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著作
甚豐，他的著作集子情況比較複雜。早在蘇軾生前就有《東坡集》四十卷、
《東坡集》東坡集概述
《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宋蘇軾撰。軾有《易傳》，已著錄。蘇轍作軾《墓誌》，稱軾所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製》三卷、《和陶詩》四卷。
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並同，而別增《應詔集》十卷，合為一編，即世所稱《東坡七集》者是也。《宋史·藝文志》則載《前、後集》七十卷，卷數與《墓誌》不合，而又別出《奏議補遺》三卷、《南徵集》一卷、《詞》一卷、《南省說書》一卷、《別集》四十六卷、《黃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北歸集》六卷、《儋耳手澤》一卷，名目頗為叢碎。今考，軾集在宋世原非一本。邵博《聞見後錄》稱：京師印本《東坡集》，軾自校，其中“香醪”字誤者不更見於他書，殆毀於靖康之亂。陳振孫所稱，有杭本、蜀本，又有軾曾孫嶠所刊建安本，又有麻沙書坊《大全集》本，又有張某所刊吉州本。蜀本、建安本無《應詔集》，麻沙本、吉州本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不加考訂。而陳鵠《耆舊續聞》則稱：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序，又絕少舛謬，極可賞。是當時以蘇州本為最善，而今亦無存。葉盛《水東日記》又云：邵復孺家有細字小本《東坡大全文集》，松江東日和尚所藏有大本《東坡集》，又有小字大本《東坡集》。盛所見皆宋代舊刻，而其錯互已如此。觀《捫蚤新話》稱：“《葉嘉傳》乃其邑人陳元規作，和賀方回《青玉案》詞，乃華亭姚晉作。集中如《睡鄉》、《醉鄉記》，鄙俚淺近，決非坡作。今書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知禁”云云，則軾集風行海內，傳刻日多，而紊亂愈甚，固其所矣。然傳本雖夥，其體例大要有二：一為分集編訂者。乃因軾原本原目，而後人稍增益之，即陳振孫所云杭本。當軾無恙之時，已行於世者，至明代江西刊本猶然，而重刻久絕。其一為分類合編者。疑即始於居世英本，宋時所謂《大全集》者，類用此例。迄明而傳刻尤多，有七十五卷者，號《東坡先生全集》，載文不載詩，漏略尤甚；有一百十四卷者，號《蘇文忠全集》，板稍工，而編輯無法。此本乃國朝蔡士英所刊，蓋亦據舊刻重訂，世所通行，今故用著錄。集首舊有《年譜》一卷，乃宋南海王宗稷所編。邵長蘅、查慎行補註蘇詩，稱其於作詩歲月，編次多誤。以原本所有，今並存焉。齋
蘇軾簡介
《東坡集》嘉佑二午(1057)進士，任福昌縣主簿、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召直史館。神宗元豐二年(1079)知湖州時，以訕謗系御史台獄，三年貶黃州團練使，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後量移諸州。哲宗元佑元年(1086)還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九年，又被劾奏譏斥先朝，遠貶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始被召北歸，卒於常州。著有《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今存。生於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1037），死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七月（1101），享年六十六歲。
在嘉元年（1056）以前，蘇軾是在自己的家鄉度過的。這位作家的天才在兒童時期已經顯露了不可逼視的光芒。在他十歲的時候，父親蘇洵叫他寫一篇習作《夏侯太初論》，他竟能寫出“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博猛虎，不能無變色於峰”這樣善於把握人物內心活動的句子（郭輯本《王直方詩話》）“東坡作〈夏侯太初論〉條”）。
嘉元年，蘇軾二十一歲，其父將他和蘇轍兄弟倆帶到汴京，並將他們介紹給當時的文壇盟主歐陽修和其他知名之士。歐陽修大加讚賞。次年參加歐陽修主持的禮部科試，蘇軾和蘇轍都考中了進士。不久，因母親程氏在四川家中病逝，蘇軾父子之人回蜀奔表。直到嘉四年十月，才再度赴京。這次乘舟經行三峽，沿途奇麗的山川和屈原塔、昭君村等古蹟，激發他們的詩興，一路上寫了一百首詩歌，編成《南行集》，其中蘇軾的作品有四十首，這可說是他詩歌創作的起點。嘉六年，蘇軾經歐陽修的推薦，考取了賢良方正言極諫科。在這次應試中他寫出了二十五篇《進論》和二十五篇《進策》，系統地提出了自己對前代治亂興衰的看法和當前的政治主張，力勸仁宗改革弊政，勵精圖治。其中在具體措施上，與當時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的主張有歧異。他說：“臣竊以為當今之患，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進策·策略三》）新以提倡任人，反對變法；提倡漸進的變革，反時操之過急。這種早年形成的觀點，對他一生的政治生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照寧二年（1069）二月，蘇軾四川居父喪還朝時，正碰上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開始變法。他立即站在保守派一方，接連上疏，竭力反對王安石的做法。照寧四年二月，他兩次上萬言書，對新法進行了全面的非議。因為無效，就自請出任地方官。他先到杭州任通判，後調任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值得注意的是，蘇軾雖然反對新法，但和極端頑固的舊派有新不同。在新法推行之初，他對限制貴族特權，增強國治力量諸方面，都曾表示贊同，只是他認為王安石的政策是“取天下之財與民爭利”，因而力加反對。後來司馬光要將新法完全廢棄時，他又和司馬光爭論，認為應當保留其中合理的部分。可見他對於新法，並非盲目地否定一切。
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由於宋朝官僚制度的腐朽和官員素質低劣等原因，曾產生了某些副作用。蘇軾與王安石的政見不同，因之他沒有看到新法好的一面，而只看到新法施行過程中新產生的種種流弊，就以詩歌作為武器，尖銳地揭露了一些不良現象。蘇軾在當時文名很大，這種詩歌流布四方，就成了守舊派反對新法的最有力的宣傳品。但在王安石當政的時期，這位傑出的政治家始終沒有因為蘇軾諷刺新法而對他進行過打擊報復，只是在王安石離職之後，變法派中的新進就群起陷害蘇軾。元豐二年（1079）七月，當他移知湖州時，即以訕謗新政的罪名被逮至京，關在御史台的監獄裡。這就是著名的烏台詩案。蘇軾在獄中受盡苦楚，自度必死，寫下了近似遺書的《獄中寄子由》詩。然神宗對蘇軾本無惡感，一些元老重臣又紛紛上書營救，已經退隱的王安石也出而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結果落得從輕發落，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謫居黃州是蘇軾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轉折點。他在政治上雖受到打擊，但在創作上卻獲得了豐收。蘇軾早年的成就固然已經不同凡響，然而到了黃州之後，這位大作家進入了更加成熟的時期。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司馬光等舊派人物執掌大權，逐貶變法派，徹底廢除了新法。元元年（1086）蘇軾被召還朝，援心翰林學士、知制誥的重位。但他反對盡廢新法，竟和司馬光當面辯論了一場，結果遭到新舊黨的夾攻，陷入了朔黨、洛黨、蜀黨互相排斥的無休業的紛爭中。於是一再要求出任地方官。自元四年起，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先後出知杭州、常州、揚州、定州。
元八年九月，高太后逝世，哲宗親政，為挽救危機，擺脫內外交困的局面，再度起用了新黨，並於紹聖元年（1094）開始恢復新法。於是蘇軾首當其中地被劃入舊黨一派，以“譏斥先朝”罪名貶至莫州，接著再貶至惠州。紹聖四年，新黨掌權的朝廷普遍加重對舊黨的懲罰，六十二歲的蘇軾又一次現遭到遠謫，貶為瓊州別駕，到海南島的儋州居住。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繼位，神宗的皇后向太后聽政，蘇軾遇赦北還，不幸於建中靖國元年病逝常州。後來，徽宗又嚴厲打擊舊黨，並於崇寧二年（1100）下詔禁毀了蘇軾的著作集子。
蘇軾是著名的文學家，他在政治上幾次遭受挫折，長期被貶，使他有機會接觸到人民的生活和祖國的山河，加上他有很高的文學才能和多方面的藝術修善，又把寫作當作日常的功課，從少到老，堅持不懈，所以獲得了豐碩的創作成果。他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詩，近三百首詞和卷帙繁富的散文作品。他的詩詞和散文反映了相當廣闊的社會生活面，在讀者面前展開了琳琅滿目的藝術畫卷，可以說是北宋社會生活的一部百科全書。
蘇軾以他的天縱之才和大手筆、大氣魄，開拓了宋詩的新境，賦予宋詩新的生命活力。他寫詩不宗一家，而能兼取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劉禹錫和歐陽修等前輩詩人之長，經過熔鑄創造，而自成一家。他非常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主張詩歌要“有所為而作”，要揭露時弊，“言必中當世之過”。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寫下了不少政治詩。揭露社會矛盾，痛斥官場黑暗，同情人民疾苦，並表達了他要求改良政治的願望。例如《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蠶欲老，麥半黃，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來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詩中不只是描寫風景，還會有對那些不勞而食、坐享清福的剝削者的諷刺。
又如《吳中田婦嘆》，摹擬吳中田婦的口吻，具體、形象地描寫了農民在久雨中盼望天晴的憂愁、悲苦：“風霜來時雨如瀉，耙頭出菌鐮生衣。眼枯眼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詩中還進一步揭露朝廷政策的錯誤造成錢荒米賤，給農民帶來深重災難：“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隨東歸。汗流肩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詩的最後，對那些壓榨人民卻又自稱是好官的權貴們予以尖刻的嘲譏與抨擊：“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這首詩是針對王安石變法推行中的某些流弊而寫的，但它確實反映了當時的歷史真實，表現了詩人對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敢於觸及時政的精神。在《荔枝嘆》中，詩人們滿腔義憤控訴唐玄宗和楊貴妃要地方進貢荔枝新加於人民的禍害：“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賊血流千載”。！
詩中抒發了廣大人民“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深仇大恨。詩中到古論今，精而猛烈地抨擊當時朝廷繼續要地方貢榮貢花的弊政，指斥了高高在上的皇帝，指名道姓地鞭撻了那些靠人民血汗“爭新買寵”的當朝權貴：“君不見武溪邊粟粒勞，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名出意，今年計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善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這首詩是蘇軾晚年被貶謫惠州時寫的，表現了詩人屢貶不屈、敢怒敢說的政治激情。
在蘇軾的詩中，更能代表其特色和成就，影響更大的，是那些抒發個人情懷和描寫自然景物的作品。這些詩想像豐富、氣勢奔放，變化無窮，流暢自然，富於浪漫主義色彩，顯示出以清雄曠放為主調的多樣化的藝術風格。其中，七言古詩形式自由，便於詩人馳騁筆力，恣意揮灑，因此寫得最好。例如《游金山寺》，寫他登金山臨眺長江。全篇圍繞長江著筆，把懷念故鄉的深情、仕途的坎坷同江上神奇的景物融為一體。其中景色描寫瑰麗壯觀，引人入勝：
微風萬頃靴紋細，斷霞半空魚尾赤。
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
把風本浪靜的萬頃江波比作靴子上的細微皺紋，把江天晚霞比為魚尾的赤色，喻象十分新奇。接著，可描寫冬天月初的微明江月，半夜飛焰照出的江心炬火。其中江心炬火又故事寫得迷離恍惚，並認為這個“非鬼非人”的景象是江神怪他不歸的譴示。詩境從無生有，由奇入幻。但這種奇幻意象，正是詩人殷切的思歸之念產生的，所以並不令人怪異，反而更宣染了惆悵的鄉愁，使人感到情真意切。全詩首先相應，章法嚴謹，表現出蘇軾的七言歌行豪放瀟灑而不失規矩的特色。蘇軾的七律，在格調具有白居易、劉禹錫的流麗圓轉，有時顯得雄奇駿發、氣勢逼人。如《有美堂暴雨》：
遊人腳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拔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
十分瀲灩金樽凸，千杖敲鏗羯鼓催，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鮫室瀉瓊瑰。
詩寫暴雨，在古人詩中甚為少見。這首詩開頭寫雷起腳下，頑雲滿座，是詩人站在吳山絕頂上的真實見聞。一聲疾雷，先聲奪人，預示暴風雨來勢之猛。三、四句寫暴雨中的奇觀。由於狂風在烏雲翻滾之際呼嘯而至，詩人感到風也是“黑”色的；大雨傾瀉，江水洶湧，使詩人產生了江海起立的神奇幻覺。第五句寫江水洶湧，如同斟滿的酒凸出了杯麵。第六句寫雨聲震天，又象千錘急下敲擊著羯鼓。以上六句。都準確地抓住了近海的錢塘江上的暴雨特點。詩人最後想像這雨是天帝用來酒醒沉醉中的李白，叫他傾瀉出瓊瑰一樣的詩篇。這裡隱然有自負之意。全篇顯示了蘇軾善於從動態中捕捉景物的特徵、善於藉助新穎的比喻來刻畫事物的藝術本領。
蘇軾的寫景七絕也很出色。這些小詩寫得清麗精美、富有情致，有的富哲理於形象之中，意趣橫生，耐人尋味。如《飲湖上初晴後雨》：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詩人不是泛泛地寫西湖，而是抓住她在“初晴後雨”的特定時刻表現她的美。首句，畫出了西湖在陽光照射下波光閃閃；次句寫西湖周圍的青山，籠罩在輕紗般的雨霧中，更顯得風姿的綽約。這兩句寫景，一水一山，一近一遠，一高一低，分別表現了西湖晴日下的明艷和雨霧中的秀媚，已經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的婀娜多姿。三、四句更奇峰突起。詩人通過奇妙的聯想，把西湖比喻為古代的美人西施。這個比喻新鮮、貼切、優美。因為西湖和西施都姓“西”，她們又同出於吳越。詩人們西施的濃妝比西湖晴景，以淡妝比雨景，既同前兩句的實寫緊密呼應，使全篇渾然一體；又傳神地畫出了西湖美的風姿，意態和靈魂。詩中還蘊含著微妙精深的生活哲理：美不依靠人為的修飾，無須藉助於外物，美主要在於天然的內在的資質。資質美的事物，無論其形態怎樣變化，都是美的。另一首七律《題西杖壁》是廬山的妙詠：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首也是寓哲理於形象之中。前兩句，以精煉的筆法，描繪廬山那側峰橫嶺、雄偉奇秀、氣象萬千的景象。後兩句則以奇思妙發，揭示出一個精闢哲理：人們要認識事物，既要入乎其內，深入觀察它的各個局部、它的細微底蘊；又要出乎其外，同它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才能全面地、完整地把握它。因此，認識事物必須擺脫局部經驗的局限，著眼於全局，避免片面性。全詩既給人美的享受，又能啟發人的心智。意蘊深刻，語言淺顯，也體現了蘇詩深入淺出的特色。
蘇軾還有不少題畫詩，不僅用詩的語言生動地再觀畫中的景物現象，而且還突破繪畫只能表現顏覺印象的局限，把他從畫面上得來的視覺印象暗轉為聽覺、嗅覺、觸覺等多種感覺印象，融入自己的獨特感受，創造出新鮮的意境。如《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惠崇的《春江晚景》，畫面上有鴨子在春江上嬉戲，江岸上蔞蒿遍地，蘆筍吐芽，綠竹依依，竹林外露出幾枝火紅的桃花。畫家捕捉住這些景物形象，生動地描繪了早春風光。蘇軾題畫，並不受畫的限制，他們自己對早春的獨特感受來豐富、深化畫境。詩人猜測鴨子對江水的感覺，以鴨子對水溫回升的敏感，傳達出春天降臨的訊息。把鴨子寫得有人的知覺，使詩頗有情味和理趣。詩人還藉助聯想補充畫境。由蔞蒿和蘆芽，想到這是吃河豚的時候，於是添了畫面上新沒有的河豚欲向春江上游游來的形象。全詩成功地表現了春水方生的暖意和暖流下“河豚欲上”的信息，這是丹青妙手都難以表現或不宜表現的，從而給整個畫面增添了春天的氣息和旺盛的活力，創造出新的境界。
應當指出，蘇軾也有一些詩歌表現了“以文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傾向，有的作品矜才炫學，堆砌典故，寫得艱澀無味。此外，也有一些庸俗無聊的應酬之作。
在散文創作方面，蘇軾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沿著歐陽修開闢的平易暢達，文從字順的方向發展，體現了宋代散文平易婉轉的共同特色，同時，又有他自己的鮮明個性，表現出一種縱橫恣肆、揮灑自如的藝術風格。
蘇軾的散文可以分為非文學性散文和文學性散文兩大類。前一類主要指議論文，包括政論和史論。這一類文章，文從字順、條理分明，雄辯滔滔，說理透闢，而且還常作翻案文章，提出新見，從中可以看出《戰國策》、《孟子》、《莊子》以及賈誼、陸贄等人的影響。後一類指敘事、寫景、抒情文，包括書札、雜記、序跋、小賦等，藝術成就很高。總的特色是：真情坦露，樸素自然，變化多端，不拘一格，如雲出流水，姿志橫生。
蘇軾一生寫了大量的政論和史論。這種評史議政的文章尤其善於運用一些淺顯、生動、貼切、形象的比喻，來闡明深刻的哲理。如《日喻》寫於元豐元年，這時，當政者將科舉考試的內容由詩賦改為經義已經很久了。蘇軾自始就不贊成這種改變，認為“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興衰，初不由此”，不必“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而且以經術取士，只能產生“迂闊矯誕之士”，“其弊有甚於詩賦者。”（《議學校貢舉狀》），但吳彥律卻又正是去應考他所不贊成的科試的，所以他只好在文章終了的地方，說明詩賦和經義兩種科目都各有其缺點。文中用了瞎子猜日和南人游水兩個比喻，論證了對於事物進行全面認識的重要性，以及通過實踐來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必要性。
蘇軾的記敘體散文，巧於布局和構思，寫得起伏跌岩，波瀾層出，並以描寫、敘述和議論的錯雜並用為特點。例如《石鐘山記》，雖是一篇遊記，卻以探索石鐘山命名的由來為中心，先提出對酈道元、李渤釋名的疑問，接著寫自己親自坐船到石鐘山下水面上夜遊，經過考察，找出石鐘山命名的真相。最後作者抒發感慨，提出“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這一著名論斷。文章不同於一般山水遊記的寫法，記游的過程是解疑說理的過程。文章筆調輕快流暢，其中寫月夜乘舟一段，抓住景物特點，輕輕點染幾筆：至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所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
作者繪聲繪色，寫得逼真生動，陰森可怖，使人有身歷其境的感覺。
蘇軾在黃州寫的《前赤壁賦》和《後赤壁賦》，是他的抒情寫景散文的名篇，也是宋代散文賦的雙璧。所謂散文賦，即既保留了傳統賦體那種詩的物質與情韻，同時又吸取了散文的筆調和手法，打破了賦在句式、聲律和對偶等方面束縛的一種形式。如《前赤壁賦》通篇以泛遊赤壁為線索，起筆記游寫景，展現出一個詩情畫意的境界：壬戍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洗洗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第二段記敘泛舟江心，飲酒放歌的情景。當洞簫吹出悲悽之音時，主客觸景生情，由歡樂轉為悲哀，引起下文主客問答的議論。第三段借主客問答的方式，撫今追昔，暢述對人生短促的感嘆。第四段寫蘇子的回答，照應文章開頭的寫景，以明月江水作比喻，說明世界萬物和人生，都是既有變的一面，又有不變的一面。而江上的清風和山間的明月，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可以給人們盡情的享受。所以，人應該投入大自然的懷抱中陶然自適，對人生宇宙都能保持曠達樂觀的態度。這是全文的主旨。第五段是尾聲，寫主客二人轉悲為喜，以開懷暢飲，興盡酣睡結束全文。
這篇賦在藝術上達到很高的造詣。首先，是寫景、抒情、議論緊密結合。如第一段側重寫景，但一派月夜江上靜謐出深的美景，同作者超然曠達的心境相輝然，繪織成一幅赤壁月夜泛丹的圖卷。第四段雖然側重說理，卻借追述歷史陳跡、緬懷歷史人物面顯示人生與天地“變”與“不變”的哲理。全篇不論抒情議論。步步不離江上的風光和赤壁故事，從而創造出一種情、理、景相結合，充滿詩情畫意而又含富著人生哲理的獨特的藝術境界。其次，靈活地運用了傳統賦體中主客問答的形式，充分地表現了作者感情的起伏和思想矛盾的解決過程。第三，語言優美、形象，善於取譬，將抽象而不易捉摸的聲、情，寫得具體可感，訴諸讀者的視覺和聽覺。全篇駢散相間，節奏鮮明，聲韻諧美，又自由活脫，圓轉自如，更增強了藝術的感染力量。
蘇軾的傳記性散文，著墨不多，輕描淡寫，就能把人物勾畫得鬚眉生動，栩栩傳神。如《方山子傳》，是作者為他的友人陳■（別號方山子）作的詩。但在寫法上別開生面，全文主要寫方山子遊俠和隱居的事跡。作者用明快的筆調，先寫自己過岐亭同方山子相遇，對他隱居山林感到驚異，問他何故，他“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寥寥數筆，便神態宛然，寫出了方山子曠達不羈待人豪爽和安貧樂道的個性。接著，作者回敘方山子少年時任俠和射獵的情景：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得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兒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這裡純用白描，形神畢現他寫出了方山子勇武精悍、胸有韜略的“一世豪士”本色，並表現作者對他壯志來酬而隱居山林的深沉慨嘆。文章最後又補敘他豪富的家世，“園宅壯麗，與公侯等”，而他“皆棄不取”，與上文的“用財如糞土”、“環堵蕭然”照應，顯示他不慕富貴，不圖利祿的品格。全文篇幅短小，在章法結構上起落轉換，用筆靈活自如，特別是把人物的性格表現得那么生動傳神、豐富飽滿、令人嘆賞。
蘇軾的隨筆小品文，更表現出信手拈來，隨筆揮灑，不假雕飾，情詠雋永的特點。如《記承天寺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壽，導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
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第一段記事，交代了夜遊的時間、地點和人物，寫出了誘人的月色，抒發了人物的喜悅心情。第二段寫景，作者不直接寫月，卻通過寫“庭下如積水空明”，巧妙地寫出月光如水，天地一色；再把月下婆娑的竹影、寫成為“水中藻、荇交橫”，巧妙地寫出自己的錯覺，便創造出一個清朗淡雅、空靈靜謐的詩的境界。末尾抒情，表現這兩位步月談心的友人閒散無拘的性格和沖和淡泊的心境。作者把簡練的敘事，精妙的寫景，耐人尋味的抒情和議論，濃縮在八十四個字之中，而行文卻仿佛信手點染，毫不經意，真是一篇清新、雋永、凝練、含蓄的抒情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