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家庭支持
杜國庠1889年4月30日，杜國庠出生於廣東澄海縣蓮陽鄉蘭苑村。父親杜建矽是晚清秀才，以教書養家餬口。杜國庠五歲時，父親去世，家庭生活更加困苦。幸嫡娘勤勞慈惠，省吃儉用，使他七歲時得以進入私塾，受到較好的啟蒙教育。
私塾時期
1904年，日、俄帝國主義為爭奪中國東北爆發戰爭，腐朽的清王朝宣布中立。15歲的杜國庠對此深感痛心。他在一篇策論里，極力主張徹底收回東北主權，表達了強烈的愛國精神。這篇文章被私塾先生的友人吳貫因看到，深為讚賞，提出要杜國庠到他那裡免費就讀。
日本留學
1907年，十八歲的杜國庠因學業成績優異，得杜氏大宗祠和邑同善祠的資助，東渡日本留學，從補習日語開始，相繼進入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部普通科、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再升入第一、高等學校。1916年秋，進了京都帝國大學政治經濟科，於1919年畢業，取得經濟學士學位。留學時間長達十二年之久，在思想上和學業上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留學期間，他除了出色完成各階段的基本學業外，還廣泛涉獵其他知識，對於哲學思想方面，尤為注重。他認真探求著科學的思想方法，一切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的方法論都不能使他滿足。在京都帝國大學的頭一學年，他從日本著名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博士講授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說中，初步體會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尤其是在學習了作為方法論的唯物辯證法後，才使他追求多年的方法論問題得以解決，從而開始確立了獻身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治學的道路。
愛國熱情
杜國庠身在異國他鄉，目睹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不斷膨脹，對中國虎視眈眈，他心憂社稷，愛國熱情不斷高漲，積極參與當時進步的社會活動。他參加了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為宗旨”的文學團體“南社”，寫下了不少憂國憂民的愛國詩篇。他態度鮮明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
1913年，日本當局發起組織所謂“日中親善”的日華同學會，為侵略中國作組織、輿論準備。它的機構就設在第一高等學校。1915年，杜國庠利用自己被選為一高中國留學生同窗會會長的身份，在中國同學中開展宣傳活動，在大家的支持下，向日方幹事會宣布解散“日華同學會”。由此直到回國，他一直受到日本警方的監視。
1916年，袁世凱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復辟帝制，中國人民群起聲討。杜國庫與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釗(1913年進早稻田大學本科)等，在東京籌組“丙辰學社”，進行反袁鬥爭。
文化運動
任教北京大學
杜國庠塑像1919年7月，杜國庠學成回國，經李大釗介紹，應聘任北京大學講師，還先後在其他幾所大學兼課，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說等。當時，北大學生中有國民黨員兩百多人，國民黨北京黨部曾一再動員杜國庠加入國民黨，領導這些國民黨員。杜國庠認為三民主義不徹底，對參加國民黨不感興趣，婉言回絕。由於北洋政府腐敗不堪，北大也被胡適、蔣夢麟等所把持，杜國庠深感此地非棲身之所，1925年春，便乘奔母喪之機，辭去教職，回到故鄉澄海。
加入中國共產黨
杜國庠先後出任澄海中學、金山中學校長。是時，國民革命軍第二次勝利進抵潮汕，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出任東江各屬行政公署委員，政治形勢大好。杜國庠銳意刷新校政，引導學生參加實際鬥爭，培養了不少革命人才，被當時反動勢力視為眼中釘和“準共產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潮汕反動勢力跟著行動，瘋狂捕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杜國庠幸得金中工友報訊，才免遭毒手，避匿鄉間。9月，南昌起義軍進駐潮汕，杜國庠立即趕到汕頭會晤周恩來和郭沫若。在革命危急關頭，他提出了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申請。因形勢急劇逆轉，來不及辦理入黨手續，就隨軍撤出汕頭了。
革命作品的翻譯
1928年1月，杜國庠到了上海，2月，由錢杏屯(阿英)、蔣光慈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即投身於反文化“圍剿”的鬥爭。他參加了革命文學團體“太陽社”，又組織了“我們社”，創辦月刊。在兩年多時間裡，他致力於革命文藝理論研究與進步文學作品的翻譯。在1929年3月《海風周報》第12號上，發表了他的《1929年急待解決的幾個關於文藝的問題》，這是當時第一篇論述文藝大眾化的論文，對推動文藝與民眾的結合，有良好影響。
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
杜國庠在從事文學活動的同時，沒有投放鬆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的譯著和研究。幾年間，他個人翻譯出版了八十多萬字的書刊，另外還有幾種與人合作、合編的譯著與辭書。這些著述的出版，對當時的廣大讀者，特別是知識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起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文化工作委員會
1929年秋，黨為了加強對文化工作的領導，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杜國庠是文委成員之一。文委成立後，立即籌組左聯，他積極參加了這方面的工作。隨後，他按照黨的指導，於1930年5月與潘梓年、鄧初民等發起組織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並參與社聯黨團的領導工作。此後幾年間，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哲學社會科學的普及和對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培養上面，經常參加一些大學或工廠組織的學習小組和讀書班的活動，孜孜不倦地指導他們學習。隨著黨領導的革命文化運動的開展，繼“左聯”、“社聯”之後，又成立了“劇聯”、“美聯”、“教聯”等左翼組織，在此基礎上，黨又成立了一個公開領導這些民眾團體的機構一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杜國庠是領導成員之一。1933年夏，文總負責人杜國庠到泉漳中學了解鬥爭情況，發現在那裡任教的艾思奇思想活躍，學習勤奮，是一個很有希望的青年，應該著意培養。於是，他把艾思奇的關係轉到社聯，使他有充分時間研究哲學。艾思奇終於成為中國卓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被捕
從1933年底到1935年春的一年多時間裡，上海中央局三次遭到敵人的大破壞。在1935年2月19日的第三次大破壞中，杜國庠與陽翰笙一起被捕。同一天被捕的還有上海中央局書記黃文杰、文委田漢等三十六人。
重獲自由
經歷了複雜鬥爭的杜國庠，早已有了多種思想準備。他被國民黨當局先後關押在上海、南京、蘇州的監獄共達兩年多時間，始終表現出共產黨人的高貴品質。他根據不同具體情況，採取不同的鬥爭策略，使故人一籌莫展。在蘇州反省院後期，曾有一位同鄉特意前來探望，勸他“寫點東西，表示悔意”。他鏗鏘地回答：“我要是願意寫東西，早在南京就出去了。而且，我無過可悔，更不願意軀殼出去而把靈魂留在院內。”全面抗戰前夕，經過我黨鬥爭，國民黨同意釋放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於是杜國庠在1937年6月12日重新獲得了自由。
抗日救亡
杜國庠滿懷抗日激情，很快就走向了抗日鬥爭的第一線，在第八集團軍軍法科當上尉書記。不久，黨又安排他到第八集團軍中的戰地服務隊當上校總務科長，協助隊長錢亦石工作。12月，因錢亦石到上海治病(不久逝世)，便由他代理隊長。他帶領全隊在浦東、嘉興、杭州、江山等地城鄉，廣泛開展民眾宣傳，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的抗日救亡運動。
1938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了主管軍中宣傳的第三廳，由郭沫若任廳長，黨又安排杜國庠到三廳國際宣傳處擔任科長。他為開展對日宣傳付出了艱苦的勞動。三廳撤退到重慶後，他挑起了最重的擔子。郭沫若說：“三廳內部工作和應付國民黨的事，主要由杜老承擔。”1940年秋，三廳隨著工作的廣泛開展，而成為蔣介石的眼中釘，於是，蔣手諭三廳工作人員必須一律參加國民黨。郭沫若、杜國庠等四十餘人立即憤然辭職，蔣介石只好宣布另組文化工作委員會加以挽留。杜國庠在文工會任職期間，深入進了中國占代史和先秦諸子的研究，在《新華日報》和《民眾》周刊上二發表了不少文章。
抗戰勝利後
抗戰勝利後，杜國庠重新回到上海。周恩來指示他不要公開參加政治活動，不要突出，以便今後為黨工作。他遂以文人身份，繼續從事研究和著述。1946年7月，他集中精力，以一個月時間，寫出了《先秦諸子思想概要》一書，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對自孔子到韓非子，即從春秋末葉到戰國末葉儒、墨、道、法、名幾家重要代表者的思想，作了精湛的論述。隨後又完成了所承擔的《中國思想通史》笫一、二、三卷的有關部分。並在民生人士和工商界上層分子中開展統戰工怍。
建國前夕，杜國庠從香港進入古都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黨政領導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士共商建國大業。
建國之後
行政事務
1949年後，杜國庠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兼文教廳廳長。他以年過花甲的高齡，為開創和發展廣東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竭盡全力。他以大學為重點，組織教師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提高廣大知識分子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他珍惜人才，器重有識之士，團結了許多學有專長的舊知識分子，他作風深入，工作細緻，謙虛隨和，令人可親可敬。
由於他認真貫徹黨的有關方針政策，並創造性地加以運用，加之他崇高的學術聲望和高尚的人格十分感人，因而充分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使廣東的文教事業得以蓬勃開展。
從1953年起，杜國庠還擔任中共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廣東省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辦公室主任、廣東省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主席、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院長、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副院長等職；他又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4年，杜國庠被選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還擔任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廣州分會主席，中國對外文化協會廣州分會主席，廣東省中蘇友好協會副主席等職。
學術研究
在十分繁忙的行政事務與社會活動之餘，杜國庠仍然擠出時間，從事學術研究。1959年，他將自己二十年來發表過的部分文章，編輯成-書，取名《便橋集》。他在《編後記》中說：“一俟更好的鋼骨水泥乃至全鋼結構的橋樑建造出來的時候，便可毫不婉惜地棄置或拉雜摧燒了它。”充分表現了他治學的謙謹態度和對發展祖國文化事業的殷切期望。
1961年1月12日，杜國庠逝世，享年七十二歲。
主要著作
1959年出版《便橋集》，編撰《中國邏輯史》、《中國佛學概論》。杜國庠學識淵博，精通日文，還懂英文、德語，探涉的學術領域寬闊，在政治經濟、哲學、文學、古文獻、佛學、邏輯學、因明學(印度邏輯)等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詣。《中國思想通史》、《先秦諸子思想概要》、《便橋集》、《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杜國庠文集》。
