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導
20平米陋室里藏著一個國學大師來源:天府早報早報訊（記者塗詩薇攝影向宇）“生如松柏德似竹梅，道繼孔顏壽追文武。”昨（13）日下午，四川師範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師生匯聚一堂，為被譽為“國學泰斗”的著名文字學、語言學、音韻學和古文學家杜道生先生慶祝95歲生日。令人驚訝的是，這位“國學泰斗”住在一個約20平方米的“陋室”里。
簡陋房內沒有現代電器
杜老雖已95歲高齡，但精神矍鑠，聽力和視力都非常好，他昨日身穿藍色衣服，臉上一直洋溢著笑容。封小超老校長講起杜老的生活，非常感慨。杜老還住在四川師範大學一棟50年代的紅磚樓的三樓里，一間最多20來平方米的房間光線昏暗。除了一張書桌、兩把木椅和一張床外，屋內全是書，房間內沒有任何現代化的電器。
杜老生活非常簡樸，早晨去食堂買一個饅頭，拿回來後就著豆腐乳和稀飯慢慢咀嚼；中午和晚上也是去食堂打飯，只是簡單的一樣蔬菜，加上早晨剩下的豆腐乳，就算是午飯和晚飯了。多年來，杜老師一直獨自一人生活，身邊沒有老伴也沒有兒女。
杜道生一生命運坎坷。13歲時母親撒手人寰；50多歲時，原配夫人張淑華染病離世；隨後，年僅16歲的二兒子杜厚瀛不幸夭折；96歲時，75歲的大兒子杜厚忠也因病走在了他的前面……少年喪母、中年喪妻、老年喪子，人生中最最不幸之事，他皆已嘗盡。
怪人不讓別人照顧自己
封小超老校長還介紹，其實學校多次提出給杜老搬住房，並請人照顧他，但他一直不肯。“有人把杜老叫做‘怪人’，得到了中國文人安貧樂道精神的精髓。”杜老自己也表示，他習慣一個人住，不願意麻煩別人。“如果有人照顧我，說不定我就變懶了，會有依賴性，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身體反而會差。”杜老平時每天就是看書、整理資料和寫書，日程安排得滿滿的。每到周末還要到文殊院去免費講學。
昨日雖然是杜老的生日，但他卻隻字不提，默默拿出20本《四川揚琴傳統唱本選》免費送給大家，裡面的每個唱本都是杜老精心注釋的，該書全部由他自己出資7000元錢出版。隨後，杜老還即興給大家講了一堂關於“藝術”的課程，博得學生們陣陣掌聲。杜老的弟子、“長衫先生”李里也給老師獻上了祝福。
杜道生：以傳統文化為安身立命根本的漢字守護人
他94歲，依然摯愛著一生的事業。他把以文字為基礎的傳統文化作為安身立命的根本，懷著薪火相傳的信念，為古老的中國延續精神的火種。
採訪手記
94歲的杜道生先生一個人獨自住在四川師範大學一間不足30平方米的房間裡。推開房門，屋內坐著三人。杜先生雙手抱著一個電熱暖手器，坐在一張破舊的藤椅上。他說，電熱器是學生為他祝壽時送給他的。杜先生的對面坐著兩個青年，其中一位曾經是四川師範大學的學生，因為當年自願“承包”為杜先生打開水，有了一段交往，此次是和同樣心懷仰慕的朋友一起來看望杜先生。
我打量著這個小屋，窄小的房間裡堆滿了書，還雜亂地堆放著各種生活用具。進門處的小桌子上放著幾個搪瓷盅和碗筷，右側的一張舊床上各種書刊堆積如山，床下也塞得滿滿的，床腳疊放著兩個塑膠盆，盆里放著肥皂之類的雜物。盆子旁邊有幾個瓶子，其中一個陶瓶上標明了是酒。房間太小，我在裡面很難轉身，也不易找到坐下的位子。杜先生起身要為我找一個凳子，我才發現進門處的左側有一個小門，我弓著腰剛好可以進入，裡面是一間更加逼仄的屋子，堪堪放下一張小床。床上掛的蚊帳已經又黃又破，時至深冬，床上鋪的仍是一張草蓆。這就是杜先生休息的地方。據說，杜先生惟一的兒子也年逾古稀，而學校要請人照顧他，被他拒絕了，他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
時間已經接近中午，我們決定一起用餐後再接著採訪。杜先生拄著拐杖和我們一起下樓並沒有什麼困難，看來身體很健康。吃飯的時候，我們從他房間裡帶下來的那陶瓶酒，杜先生用小盅喝了三杯後便不再飲。他說這是他多年的習慣。他的飯量和食慾都不錯，吃完後他還用小搪瓷盅將剩菜打了包，說今晚可以不用到食堂買菜了。
回到樓上房間，杜先生的談興漸濃。我們談到了他的求學經歷，談到了中國文字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也談到了他的老師胡適、錢穆以及聞一多等。但貫穿始終的，是杜先生對中國文字的摯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忠誠。談話中，他把錢穆的《近三百年學術史》從身後的書架上找出來，要我念扉頁上他的題注。原來在戰亂中，杜先生的藏書散失殆盡，當他後來在舊書攤上覓得此書，心情激動，恍若重回北大校園。將杜先生對學術傳統的拳拳之心與眼前狹窄的小屋以及雜亂的陳設相較，中國文人安貧樂道的精神分外彰顯。
人物採訪
樂山杜家：一家出了三個秀才一個進士本報記者（以下簡稱“記”）：很想知道杜老的青少年時代的生活，因為從中我們可以知道您為什麼會走上古文字研究這一條路。
杜道生先生（以下簡稱“杜”）：這說來就話長了。我父親在舊社會沒有取得功名，就在樂山經營了一個米鋪。人們都說我父親福氣好，有六兒兩女。雖然父親沒有取得功名，沒有考取秀才，但他還是讀過私塾，算是有些文化，當地人很尊敬他，推選他做團正，而他也很稱職，辦事很公正。他很看重教育，所以我的大哥、二哥都得到很好的學習機會。大哥是四川法政學院經濟本科第一期畢業生，二哥是四川高等學堂二類七班畢業。大哥學的是經濟、政治和法律。二哥學的是數理化。畢業後，大哥做過自流井（自貢）和宜賓等地區的法官、檢察官。二哥在樂山的中學裡教書，1913年成為嘉定府官立學堂的教師，主要教英語、代數和幾何。我的大哥、二哥和郭沫若初小、高小都是同學。不僅如此，我家與郭沫若一家還是親戚。郭沫若的母親就姓杜，郭沫若的外公杜琢璋是我家本房親戚，鹹豐四年中的進士。他曾經做到貴州黃平州的知州。太平天國舉事期間，黃平被圍，他出城迎敵，結果戰死，後來被朝廷追封為五品雲騎尉。他的一兒一女被送回樂山。其中他的女兒長大後嫁入了郭家，她就是郭沫若的母親。
這就是我家庭的大概情況。由於我父親的子女多，除了大哥、二哥，後面所生的孩子就無力供養他們讀書了，所以我的三哥、四哥、五哥都選擇了經商這條路。三哥在錢莊做職員，四哥經營米鋪，五哥過繼給了親戚，後來經營一間醬園。我是1912年——辛亥革命之後出生的。我出生的時候，我的父親母親都已經四十多歲了。由於老來得子，父母對我特別疼愛。
杜姓一家在樂山很受人羨慕。你想，一家中出了三個秀才和一個進士。我13歲的時候，我的舅爺開有一個私塾，我就去那裡讀書。我的一個伯父是樂山很有名的中醫，我的父親本意是想我讀點私塾，好去跟我伯父學中醫。他沒想到我14歲的時候自己跑去考了樂山縣立高小，不僅考上了，而且考的是第二名。我父親聽到這個訊息，嘴巴一撇，說：“對嘛，你去讀嘛。”（笑）那時候讀高小，一年的學雜費和一伙食費、住宿費要十二三個銀圓，對我的父親來說也是不小的一筆開支。在學校讀了一年，我的二哥當上了樂山縣的教育局長，開辦了縣國中，我就以同等學歷去考，結果考了第一名。我父親聽到這個訊息，還是沒辦法，嘴一撇，說：“又讀嘛。”（笑）就這樣，我在樂山縣國中畢業。在我畢業的時候，樂山還沒有高中，於是我就到成都讀了高中。
記：於是就這樣您就離開了樂山，來到了成都。
杜：是的。我就讀於四川大學附中。附中剛開辦第一屆高中，我就考上了。楊尚昆、郭沫若都讀過這個學校。
記：您那時候多大了？
杜：我讀書晚。到成都讀高中的時候我已經18歲了。高中畢業我22歲。那一年我考上了四川大學中文系。剛讀了一年，四川時局發生變化，鬧得人心惶惶。這時候我的一個表姑丈要我去北京讀書，他願意照顧我的生活。他是一個舉人，辛亥革命後在河南做生意，後來到了北京定居。就這樣我北上來到北京。哪裡知道我到北京時，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招生日期都過了。當時北京有5所比較重要的大學，除了北大、清華以及北師大外，還有兩所私立大學。一所是輔仁大學，它是一所天主教教會辦的學校，另一所是燕京大學，它是基督教新教辦的教會學校。我就去考輔仁大學，新生考試過了，我又參加了插班考試，結果也通過了，於是我一去就讀二年級。在輔仁大學有兩位先生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個是沈兼士先生，一位是余嘉錫先生。沈兼士先生是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余嘉錫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他們見我不僅能寫詩，而且能填詞，《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詩經》、《左傳》等經典我差不多都能背誦，（至今好多篇章我還能背誦）所以對我很看重。在輔仁大學讀到三年級，我向學校提出轉學。學校老師提醒我，你辦了轉學手續以後就沒有機會回到輔仁大學了。我不在乎，我想考清華，考北大。當時我高中的同學，文理科加起來有13個人在北京。我們一起去考清華、北大。照樣的，我們還是先得通過新生入學考試。通過這個考試以後才能參加插班考試。我們13個人去看清華發榜，一看，大家說：“老杜，幸好你考取了，不然我們是全軍覆沒啊。”（笑）兩輪考試我都順利通過，可以就讀清華大學的三年級。同時我又報考了北京大學。北大的兩輪考試我也順利通過。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之間，我面臨著選擇。當時胡適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文學院院長，蔣夢麟先生是教務長，我衝著他們的名字選擇了北京大學。
記：您是考上了4所大學，就讀了3所，杜老的求學經歷很有意思。
杜：在北大是1935年到1937年。最後我的學歷就成了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專業畢業。
先生們：沈兼士、余嘉錫、錢穆、聞一多和胡適
記：在您的求學經歷中，您覺得最大的收穫是哪位先生給您的？
杜：應該是沈兼士先生。是他告訴我，中國的文字學研究要以《說文解字》為基礎。
記：除了沈兼士先生，您在大學就讀時，哪些先生給您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
杜：沈兼士先生教我文字學；余嘉錫先生教我目錄學和經學。他們的學識都非常好，我受益匪淺。還有錢穆先生。他一生清高，不為名利所動，孤身前往香港創辦新亞學院，培養了像余英時這樣的著名學者。錢先生的人品我是非常欽佩的，他治學也非常謹嚴。在北大的時候我聽賓四先生（錢穆字賓四）講《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通史》，他的課講得也非常好。抗戰開始，我們這些學生匆匆逃離母校，書籍大多散失，錢先生的《近三百年學術史》也在其中，真是惋惜。1958年，我在一家舊書店發現了這本書，就買了下來。你看，我還在上面題了些字，算是對錢先生的懷念。前不久我還在讀他寫的《新亞遺鐸》，感慨很多。
記：杜老的老師中還有不少名家，比如聞一多先生。
杜：聞先生教我們《楚辭》。他是湖北人，《楚辭》四川人讀來不押韻的地方，聞先生用湖北話來念就押韻了。比如“書”我們念“shu”，湖北話讀做“xu”。他給我們講《離騷》，講得非常精彩。
記：杜老您說當時選擇北大是因為胡適和蔣夢麟。胡適先生主要講哪些課？
杜：當時胡適先生要批儒，他對儒的考據是很準確的。他說儒最初是給人家辦喪事的，這一點沒什麼疑問。但是他對儒家對後世的影響重視不夠，中文系和歷史系的很多老師都批評他。不過他給我們講課的時候還是強調要學好古文。他說，中國的書面語言來自於齊魯之地的語法辭彙，孔子、孟子、曾子等大儒都是山東人，我們不學好這些古文，就不可能搞好文字研究。他說，你看我們口中常常出現的“學習”、“孝悌”、“巧言令色”等等都是來自其中。所以他要求我們還是要學習四書五經。有些人斷章取義，說胡適之搞的是反對儒家、全盤西化，那是胡說。
漢字：人類心靈的幾何學
記：當時在北大中文系，你們一個班有多少學生？
杜：我們這個年級一共才19個學生。其中14個人選了文學組，他們學習文學、新聞採訪、寫作；另一個組是語言文字組，這個組沒有幾個人有興趣，主要學習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修辭學還有考據等等。我是這個組的。我們這個組，一共才5個人。
記：看來語言文字研究一直以來就是一個比較寂寞的專業。
杜：對。學文字學，首先要從《說文解字》開始。像茅公鼎、大禹鼎等都講過。茅公鼎上大概有497個字，郭沫若說它相當於《尚書》里的《文侯之命》。但無論如何，文字學研究都是以《說文解字》為基礎的。
記：為什麼說《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研究的基礎呢？
杜：《說文解字》大概有9343個字，而它的註解大概有50萬字左右，可見《說文解字》是何等博大精深。
中國的文字，其中“文”是單體。所謂“文”就是圖案和符號通過象形和指示的方法造出來的，充其量不過400多個字。而文字中的復體，我們就稱為“字”。人旁邊加個“二”，就是仁義的“仁”。《說文解字》是上承甲骨文、鐘鼎文，下接隸、楷的橋樑。1982年我曾經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過一篇題為《漢字：人類心靈的幾何學》的文章，就談到了這方面的問題。我們身處的這個宇宙啊，是一個物質的宇宙。凡是物質，我們都可以用形體來表達。這個宇宙也是一個運動的宇宙。我們的先人看見太陽東升西落，就畫了一個圓圈，中間加一點來表示太陽。我們的文字就這么產生了。
記：當時為什麼想到要發表這篇文章呢？
杜：那是1982年，中國內地開始又一輪的文字改革。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覺得有必要再次強調中國文字的意義。當時在內地不好發表，我就只好發表在香港的報紙上。漢字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便於大眾掌握，但是文字改革不能脫離傳統，必須要保存傳統文化，不能走拼音化的道路。我國家民族因漢字而有統一之標誌，我歷史文化因漢字而得萬世之流傳。這就是我的信念。
記：大學畢業後杜先生還是從事文字研究嗎？
杜：畢業後就留校做研究生了。我和另外一個同學留校做研究生。另外兩個同學做助教，他們比我們的津貼多20元。我們研究生每月津貼30元，他們50元。（笑）哪裡知道，6月26日中文系剛剛歡送了我們，“七七事變”爆發了。當時我們還沒有離開北京，仍然留守大學，但是很快的，上海戰事爆發，全面抗戰開始了。學校送給我們每個人5塊銀圓，讓我們南下到南京教育部報到，以便給我們委派工作。於是我們這些流亡學生一起南下。當年我已經25歲了。由於事先得到電報通知，我記得沿途都有教育部的幹事給我們照應。北大當時三院十三系，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不過幾百人。等我們到達南京時，南京已經戒嚴了，晚上不敢開燈，白天天天都有空襲警報。江陰到南京，飛機只需飛行十幾分鐘。只要日本人的飛機一過江陰，南京就會響起空襲警報。
我們南下時經過山東的時候，我就給樂山家裡寫了信，到了南京我又發了電報，家裡就來電報催我回樂山，說家裡的米鋪生意雖然不算好，但是維持生計還是可以的，叫我不要貪圖那裡的工作了，趕快回家。1937年10月底我就回到了四川，賦閒一年。第二年我就開始了我的教師生活。先是在樂山教中學，後來做中學的校長，再後來，到1952年開始在大學教書。
記：您的很多同學都選擇了與您不同的道路，有的從政，有的留洋，有的參加了革命，像杜老這樣安心教學的人很少。
杜：我們家有個傳統，那就是“書可讀，官不可做”。（笑）
記：教學與學術研究哪一個您更看重？
杜：我覺得是教學。教慣了書的人總是喜歡教書。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要傳達給大家，也比個人埋首學術更重要。
（童華池《成都晚報》）
詩意生活
出生於1912年的杜道生（原四川師範大學教授），193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學專業，師承錢穆、胡適等國學大師，將漢字作為畢生的研究對象。通過對漢文字的研究，杜老先生髮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所在，他把以漢文字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人稱“活字典”。那天向杜老請教養生之道，老先生隨口作答：讀書和教書。進一步再問，這么多年讀了些什麼書？老先生說，主要是《說文解字》。杜老說起自己的畢生鍾愛，兩眼放光。“中國漢字8000多個，實際只有5000多個，其中有些是異體字和重文，常用字3000多個。《說文解字》光是註解就是50多萬字，其中涉及的經書典籍無數，一個人一生是讀不完的。”
兩度評為成都市健康老人
85歲被評為“成都市健康老人”，90歲那年又第二次獲此殊榮的杜老，在健康而且生活自理的情況下，走到如今95歲高齡。讀書教書的確是他的人生最好的精神滋養。從1937年北大回到四川開始教書算起，教書生活已有50多年。這種自由的，修身養性的生活，當然對人的健康長壽有很大的裨益。但就作為學生的我們對杜老的了解，他的長壽之道，遠遠不止這些。
淡泊名利，述而不著
當年教我們的時候，杜老65歲,思想敏銳，記憶力驚人，被稱為“活字典”——要找一個字的釋義或出處，如果一下子拿不準，他可以拿起《說文解字》隨手一翻，準確地翻到那一頁，迅速獲得信息。但是，當很多老師都在忙不迭地要出書、出作品，要成名的時候，杜老卻還是很隨性，但有滋有味地過著他的教書生活。杜老在1982年香港的《大公報》上發表了《漢字：人類心靈的幾何學》文章。這也是杜老一生有關學術方面少得可憐的文章之一。師承名家（杜老曾師承錢穆、胡適、沈兼士、聞一多、朱光潛等），學貫中西，但卻述而不著，是杜老最典型的生活方式，或許這正好成全了他的長壽。
詩意地活著
杜老自己花錢重新印刷了由他注釋的《四川揚琴傳統唱本選》。在書的封面上，杜老用他的蠅頭小楷抄錄了德國著名哲學家卡西爾《人論》中的一段話：“淨化人們靈魂的物品之一是‘藝術’，藝術是我們自願地沉溺於其中的醒著的夢。”熱愛藝術是杜老的天性。年輕時唱崑曲，拉二胡，彈古琴，聽揚琴。20年前出版《四川揚琴傳統唱本選》時，四川的一些老藝術家和揚琴愛好者成立了一個揚琴學會，每周星期五在錦江劇場的悅來茶館唱聽揚琴。那時候杜老就是那裡的座上客。每周從獅子山坐公共汽車去，聽完揚琴和老朋友聚一聚，吃一頓飯，喝二兩小酒，然後哼著小曲，二暈二暈地坐車回家。至今95歲的杜老，聽揚琴，和老朋友聚會，切磋揚琴唱腔和技藝，仍然是杜老最期待的。
安貧樂道，生活自理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對其弟子的讚譽用在杜老身上真太合適不過了。我們在校的時候，杜老就住在川師大中文系辦公樓二樓上一間不到20平米的房間裡。這間房子兼具臥室、廚房、書房。洗手間還在樓下。30年過去了，仍然是這樣，只不過東西堆得更多，房間顯得更破更髒。杜老平時吃飯在食堂，早上稀飯饅頭鹹菜（最愛豆腐乳），中午一葷，晚上一葷。一般晚上要喝一兩五錢燒酒（他不講究是否名酒，但一定要是糧食釀出來的。有時中午也喝，但一定限量）。最近幾年他腿腳有些不便，家裡人要請人照顧他，他都一概拒絕。他說：“有人照顧，我就變懶了，自理的能力就會越來越喪失。”
這是我知道的杜老的養生之道。它讓我想起蒙田提出的有關“人生原則”：順從命運，並不顧一切地將自己交給命運。安於命運也是一種生存機智——95歲的杜老看來是深諳其理的。
（作者系杜道生的學生，畢業於川師大）
小傳
1912年10月生，父親為樂山商人。1919年，進私塾。
1925年至1933年，就讀于樂山縣高小、國中，高中就讀於四川省高級師範學校附屬中學。
1934年至1937年，先後考入四川大學(1年)、北京輔仁大學(1年)、北京大學(2年)就讀。
1937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在成都、樂山等地的中學教書。
1950年，任樂山省立中學校長。
1956年，應邀到四川師範大學任教。
1976年至1986年，在武漢參與編撰《漢語大字典》。
1982年，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漢字：人類心靈的幾何學》一文。
1987年，退休。返聘回校繼續給學生授課。
1988年，《四川揚琴傳統唱本選》(杜道生注釋)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
1992年，真正告別講台。
1998年，撰寫論文《試談周易的先天八卦和洛書——論改定先天八卦四個數字和洛書概括易卦的對待模式》。
1992年，《歷朝史案》(洪亮吉編，杜道生點校)由巴蜀書社出版。
2003年，校注《四書補註附考備旨·大學》。
2011年6月，《論語新注新譯》由中華書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