章怎么夠? 劉伯父說我們四個人，每人每天連吃帶住八角錢，四八才三塊二毛錢。我刻一個印章，起碼值四塊錢，除了四個人的生活還剩下八角呢，怎么會不夠?李英才說，你也算得太盡了嘛，我們還有煙、酒、茶呢?還要買書報，還要打牙祭呢?大家七嘴八舌，最後劉伯父才同意兩天刻三個，最多不超過一天刻兩個。於是就由我父親牽線，找到了老朋友雷忠厚，利用他在小什字開的一個綢緞鋪的鋪面，為劉伯父“接生意”。雷忠厚為他做了一個大玻璃框子，由劉伯父在上面寫了首打油詩：“鄙人治印，一字一元，多了不要，少了不乾”，還刻了幾枚印章，印在宣紙上，作為廣告，並註明請自帶印石，三天取件。攤子一擺出，果然生意興隆，求印者絡繹不絕。可是劉伯父依然不肯放下他的“架子”，每天刻完兩個就收攤。 就在這時的一個星期天，我陪父親去重慶青年會看一個全國書法展覽。因為當時重慶是抗戰陪都，許多全國著名的書法家都有作品來參展。在展廳進門右手的牆壁上，掛有一幅落款“藝叟”的條幅，父親悄悄對我說：這就是你劉伯父寫的。見父親站在條幅前久久不肯離去，一個負責解說的中年人走過來說：“先生，您看這字寫得怎么樣?”父親說寫得好啊，請問這字要賣多少錢?那人說，這是別人送來參展的，沒有標價錢，不賣的。父親喔了一聲，和我相視一笑。那人見了，也一笑，說：“我看先生您是個行家，前天于右任院長也看上了這幅條幅，他對自己的秘書和我說：‘我看除了我之外，還沒有第二個人能趕得上這個叫藝叟的人，也不知道是何許人也，真想見他一見。’” 回到旅館，父親對劉伯父說起此事，劉伯父聽了拈鬚一笑說：“于右任的字是不錯，很有功力，要是在過去，倒值得見他一見。可是現在，他就是拿八乘大轎來請，我也不會去的。” 黃蜀澄在一邊說：“不是不想去，怕是不敢去，人家是國民黨的大官，你是怕去自投羅網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從共產黨員到民主人士 解放後，我同劉伯父都在重慶工作，見面的時候就多了。我在重慶市委統戰部工作，他時任川東行署副秘書長，住北碚，每次到市里開會，他都要來找我，擺擺龍門陣，還托我打聽一些老朋友的下落，然後拉我陪他去“粵香村”，吃清燉牛肉。 按理說，劉伯父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了，曾經跟著劉伯承元帥參加過“順瀘起義”，抗戰時期就是萬縣中心縣委的成員，解放戰爭時期，任過川東遊擊縱隊一個支隊的司令員兼政委，同時還是革命陣營中少有的知名學者，全國有名的大書法家，金石篆刻家，精通曆代詩文的文史家……這樣一個能文能武，又紅又專的老革命，在新中國成立後是應該受到尊重和重用的。誰知道正當他在川東行署滿腔熱情工作的時候，忽然被宣告“停止黨籍”。理由是像他這樣的老同志，在地下時期工作生活的時間太長了，過多沾染了“民主派”的習氣，適應不了解放後“嚴格的黨內紀律約束”，擺在黨外比留在黨內好。和他一起先後被這樣“處理”的，還有一批和他一樣的老同志，其中就有他的老戰友，我的岳母陳聯詩。 他陰著臉從北碚進城來，拉我陪他去喝酒。還是到“粵香村”，除了往日的清燉牛肉之外，還要了一個牛雜拼盤，一盤油炸花生，四兩瀘州大麯。他不言不語，自斟自飲，一連飲了三盅。我拿過酒瓶說，伯父，你平時很少喝酒，今天怎么……他說你莫管我，我要喝，喝了心裡才舒服。他帶著醉意對我說：“向北，你說怪不怪，解放初，我在萬縣統戰部統戰別人，現在我倒成了被別人統戰的對象了。”他嘆了口氣又說：“你父親死得早，沒有等到今天。我雖然等到了今天，也等於死了。”他再也說不下去了，眼淚長流。 我沉默不語。其實，前不久，我就已經從當時的川東區黨委組織部幹部科科長盧光特同志那裡，知道了劉伯父的情況。盧光特還告訴我說，黨內的好多同志，特別是地下黨的同志們反應都很大，認為這樣對待老同志太不公平了。可是，當時誰也沒有辦法。也就在這個時候，劉伯父一直都很欽佩的老戰友，我自己的親人——詩伯，也因為“地下時期的舊習氣太重，和舊關係劃不清界限”等罪名，已經被多次批判，然後被“勸退出黨”。 劉伯父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向北啊，你還年輕，還不理解我們這些老頭對黨的感情。自從參加革命那一天起，我們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了黨，我們把黨籍當成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對自己的生死都毫不在乎。現在，我的政治生命就這樣被無緣無故的剝奪了，你說我這樣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我只好噙著眼淚說：“劉伯父，您要想開些……” 從革命家到學者 1952年，川東行署撤銷，劉伯父調到成都，任四川省文史館的館長。60年代初我也到了成都，也沒了黨籍，所不同的是：還比他多了一頂右派帽子。 一晃十年過去了。殘酷的黨內鬥爭此起彼伏，而劉伯父卻得以避開其中的驚濤駭浪，是是非非，在省文史館這個安靜的小院內，重新拾起他鍾愛的學問，這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在我的印象中，這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平靜的幾年，他平靜地從艱辛大半生的職業革命者，轉為一位有著深厚功底和獨到見解的學者。在這期間，除了文史館的日常工作之外，他還組織館員集體完成了一項大工程——編寫了《杜甫年譜》，據我所知，這是迄今為止最完整、最翔實的一部杜甫年譜，深受杜甫研究者的重視。他又以自己對杜甫生平的理解，對杜詩作了詳細的注釋，寫成了幾十萬字的《杜詩解說》，這五冊他嘔心瀝血寫成的書稿，是他平生唯一的一部學術論著，其中匯集了他對於杜甫詩作的許多真知灼見。可惜因為“文革”，未來得及出版，手稿一直由省文史館保存，最近聽說已經不知下落，正在查找，如果丟了，實在可惜。 這時的劉伯父，終於發現自己對社會還有著更實在的意義。他的書架上整整齊齊地放滿了各種各樣的線裝書和古文版本，工作之餘他的心情也很舒暢，生活很有規律，也很注意自我保健。他的胃不好，卻培養出一個獨特的愛好：啃乾鍋魁(燒餅)，吃炒得很硬的乾飯，說是為了鍛鍊牙和增加胃的蠕動能力。後來他的胃病果然就是這樣治好的。他身體很好，走路健步如飛，我同他一起出遊，要用快步才能趕上他。他也喜歡遊山玩水，成都附近的風景區他都去遊覽過。有一次他去游峨眉山，寫了很多的詩，回來讀給我聽，我說您的身體不錯啊，那么高的峨眉山都爬上去了。他正色說：“你亂說，我怎么會是爬?完全是走上去的，有時候還要跑呢。” 這期間有兩件小事情，我記得很清楚。 大概是1964年，省教育廳中教處的處長寧育畦找到我，讓我代他去請劉伯父，為當時省上的重點實驗中學——鹽道街學校的教師們教書法。劉伯父很高興地同意了。老師們每個星期天來到文史館，他很耐心地為大家講解要義並一筆一划地示範。他還用紅土寫成一張張楷書字帖，要老師們照著“填紅”。他說：“不要以為這是小學生做的。寫字和做人一樣，如果不從根本做起，就難成大器。現在不少學生用不來毛筆，寫不來毛筆字，這是中國人的恥辱。” 還有一件事情，是在文革初期。我和也是在萬縣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趙唯、陳恆之一起去看他，談到原川東遊擊隊的同志們解放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準備寫成材料到北京去告狀，卻苦於沒有錢作路費，難於成行。劉伯父一聽，二話沒說，轉身進寢室拿出他的存摺遞給趙唯說：“拿去，這是我的全部家當。”我打開存摺一看，所謂的全部家當，就是存摺上僅有的65．50元錢。 直到今天，我想起這件事情，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個參加革命幾十年的正廳級幹部，一位全國著名的書法家，一位學貫古今的老學者，全部的積蓄，就這個存摺上的65．50元錢。真可謂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了。 在文革中 文革初期，像文史館這樣與人無爭的地方還是比較清淨的。在舉國上下都在大造“紅海洋”之際，我常常抱了一堆白紙，去請劉伯父寫毛主席詩詞之類，他則是有求必應，我因此有幸保留下來幾件劫後餘生的墨寶，也算是他老人家留給我的最珍貴的紀念了。 隨後，打砸搶之風興起，特別是1968年初，江青在那個臭名昭著的3·15講話中說了“川東地下黨沒有一個好人，華鎣山游擊隊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之後，整個四川參加過地下黨的老同志，更是大禍臨頭。在這之前，劉伯父就被理所當然地打成了封資修的代表人物，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這時候加上他也是1927年的老黨員，川東遊擊隊的司令員，又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 記得是1968年冬天的一個上午，我去看劉伯父，他有些緊張地對我說：“現在造反派禁止我外出，還特別打聽了你的情況，你要小心。”我當時聽了也沒在意，這些年我也經歷很多了，反正已經成了死老虎，沒多大的油水讓他們撈。可是就在第二天，全市統一行動，把我們這些“危險人物”統統關了起來，從此，我再也沒有見到他老人家。 後來聽說，劉伯父被關進了牛棚，造反派在他家裡翻箱倒櫃，稍微值錢的東西都被搶走，連他過冬的一件皮衫都沒留下。大冷天，他晚上穿著一件薄薄的小棉襖躺在地板上，白天還被押出去戴高帽子遊街示眾……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在傷、痛、凍、餓和悲憤氣急之下，終於病倒了。醫生要求住院治療，可是造反派不開證明，醫生憑著良心對老人進行了搶救，脫離了危險之後，才讓他回家自行調養，沒想到待病情稍有好轉，他又被拉去批鬥。待到再次送入醫院，醫生已無回天之力，劉伯父終於在1969年的2月6日去世，終年75歲。 林彪爆炸了，“四人幫”倒台了，可在一段時間內，他們的陰魂不散，兩個“凡是”還禁錮著人們的頭腦。1978年初，為了應付門面，有關方面勉強開了一個很不像樣子的追悼會，在悼詞里居然把劉伯父的死，說成是“修正主義衛生路線造成的惡果”。後來經過家屬據理力爭，才很不情願地承認劉伯父是受林彪、“四人幫”的迫害致死。 歷史是由人民寫成的 劉少奇同志說得好：“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成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顛倒的歷史又被顛倒過來。一切冤假錯案都得到了平反，強加給劉伯父的所有污衊都被洗清了，為他恢復了黨籍，恢復了名譽，黨史部門還為他立了傳，對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評價。作為一個國家級的學者，北京、成都、萬縣、雲陽等有關部門，對他詩文、書法、篆刻都作了詳盡的介紹；作為一個地區的驕傲，當時的萬縣地區還為他建立了紀念館。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作品愈是顯得珍貴。去年，他的書法作品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20世紀中國書法精品展”，受到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好評。去年年底，應法國總統席哈克之邀，中國20世紀書法精品展前往巴黎展出，經過再次篩選，劉伯父作為中國百年來最著名的(已故)20位書法家之一，作品參加了這次大展，在巴黎引起轟動。 改革開放20年來，國家富強了，人民安居樂業了，那種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日子，那種人整人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敬愛的劉伯父，您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