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193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被保送到晉冀魯豫區黨委黨校學習，曾任榆社縣三大隊宣傳員、縣委交通員。
1940年，任榆社縣委組織幹事。
1942年，任榆社縣三區、六區區委書記。
杜瑞芝同志1944年，任太行區黨委調研室研究員。
1947年，隨軍南下大別山，任河南省汝南縣委民運部長和中原局政研室研究員。
1949年春，任中南局調研室研究員。
新中國成立後第二年，南下廣東，開展土地改革，任廣東省土改調查員。
1951年4月，任新會縣委書記。
1954年2月，任粵中區黨委城工部副部長和廣州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
1956年1月至1966年7月，先後擔任佛山地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衝擊、迫害。
1974年底重新工作，先後擔任廣東省農委副主任、主任，中共惠陽地委代理書記。
1980年5月起，任廣東省委常委兼省農委主任。
1985年7月，任廣東省顧委副主任。
1991年離休。
是中共十二大代表。
人物生平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共廣東省委原常委、原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杜瑞芝同志遺體于于2012年11月27日在廣州火化。
杜瑞芝同志因病於2012年11月22日在廣州逝世，享年93歲。
杜瑞芝同志逝世後，胡錦濤、習近平、溫家寶、李克強、張德江、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趙樂際、朱鎔基等，分別以不同方式對杜瑞芝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悼念，並向其親屬表示慰問。
2012年11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葉選平，廣東省委、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省政協領導同志歐廣源、李玉妹、徐少華、林木聲、雷於藍、肖志恆、梁偉發、劉昆、徐尚武，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專委會領導同志黃華華，老同志鄭國雄、王宗春、張巨惠、方苞、梁廣大、王駿、佀志廣、鍾啟權、游寧豐、李近維、鄭群、肖耀堂、康樂書、陳開枝，杜瑞芝同志生前友好及幹部民眾代表前往廣州殯儀館為杜瑞芝同志送別，並向其親屬表示親切慰問。
杜瑞芝同志1920年10月生，山西榆社人。1937年10月參加八路軍，193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期間，杜瑞芝同志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出生入死；新中國成立後，長期擔任地方領導職務，為黨和國家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林若、朱森林、杜瑞芝3位同志在一起杜瑞芝同志一身正氣，敢於直言。1961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廣州主持召開“三南”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到佛山聽取時任佛山地委第一書記杜瑞芝的匯報。對當時幹群關係有些緊張，幹部民主作風差，農民怕得罪幹部的現狀，杜瑞芝毫不掩飾如實地作了匯報。他一心為公，心直口快，怎么想就怎么說的風格給毛澤東同志留下深刻印象。在1980年他主持省委農村工作後，極力主張依法治農，堅決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杜瑞芝同志想問題、辦事情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尊重農民的意願。1942年整風，他就牢記“實事求是”四個字，他的理解就是：能幹的就乾，不能幹的不能硬幹。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不久，他對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領悟得快，理解得深，堅持得很自覺。1979年7月，他在省農委舉辦的全省經營管理幹部培訓班講話，就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敢於講真話，要堅持調查研究，並強調：“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大得人心，應該衷心擁護。”在農村改革最艱難起步的5年，他對當時的各種“禁區”，敢於與民眾一道，改革進取，善於突破。對當時敏感的農村包產到戶問題，他堅持“要尊重民眾實踐經驗，不要同民眾鬧彆扭”；“怎樣對生產有利就怎樣做”；“要不斷發現民眾的新經驗，不要停留在一個水平上”。始終體現了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和本色。
杜瑞芝同志不但對廣東農村改革起了重大推動作用，而且積極參與全國農村改革政策的研究制定。他認為“做工作要有地氣，有了地氣，才有底氣”，在經常深入農村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主動建言獻策，為中央制定農村改革初期的5個“1號檔案”發揮了重要作用。
杜瑞芝同志自1991年離休20多年來，仍堅持不懈地關心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關心支持廣東農村改革，建設農業強省，期盼早日實現農業現代化。
杜瑞芝同志在大半個世紀的革命和建設生涯中，雖經坎坷曲折，但始終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飽滿的革命熱情，始終保持對黨和革命事業無限忠誠，始終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甘於奉獻、艱苦奮鬥、廉潔奉公的本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鞠躬盡瘁，貢獻了自己的畢生精力。
社會評價
杜瑞芝同志一生勤於學習，善於思考，博覽群書，思路開闊；他光明磊落，正直坦蕩，樂觀豁達，無私無畏；他實事求是，嚴謹務實，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他嚴於律己，廉潔奉公，嚴格要求自己和家屬子女以及身邊工作人員，生活特別簡樸。他既是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注重科學決策的典範，又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愛護幹部、團結同志的榜樣。
杜瑞芝同志一生熱愛人民，忠於黨的事業。他的無私奉獻的情操，敢於擔當的勇氣，光明磊落的品德，高風亮節的人生，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斯人已逝，風範長存。杜瑞芝同志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
杜瑞芝與廣東農村改革
杜瑞芝同志是廣東省農村工作的老領導。自1950年12月南下廣東後，全心全意、全神貫注、全力以赴於“三農”工作上，並為之奮鬥了60多個春秋。特別是在廣東農村改革的早期，他進行了許多“先行一步”的探索，留下了農村改革的精彩篇章。
為“包產到戶”推行開道
1978年杜瑞芝陪同習仲勛考察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而農村改革則從“包產到戶”突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廣東省的湛江、惠陽等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三靠”窮隊也紛紛實行包產到戶。當時，不少黨員領導幹部對搞“雙包”（即包產到戶、包乾到戶）想不通，認為“搞包產到戶就是搞資本主義”。對此，杜瑞芝同志有自己的想法和見解。他認為，包產到戶，個人付出與收入掛鈎，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大大提高，對於農村出現的這種新生事物要熱情對待，不要“對新情況一知半解，對老經驗一往情深”，或者見了新生事物假裝不知道，不敢表態，“不點頭，不搖頭，天天等‘紅頭’（檔案）”，而是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敢於“點頭”，勇於擔當。杜瑞芝同志說：“我們廣東搞大包乾是從困難地區開始的，為什麼呢？活不下去了”，“‘雙包’的最大動力是農民的肚子問題”，“民是國之本，民以食為天，民生第一大要務就是解決吃飽肚子問題”；農民搞“雙包”還有個“三反對”問題：反對平均主義，反對瞎指揮，反對苛捐雜稅。
1980年3月，杜瑞芝同志借到湛江地區檢查春耕生產的機會，深入調查當地包產到戶的情況。他發現，凡是增產的地方，都是暗中搞包產到戶的。他由此得出結論：“搞包產到戶總比讓老百姓逃荒餓肚子好。”於是，他實事求是地整理了湛江地區包產到戶取得成果的多份典型材料向省委匯報，一再呼籲，對包產到戶、包乾到戶，“不要硬糾強扭，不要與農民民眾搞對立”。1980年6、7月，杜瑞芝同志又帶工作隊到惠陽地區紫金縣蹲點調查兩個月，連續兩次向省委和省農委黨組寫報告，認為“包上繳”好，民眾最怕“打大撈”，應順應民眾要求。他說包產到戶“是調動民眾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政策，沒有必要強調只是權宜之計”，“也不要採取僅僅是‘允許’的被動態度”。他的兩份調查報告，得到當時省委楊尚昆同志的充分理解，說“我已經多年沒見過這么好的報告了”，並批示將報告發給省委常委和正在省里開會的各地（市）委書記。
1980年9月至1981年7月，杜瑞芝同志在代理惠陽地委書記期間，竭力在全區推行包產到戶，為全省包括富裕地區帶了個好頭。在1981年1月召開的全省地、市、縣委書記會議上，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同志明確支持杜瑞芝同志的主張，廣東省範圍內結束了“包”字之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省各地迅速推開。
杜瑞芝同志積極參與了從1982年到1986年黨中央、國務院五個“1號檔案”的調查、研討、起草工作，並被戲稱為杜潤生改革團隊的“四路諸侯”之一，對推動全國農村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為“先富”與“共富”探索指路
20世紀80年代初杜瑞芝在惠陽地區視察在廣東農村，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各項政策逐步放寬，一些農戶靠勤勞增加收入，迅速成為農村致富的排頭兵，一批“專業戶”、“重點戶”和“經濟聯合體”應運而生。率先富起來的“萬元戶”成為議論的熱點，也成為患“紅眼病”的人責難的對象。有的甚至“上綱上線”，說什麼“抓了個體，丟了集體”。據此，杜瑞芝同志結合現實生活中的典型事例，在多種場合從理論和實踐上進行宣傳、解釋，消除誤解和疑慮。在1982年省農委召開的一次專業戶座談會上，杜瑞芝同志站出來為專業戶、萬元戶正名。他說：專業戶靠勤勞致富，完全正常，應當給予支持。1982年8月19日，杜瑞芝同志在佛山地、縣領導幹部會議上講“放手讓專業戶發展，不要怕”。
杜瑞芝同志認為：“農民民眾搞了包產到戶，在解決了溫飽問題後，部分農村能人帶頭拓寬生產領域，擴大生產規模，追求致富，這樣就在種植業、養殖業、加工業方面出現了一批承包大戶。”他對此始終給予鼓勵和引導。經他與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同志爭取，南海縣被列為農村改革試驗區。他經常到該試驗區了解情況，指導如何探索農業的規模經營和集約經營問題。
杜瑞芝同志既鼓勵農村一批能人通過辛勤勞動、艱苦創業先富起來，同時不忘探索解決貧困地區農民收入不高的問題。特別在近幾年，他經常思考“先富如何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他說，“讓先進入市場經營的先富者教會後進入或沒有進入市場經營的貧困戶，學習運用市場經濟發展規律，交換更多資源，從而致富”；“要讓貧困農民學會自己走路，不能扶起來，又窮下去。貧困戶也不能成為‘三靠隊’，天天扶，天天貧。”他還表示：“不解決貧困戶的發展問題，何談幸福？只有農民幸福了，廣東才會有真正的幸福！”
為“僱工經營”掃除障礙
杜瑞芝到陽江市江城區石河村考察杜瑞芝同志支持農村專業戶、重點戶、經濟聯合體發展的過程中，觸動了承包大戶“僱工經營”的敏感神經。其中肇慶地區高要縣沙浦公社沙一大隊社員陳志雄的僱工經營事件就引發了軒然大波。陳志雄在當地承包魚塘面積497畝，全年僱請固定工5個，臨時工1000個工日。1981年5月至9月份，《人民日報》就“怎樣看待陳志雄承包魚塘問題”展開了專題討論，爭論最激烈的是“僱工問題”，還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高層領導的關注，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等五位領導分別作出批示。廣東省委指定杜瑞芝同志組織調查。“僱工”問題，一直是沒有人敢觸犯的“禁區”。直到1980年中央“75號檔案”，仍然明文規定“不準僱工”。杜瑞芝同志很巧妙地處理了這個棘手的難題。首先安排省農委調查研究，並以廣東省農委的名義將《關於陳志雄承包經營的情況報告》上報省委和國家農委，充分肯定陳志雄開創了專業承包的先例，強調“這種承包方法和經營方式，就其經濟效益來說，比原來‘吃大鍋飯’的集體經營要好。”這個情況報告還有理有利有節地應對了個別領導關注的僱工經營的性質問題，避免再引起無休止的爭論。
在對待“僱工經營”的問題上，杜瑞芝同志有獨到見解。他說：“個體經營、聯合經營、專業承包中已經出現的一些僱工現象是因為他們在生產和經營中，勞動力不足，搞不了，就僱工。”杜瑞芝同志經常用典型事例說話：“我聽到珠海打工的農民說，在珠海打工每月有500元，在家卻找不到飯吃。”他反問那些反對僱工的人：“那僱工比沒有飯吃好吧？”關於僱工的性質問題，他更是毫不含糊地指出：“現在出現的僱工現象同舊社會的僱工剝削，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不能相提並論。”他在1982、1983年不下10次談到承包僱工問題，不斷為“僱工經營”洗冤正名，掃除障礙。
杜瑞芝同志對僱工經營的見解，逐步被越來越多的幹部民眾接受。隨後幾年，在逐步營造允許僱工經營的寬鬆環境下，廣東的私營經濟得到蓬勃發展。
為“農產品流通”給力放行
計畫經濟時期，長期實行農副產品統派購制度，除了對糧棉油等項實行統購外，還對生豬、水產品等實行派購式專營，品種多達132種，幾乎所有主要的農副產品的交易均由國營商業壟斷經營。對此，杜瑞芝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流通領域長期不允許多家經營，而且只能‘一口價’，說穿了，就是不準農民參與市場競爭，不和農民講等價交換。”為此，杜瑞芝同志認真貫徹省委的決定，對農副產品統派購制度實行改革。
杜瑞芝同志認為，對於購銷體制的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難度和阻力很大，但是不能因此不去碰”，維持舊體制勢必重複先前農副產品“多了砍，少了趕”的局面，重複“東西越少越要統派購，越統派購東西就越少”的惡性循環，改變不了“短缺經濟”的困境。如何改變這種舊體制呢？杜瑞芝同志概況為“三為三抓”：
杜瑞芝(右)和杜潤生一為恢復生產而抓產供銷三管齊下放開。農產品流通改革的突破口就是率先放開“肉牛”。杜瑞芝同志根據1978年中央37號檔案關於“牧區可以養一兩頭自留畜”的規定，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起草了貫徹37號檔案，當時省委、省政府領導劉田夫、楊立彬同志認為很好，於是1979年2月，廣東省頒布了《關於恢復和發展養牛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該《規定》明確：農民、城鎮居民都可以私人養牛，而且對殘菜牛和耕牛的購銷也完全放開。這項改革很成功，耕牛存欄量和市場交易量直線上升。
二為等價交換而抓農產品價格放開。1982年5月，杜瑞芝同志主持召開了全省水產養殖工作會議，他不同意通過增加派購扭轉“吃魚難”局面的意見，並提出另一種新辦法：“把魚價放開”。省委採納了這一主張，結果一放開魚價，魚的市價貴了，一度遭到吃慣牌價魚形成固定觀念的市民罵街，出現“陣痛”。由於把魚價放開，產量大增，1984年全省魚產量突破100萬噸，只用了兩年時間廣東便從“吃魚難”變為“南魚北調”。
三為貨暢其流而抓農工商綜合經營。為了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杜瑞芝同志於1980年4月組織參觀學習組赴四川取經，學習四川省辦農工商綜合經營的經驗，回來之後搞試點，之後召開會議，推動珠江三角洲和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成立農工商公司和農工商聯合經營企業，衝破國營商業長期實行的高度壟斷經營，緩解了農產品買難賣難問題。
搞活農產品流通，儘管幾經風雨，出現過反覆，最終還是不斷突破，1983年廣東省再次把水果、家禽等16種農產品放開經營，結果又是一放就活，貨暢其流。
為農村改革歷史經驗立言
杜瑞芝同志引領農村改革，闖過一道道難關之外，自1985年卸任省委常委職務之後，時時不忘農村改革。
為了總結歷史經驗，不忘歷史教訓，1987年至1994年，杜瑞芝同志親自組織編委會和寫作班子，編寫廣東省農業合作史。經過7年艱苦工作，於1994年出版了全國第一本省一級的頗具影響力的農業合作史。
2003年冬，杜瑞芝在廣州珠島賓館杜瑞芝同志與秘書張敬東一起通過多種形式進行“互動”，指導、幫助張敬東同志寫作和出版了《杜潤生他們》、《廣東農村改革紀實——杜瑞芝訪談錄》、《蝦案實錄》和《我為先行者歌》等著作，記述了農村改革鮮為人知的一個個偉大創舉，是留給後人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當中張敬東同志於2004年底采寫的《任仲夷：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先驅》的長篇通訊，由杜瑞芝同志當面向任仲夷同志推薦，任仲夷同志欣然同意接受採訪，並提供相關材料。文章初稿寫出來後，經任仲夷同志親自審閱、修改、定稿、簽發文章。先在《秋光》雜誌分四期發表，一年後任仲夷同志不幸辭世，從隔天起，《羊城晚報》等報刊大篇幅圖文並茂轉載，任老這位廣東改革開放的先驅在讀者和社會引起了強烈的關注和反響。
杜瑞芝同志支持廣東省農村政策研究中心編輯出版了《廣東農村改革發展史論》。杜老不僅接受該中心主任江惠生的邀請，而且暢談了廣東農村改革的歷程，還於2009年7月參加了在從化召開的“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暨農村改革三十周年”研討會，作了題為《關於初級社和初級階段》的重要講話，他說：重溫新中國60年歷史和農村改革30年歷史，從中體會出三個結論：一是“我們過去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犯了‘左’的錯誤，等於跑步上了喜馬拉雅山”；二是“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三是“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促進土地流轉，堅定家庭經營體制，長久不變”。杜老講話從不拐彎，一語中的，語重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