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杜潤生杜潤生，原名杜德。 1913年生。山西太谷縣陽邑村人。大學文化 。
他是中國共產黨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他多次向中央建言，主張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檔案”，對於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
人物生平
杜潤生，男，1913年7月18日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縣陽邑村人。1932年10月參加共產黨的外圍民眾組織抗日反帝同盟會和社會科學家聯盟。1936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
杜潤生是中國共產黨內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建國以來長期參與中國農村問題的決策制定工作。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檔案”，對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推廣和鞏固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公認的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
土地革命戰爭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9年考入太原國民師範學校。1933年到北京。1934年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文史系，一面學習，一面從事學生運動。1935年因被同鄉告密遭到逮捕，關押數月後釋放出獄。在 “一二·九”運動中任學聯代表。1936年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區隊長和宣傳部部長。
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時期，進入太行山根據地參加抗日游擊戰爭，投身根據地政權建設，歷任晉冀豫抗日義勇軍三支隊隊長，中共太行山黨委宣傳科科長，太行太岳冀南聯合辦事處教育處處長，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委員，教育廳秘書主任，太行山六分區專員、二分區專員，太原軍調小組軍事代表，太行區黨委城市部太原城委書記，太行行署副主任等職。
解放戰爭時期
解放戰爭時期，1947年隨劉（伯承）鄧（小平）大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南下。親身參加了挺進大別山的戰鬥，後來投入淮海戰役，參與領導所在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書長，中共中央華中局秘書長，淮西區工委書記，中共豫皖蘇地區四地委書記。
新中國成立後
杜潤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中南局軍政委員會土改委員會副主任，領導中南地區土地改革。1953年初調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秘書長、國務院農村辦公室副主任，參與組織農業合作化。1956年後，歷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中國科學院秘書長、中共中科院黨組副書記，1961年主持起草《關於自然科學研究的14條意見》。1979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起草農村政策檔案，特別是五個一號檔案，提倡小城鎮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來，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副主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兼任中國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農業經濟學會理事長、中國合作經濟學會會長、中國國土經濟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民生研究院（北京四海昌信諮詢中心）高級顧問。第四屆中國發展百人獎終身成就獎。
2013年7月18日杜潤生101歲生日，溫家寶王岐山等看望。
政治活動
參加進步社團
杜潤生杜潤生得舅父之助，1927年考入太原國民師範讀書，該校向有革命傳統。時值北伐戰爭結束，三民主義未能實現，各黨派都宣傳自己的主張。杜潤生曾寄希望於國民黨改組派，但其成員在野時講革命，一旦當了官就腐化，令青年們大失所望。蔣介石對內加緊鎮壓革命，九一八事變後卻對日採取不抵抗政策，反動面目大暴露。經過冷靜地觀察，他感到真正為中華民族實幹的只有共產黨。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杜潤生很想靠近共產黨，因苦於找不到組織，他與其他青年自動組織一個“九一八讀書會”，發動抵制日貨，開展抗日宣傳。後來學校成立學生會，他積極參加，並成為骨幹。
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太原學生運動糾正了自流現象，把鬥爭鋒芒對準國民黨反動分子。太原國民師範校長梁先達和教育所所長苗培成，是國民黨省黨部委員，壓制學生抗日運動，學生們發動驅逐梁、苗二人的鬥爭，組織了包圍省黨部的請願活動，杜潤生是學生代表之一。軍警當場開槍，打死一人，傷十餘人，杜潤生也受了傷。慘案教育了民眾，也更加堅定了杜潤生參加共產黨的決心。他認為：“沒有共產黨這樣的組織，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就打不倒。”1932年10月，杜潤生先後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民眾組織抗日反帝同盟會和社會科學家聯盟。
參加革命
驅梁學潮發展到反對當時統治山西的軍閥閻錫山，即遭到鎮壓，杜潤生被通緝，他只好到鄉下躲避一段時間。1933年來到北平，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文史系，一面學習，一面從事學生運動。1935年，因被同鄉告密遭到逮捕，關押數月後釋放出獄。在“一二九”運動中，他是學聯代表，後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區隊長、總部宣傳部長。1936年夏季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杜潤生在太行山地區參加抗日游擊戰爭，投身根據地政權建設，歷任晉冀豫抗日義勇軍三支隊隊長，太行區黨委宣傳科科長，太行行署副主任。
神秘的九號院
這是1982年，九號院立起了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兩年前剛成立的國家農委。往後7年，九號院就成了農研室的代稱。1990年的一天，西黃城根南街九號的院子裡，一個工作組走了進來。他們宣布，決定撤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
主要著作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9月
《現代科學領導大全》，農村讀物出版社（北京），1988年5月
《中國農村的選擇》，農村讀物出版社（北京），1989年1月
《思考與選擇：關於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問題研究》，合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
《中國的土地改革》，主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8月
《杜潤生文集：1980～1998》，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年12月
《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
《中國農村制度變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杜潤生自述 : 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
《杜潤生改革論集》，中國發展出版社，2008年
《改革憶事》，人民出版社，2009年
人物成就
杜潤生是公認並具有深刻影響的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政策制定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對推動中國農村改革功不可沒。
主要研究中國農村經濟改革政策。
土改後
土地改革運動
杜潤生題字從學生時代起，杜潤生就非常重視理論學習和思考，在領導崗位上，他更重視用革命理論指導實踐。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黨組織為杜潤生作的鑑定中，就有“領導能力強，思想敏銳突出，有理論素養”這樣的評語。
解放戰爭中，1947-1949中共豫皖蘇地區四地委書記。
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區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在領導中南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提出了分階段進行土改的主張，即普遍發動民眾、剿匪反霸、建好農會組織，再轉入分配土地。他還提倡下鄉參加土改的幹部與民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利於黨的基層組織建立在貧苦農民的階級基礎上。毛澤東主席肯定了杜潤生所提分階段進行土改的方法，1951年2月，毛澤東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語中指出：“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確秩序，本來應當如此”。
組織農業合作化
由於土地改革中的出色工作，杜潤生得到中央領導的賞識，於1953年初被調到北京，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兼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參與組織領導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初期，按中央決議推進農民的互助合作，鄧子恢部長和杜潤生提出的一些意見，毛澤東開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後來農村建立合作社的發展勢頭非常迅猛，他們跟不上毛主席決策的變化，彼此出現分歧。主要表現在：第一，毛澤東主張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速度要快，他們則主張慢一點，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數量；第二，在中南局土改結束以後，他們提過給農民經濟活動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僱工自由和租佃關係的自由，叫做“四大自由”，毛澤東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主張，缺乏清算；第三，關於合作社的形式，他們主張搞多樣化，不要限於一個形式。所有這些，毛澤東都不接受，認為是右傾錯誤。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會上，毛澤東及中央主要領導人點名批評了鄧子恢和杜潤生，說他們“在社會主義高潮到來之前，像小足女人（在後來的會議和文章中則稱“小腳女人”）走路”。當時，大規模合作化運動，還處在發動階段，受實踐經驗的限制，還不可能取得進一步的理性認識，他倆都作了檢討。這檢討不是違心的，他們由衷地承認主席是正確的，他們錯了。當時黨內有個別人提議要嚴加追究鄧和杜的責任，毛澤東說，“杜某是一個好同志，土改是堅決的。對於合作化，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經驗，到下邊實踐一段就好了。”毛澤東為了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編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全書共收入176篇文章，他逐篇審校，寫出按語，表現了重視調查研究，嚴肅認真的工作精神，這也使杜潤生深受感動。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鄧子恢和農村工作部的工作重新給予評價，認為他們的主張是對的，不實之辭，予以推倒，鄧、杜舊案得以平反。
科學規劃
按毛澤東的意思，杜潤生本來是應該調到地方工作一段時間的。但是，一個與科學有關的機緣，改變了他的人生安排。1956年初，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找他談話說，“先不要下去，國務院最近要成立一個科學規劃委員會，規劃委員會下設個辦公室，要幾個具體抓工作的負責同志去。”
1956年3月14日，國務院正式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是陳毅，副主任是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和李四光。由張勁夫擔任秘書長，兼委員會辦公室主任，范長江和杜潤生為辦公室副主任。
張勁夫登門拜訪了杜潤生，請他抓好辦公室的日常工作。從此，杜潤生在新的歷史舞台上，成為制定十二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的智囊和主筆。
要而言之，杜潤生為規劃的制定做了至關重要的三件大事：
第一，提出把“重點發展，迎頭趕上”作為12年科學技術規劃追趕先進國家水平的發展戰略。
規劃開始時，大家議論紛紛，與會科學家各自就比較熟悉的科學領域，提出大批課題。作為一個科學落後的國家，要由農業國轉化為工業國，科技工作與經濟結合，選擇什麼發展戰略，這是必須明確的問題。如果齊頭並進，可能費力大而收效差。
第二，提出“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制定規劃的構想。
參加科學規劃工作的科學家有幾百名，研究所和大學主張按學科規劃，產業部門則主張按任務規劃。雙方爭論不休。杜潤生對此潛心研究，他看了不少書，特別是美國和蘇聯制定有關科學計畫的資料。他認為，組織科學研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按學科組織，這是多數國家的做法；一種是按任務組織，這是政府參與科技事業許多做法中的一種選擇。哪種較好呢？根據世界各國的情況，凡是能夠迅速發展某些新興技術領域的，都是按任務組織的。二次世界大戰中和大戰後，蘇聯和美國的科學進步最快。美國最初表現在核子彈研究上，這是以任務組織的。蘇聯的飛彈技術人造衛星也是以任務組織的。打破學科限制，合力完成一個任務，取得政府強力支持，這是以任務組織的好處。中國適於選擇後者，但要保留前者作為補充。
第三，杜潤生主筆起草了科學規劃綱要的“草案”，並組織起草了任務說明書。
綱要草案共分9節，除前面的序言和後面的結束語外，其他6節的題目是：1956-1967年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任務的重點部分；基礎科學的發展方向；科學研究工作的體制；科學研究機構的設定；科學技術幹部的使用和培養；國際合作。對57項重要任務，又組織科學家分組編寫了詳細的“任務說明書”，涉及任務的意義和預期結果，國際先進水平和我國現狀，解決任務的科學途徑，解決任務的大體進度，組織措施，工作的協調與監督等內容。綱要草案與任務說明書，共有600萬字。
十二年規劃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科學家組織到國家建設的計畫當中，這個規劃也成為建國以來影響最大最好的規劃：第一，推動中國的科學走上現代科學軌道；第二，直接推動了國防工業的發展，其中，科學院把“四項緊急措施”，納入院的行動計畫；第三，對於各個大學和生產部門加強科學研究起了積極的引導作用。從此，使科學為國家建設服務找到了具體的組織和實現形式，大大提高了科學研究的效益，加快了中國追趕世界科技先進水平的進程，以致此後十多年時間就有了“兩彈一星”的成就，並由此帶動了計算機、自動化、電子學、半導體、新型材料、精密儀器等新技術領域的建立和發展。
承包理論
杜潤生過去30年，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對中國現實影響最大的原創經濟理論，而杜潤生及麾下的研究組正是這一理論的貢獻者。
在北京一條破舊的胡同里，95歲的杜潤生雙耳失聰，虛弱遲緩，他為改善農民地位付出了一生氣力。
27年前的1981年，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正在執筆起草一個里程碑式的檔案——1982年中央“一號檔案”。檔案結束了包產到戶30年的爭論，正式確立其合法性。
在此之前，高層爭論激烈異常。一位親歷者回憶，“文革”雖已結束，路線鬥爭慣性仍在，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沒有調和餘地。
在這種勢不兩立的政治氣氛下，杜潤生試探性地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貧困地區要調那么多糧食救濟，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
1955年，因為對農村合作化心存疑慮，杜潤生曾被毛澤東批評為“小腳女人”，解除了他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的職務。“文革”中杜潤生成為右派，被喻為解散農業合作社的罪魁禍首。在一個破舊的小屋中暫住，被開除黨籍的他，“心裡對農村問題總是念念不忘”。
或許這段政治遭遇幫助他練就了“道並行而不悖”的政治智慧。萬里曾說，為什麼同樣的道理，從我們口裡說出來，和從杜潤生同志嘴裡說出來就不一樣。話讓他一講，不同意見的雙方都能接受。
在貧困區試行“包產到戶”的建言同時得到了兩派的應允，很快證明成效顯著。中央的態度發生變化，“包乾到戶”從此呈燎原之勢。事後有人總結，正是農民的“闖一闖”，杜潤生的“試一試”和鄧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這個偉大的變革。
1981年，杜潤生在國務院會議上的講話振聾發聵。他說，集體經濟已難以維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他說，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貧困。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潤生率調查組分赴各省實地考察，來自安徽的報告說：包產到戶是農村的曙光，是中國的希望。
是年冬天，杜潤生主持起草了改變中國農村歷史的中央“一號檔案”。他創造性地提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么害怕“包產到戶”。熟悉這段歷史的人後來評價，在波瀾不驚中，時代的巨輪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人民公社靜悄悄地走下神壇，未發生任何震動，這是何等的大手筆。
杜潤生一生堅持田野調查。他和他的團隊一年中有半年都在下鄉，去了解農民想什麼，乾什麼，有什麼要求。師從杜潤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為思考和解決中國問題的中堅，他們中有中共中央紀檢委書記王岐山、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這三位都曾直接參與了上世紀80年代連續五個中央一號檔案的起草。
晚年的杜潤生已倦於回顧自己對“包產到戶”的作為，他說那是農民自己的發明。在安靜的個人世界裡，他獨自思考了更多，最終總結成一句話，中國的改革要過兩關，一個市場關，一個民主關。沒有了聽力和交談的能力，但“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憂患的目光始終投向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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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北京紫竹橋附近的酒店裡，九號院的老同事聚在一起，慶祝杜潤生101歲生日。投影中的杜老像個孩子，擺弄拐杖，拿反了手機，攏著耳朵做出聽不清的姿勢。
溫家寶、王岐山、陳錫文、發改委副主任杜鷹等人到醫院去看望，俯下身聽老人家講話，螢幕上出現哪位老同事的身影，現場就輕喚一聲他的名字，“毅夫”、“錫文”、“岐山”……去年，王岐山自己開著車來參加杜老的生日會，“我是中午逃出來了，因為實在想見見你們，1點鐘必須得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